雍正十年（1733），雍正帝又谕令，将直隶省每年应解白银九万四千余两，分给户部各级官员做养廉之用，以弥补京官不受陋规的损失。
雍正帝把养廉银制度作为整顿吏治和财政的突破口，取得的成就不小。十年之后他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小民免于扰累，此中利益乃天下所共见。”后世人评论历史，有“雍正朝无清官”之说，因为当时官吏都小心谨慎，不敢大肆贪污，就都成了清官，也就无所谓清官了。
反腐败严肃吏治，是雍正朝致治之大要，成就十分显著。
养廉银制度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正如雍正帝所说：吏治稍有澄清，公然贪赃枉法及侵盗钱粮者减少了（国库有所充实），人民免于扰累。究其原因还在于雍正帝实施了严刑峻法，追查亏空，以及实行密折制度，使官吏之间相互监督，各怀畏惧。一方面使用惩罚手段，一方面他本人注意以节俭的生活方式作表率，这些都起到了廉政作用。虽然雍正帝也不能最终禁止贪污，但是，雍正帝以养廉银来配合“束湿”（拧干湿布，喻吏治太严）之治，确实较为合情合理，现实可行。
最后是取缔规礼。雍正还没有当上皇帝和刚刚登基的时候，所有的地方官员必须要按照规定向自己的上司送礼金。这样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雍正元年的时候，山东巡抚叫黄炳，他向雍正报告他所主管的衙门每年收到的规礼的银子十一万两这么多，如果这个规礼制度不废除的话，贪官污吏也很难彻查清楚。雍正元年，雍正就发出了一道上谕，禁止所有的地方官员接受任何的馈赠，督抚也不能到州县去摊派。如果还有官员要接受规礼的，一旦被查到就要严厉处罚。巡察御史博济、山东巡抚黄炳和博尔多、余甸这些人都受到了严厉的惩治。与此同时，雍正还加强了对朝廷里官员的约束，取缔规礼和取消部费成了其严行吏治的一把利剑。
清朝实行的俸禄制度是很低的俸禄，雍正刚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国家年收入平均水平是四千万两，王公大臣的俸禄就不到一百万两。作为封疆的大官每年的工资也只有一百八十两而已，所以县令以下的那些官员就更是少得可怜了。每个人只有三四十两而已，不但不能开支去请那些替自己办公的人的工资，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怎么能不生贪念去贪赃枉法呢？所以雍正就想了个办法从总督到州县的官员，根据自己职务的不同和办事情的需要就从征来的附加税那里拿出一部分钱来当做养廉银，让他们生活可以过下去，不会一心地去贪污。这些养廉银从不同的需要出发，有上万两到一千两不等的。对于在京城当官的人，除了发放正常的经费以外，还会加经费。让那些当官的们不会为生计所迫而非法敛财，这样可以制止恶性循环的发生，让所有的官员都享受到合法的待遇。
雍正还信用干员。雍正有着他自己一套严格的用人标准，那就是一定要衷心公正和能干集于一体的。衷心就是要对清朝政府死心塌地，绝对的忠诚，公正，不仅仅是自己要为官一身清，而且要为朝廷，为国家，为皇上和老百姓着想的，能干，就是一定要有才能，会办事情。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力。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可惜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雍正很快有了自己的一批得力助手，那些王公大臣们个个能力很强，怡亲王允祥被称为是“忠敬诚直勤慎廉明”，果亲王胤礼则是被称为“居公虚心”，还有鄂尔泰这个被雍正誉为“公忠弼亮”的出将入相。有“第一宣力”的汉族大臣张廷玉，有“模范督抚”的田文镜，和“勇敢任事”的李卫。雍正对这些王公大臣都是推心置腹的。他不去约束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事情，还对他们所做的事情极力的肯定和推行。当他们这些人遭到别人的嫉妒来弹劾，围攻的时候，雍正一如既往地支持着他们，保护着他们。当发现了他们存在的缺点的时候，雍正就叫他们来谈心，让他们珍惜这样的日子和职务，循循善诱，让他们觉得自己被皇上重视着，就要为他尽忠。所以这些人全是雍正得力的左膀右臂。康熙当政的时候的策略是以宽仁为主的，特别是在康熙的末期，所谓的宽容已经到了放纵的地步，所以才导致贪官污吏和暴力政治到处横行。到了雍正当上了皇帝之后他就认为“人心玩歇已久，百弊丛生”，如果在这样的局势下面再一味的宽容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就主张了要实行严猛的政治。康熙皇帝是因为他的宽厚仁爱得到了天下的赞美，可是雍正却是实行了严猛的策略背负了骂名。可是实际上雍正做的是正确的，如果一味地放纵下去，百弊而无一利，只有用严猛的政治才能使吏治得到新的治理。
雍正深知，如果只是依靠反贪的力量去除掉地方上的那些贪官，即使是再清廉的官员，也可能被很多的方方面面给束缚住手脚而且关系到切身的利益而拖拖拉拉的。所以他的对策就是，派出了比较精明能干的钦差大臣，和抽调了一些候补的官员一起到省里，然后查掉一个，就让随着钦差跟来的替补官员补上空缺。来查贪污的官员没有了什么后顾之忧，而且马上可以填补空缺，所以也就很卖力地干着。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会考府，就是来整治院啊部啊之类的腐败的机构。雍正在严厉打击贪污犯罪的时候，同事把附加税拿来养廉，有的甚至超过他原来俸禄的很多倍。这样一来，不但是把很大一部分迫于生计的官吏解脱了出来，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治理地方，尽职尽责，也孤立起了那些一心想要贪污的人，使得那些贪污的官员不得人心，让雍正可以更有利地去打击去展开工作。
雍正为了挽救这个统治的危机，他一当上皇帝就马上大力提倡和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在清朝的所有皇帝中最好的廉政的社会。很大一批官员都受到了不同层次的处罚，严重的有杀头或者是流放，一般的被罚款，然后抄了家，被抓进牢房关押了起来，最轻的也是被调到别的地方，或者是降了官级，有的被直接革职了。那些本来是得到了很丰厚利益的人全部都得到了打击。
二、改土归流、摊丁入亩
虽然雍正是一个很多疑也是很残酷的人，但是对于治理国家，他确实是一位有统治本领的人。
雍正皇帝还有一个朋友就是鄂尔泰了。鄂尔泰当内务府官的时候，雍正皇帝还是四阿哥胤禛，那个时候皇子们明争暗夺，为了抢到皇太子的座位不择手段。
胤禛以前很多次都召见过鄂尔泰，但是每次鄂尔泰都婉言拒绝了，鄂尔泰诚挚地对他说：“皇子是不可和大臣做朋友的，这是祖训！”胤稹听了这话之后，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很高兴地说：“这个人竟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郎官，却遵守法制，拒见皇子，实在是难能可贵！”从此之后，鄂尔泰在雍正皇帝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雍正当了皇帝之后，就把他先后派去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做当地的总督，对他很是器重。
云南、贵州、广西一带苗瑶彝等少数民族的土司，一直来都是世袭制的。在他们当地不仅有征税、摊役这样的权利，还有生杀大权，是最典型的奴隶制社会。有些土司非常凶残，滥杀无辜，把杀人当做一项乐事，杀了人之后还要向被害家属要“垫刀银”，简直是可恶到了极点。那些土司都各自霸占着一方，控制着当地的财产、政治等一系列大权，严重地危害到了清朝政府的利益。就是因为这样，雍正皇帝命令鄂尔泰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土司作严厉的惩罚。
鄂尔泰接到了雍正的圣旨之后，马上和自己部下的几位将军开始着手研究该怎么处理。如果是派军队直接去攻打呢，肯定是弊大于利的，只有智取才是最明智的做法。说做就做，他们锁定好了一个目标，就是牛庄土司，这个牛庄土司可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鄂尔泰就派人打入他的内部，来一个无间道，他们里应外合，一举就成功地将这个牛庄土司给抓获关进了监牢。但是鄂尔泰觉得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如果想要彻底地去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从制度上入手，只有废除土司的制度，让它“改土归流”才能根本解决问题。然后由朝廷统一来分派流官来进行管理，使得国家所有的政治命令都统一。但是也不能一棒子全部打死呀．所以为了笼络安抚一些比较好的土司，朝廷就给他们一辈子的官当，但是还是受到流官的控制的，不像从前那么肆无忌惮了。鄂尔泰把这个计划告诉了雍正，雍正皇帝听了之后赞成这个方法。所以雍正特授权给鄂尔泰让他去云贵广三地任总督，负责去推行他想出的这个政策。
鄂尔泰奉旨前往，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凶残的土司，杀死的杀死，投降的投降。各地的老百姓都解除了这个痛苦的枷锁，之后在清朝政府的统一管理下社会治安安定，大家生活有了保障，安居乐业。所以清政府的流官受到了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戴。
经过几年的时间，鄂尔泰基本完成了云贵广三省的改土归流，就在盘江上修建一座由二十多根铁索拉起来的铁索桥，桥上还铺成了木板，建造起阁楼，气势相当的雄伟壮观。雍正皇帝知道了这件事之后，下令说这个桥是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功绩，所以叫做“庚戌桥”。
之后雍正还下令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并入土地税之中，结束了中国几千年征收人头税的历史，有利于穷人，也对人口迅猛增长起了作用；虽然在浙江钱塘县也就是如今的杭州推行时遇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但是他认为可行，是一个限富，而且利民益国的政策，他派兵对闹闹事者镇压，将闹事的官吏一并革职，关到牢房里，后来就实行的非常顺利了，一直到了他儿子乾隆手里还是继续推行这个摊丁入亩。
雍正的统治手段非常严苛，随后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西南等地实行“改土归流”，废除世袭土司，改由朝廷排遣流动官员，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在中央设立由皇帝直接控制的军机处，作为处理军政大事的核心机构，以此加强皇帝本人的权威；加大惩治贪官的力度。他勤政务实的十三年统治，才有了“康乾盛世”。
三、雍正大兴文字狱
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朝代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可也是文字狱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到了雍正皇帝的手里。他本来就是一个生性猜疑、冷酷刻薄的人，而且治国的法政更是如此的严格，所以他当皇帝的13年当中，文字冤案有近20起。
不过，雍正在继位之初利用文字狱却是为了打击异己势力，雍正在即位之初就把研究《易经》闻名的陈梦雷父子发配，原因是陈梦雷是他的对手诚亲王允祉的智囊，同时处置的还有杨文言及其学生，在处理年羹尧一案中他指责年羹尧在一封奏折中的错误，年羹尧把“朝乾夕惕”错写成“夕惕朝乾”，雍正说“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剔归之于朕，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从中可以看出这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其后与年党有牵连的汪景祺、钱名世也因文字被牵扯出，遭到了杀戮。再后的查嗣庭案也是因为查依附权臣隆科多，而雍正打击隆科多自然也不会放过查嗣庭。
许多人家的家规，只要有清、满等字，就有可能被人挑刺，告状。朝廷官员之间更是相互蓄积陷害、报复。父亲一句诗招来“戮尸枭示”的大祸，子女被流放边疆的事屡屡发生。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徐骏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其文稿尽行焚毁。还有的拍马屁没拍到点上，反而成了文字狱的受害者，福建汀州范世杰就是因为批曾静，赞雍正，不想被雍正误会了，而被说成造言生事，受到“若再多事，即治罪”的警告。
（一）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雍正四年（1726），年羹尧失宠被赐死，年党官员俱被革职，钱名世以“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获罪，被革去职衔，发回原籍。雍正亲自写下“名教罪人”悬其门。
日后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进知县会到他家常州故居门前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又命385位文臣写诗文声讨其“劣迹罪行”，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查嗣庭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其中有余甸、徐学柄、吴廷熙、庄松承、孙兆奎、王时济等六人作诗“浮泛不切”，原作发还重做；还有被称为谬妄而革职流放，如翰林院侍读吴孝登“作诗谬妄”，被发配宁古塔为军奴。还有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谬误舛错”，翰林项维聪“文理不通”，被革职回乡。文章全由雍正帝审核通过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御制钱名世》），用上好的宣纸刻印，刊行全国，史称“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入。钱名世少年即有文名，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古人是重视同乡、同年关系的，同乡的称乡党，同年的称年兄。不过，钱名世与年羹尧实在说不上有多大关系，两人以前素不相识，而所谓的同年也因一个是“南榜”，另一个是“北榜”而疏远。钱名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进士，殿试探花及弟，官翰林院侍讲，跟随万斯同进行明史编写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