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力争在你死我活的皇子党派倾轧中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康熙自废斥太子之后，精神受到沉重打击，身体状态每况愈下。胤禛随侍在旁，奉汤侍药，令康熙十分感动。康熙在病中，心情很苦闷，胤禛能频频请安，嘘寒问暖，年迈的康熙皇帝对这个儿子的好感因此每每递增。总之，在皇太子废而复立、旋立旋废的政治风波中，与失败得最惨的大阿哥胤褆、八阿哥胤禩和皇太子胤礽相比，四阿哥胤禛受益独多。
康熙五十七年（1718），诸王争储风声日紧，十四阿哥胤禵被命为大将军王，形势对胤禛更加不利。戴铎认为有必要提醒主子加紧延揽人才。胤禛笼络到的两个最有实力的人物是年羹尧与隆科多。年羹尧为雍邸人，其妹妹是雍亲王侧福晋，康熙四十八年（1709）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七年（1718）升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1721）任川陕总督，年羹尧为胤禛极力拉拢之人。隆科多是佟国维第三子，他与康熙既是表兄弟，又是姻兄弟。康熙第二次废太子前，即命一等侍卫隆科多署理步军统领事，直到康熙去世，隆科多一直担任此要职。这表明，康熙对隆科多的忠心绝对信任。在清朝，步军统领掌京城九门锁钥，统帅八旗步军营两万余官兵以及巡捕营步骑五千余。因此，步军统领一职皇帝要从满洲亲信大臣中特选。隆科多最终地转向胤禛，是胤禛日后坐稳皇位的关键。除年羹尧、隆科多之外，在朝臣中，胤禛和复起的大学士马齐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胤禛对皇位所抱的野心，他为争取未来皇位所付出的努力，都不在其他皇子以下，但他善于韬光养晦，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这样，尽管他暗中进行着积极而卓有成效的各种准备工作，但并未暴露任何声迹。康熙以为他仁孝可嘉，无党无偏，与诸兄弟能友好相处；野心勃勃的兄弟们也误以为他无心问鼎皇位，并不把他视为竞争敌手；朝野舆论，也把这位皇邸中性喜谈禅说道的富贵闲人忽略了，在有希望继位为皇帝的候选人名单里，竟没有四阿哥胤禛。
四、胤禛、隆科多阴谋勾结的证据
就在康熙命胤禛去南郊祭天的同一天，胤禛竟一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此后每日不断派遣护卫进驻该园。在康熙已经正式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胤禛仍可以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隆科多正任九门提督，专门卫戍京师。若没有隆科多的支持，胤禛绝无成功的可能。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圣祖实录》记载中，对胤禛每日“三次派遣护卫”进驻畅春园，用的是“候请圣安”，而到乾隆修撰的《世宗实录》时，却将“候请圣安”改为“恭请圣安”。仅改动了这么一个字，就充分地暴露出了胤禛、隆科多这些人耍的阴谋和伎俩。
胤禛、隆科多如此内外呼应地联手控制住畅春园，显然只是阴谋篡位的第一步。他们阴谋的第二步就是在康熙去世后，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制造胤禛顺利继位的既成事实，完成篡位。
前面提到，史学家金恒源指出，清史专家王钟翰早有雍正伪造《康熙遗诏》的说法。所谓《康熙遗诏》，完全是雍正命隆科多“撰书”（起草）的作品。据李学智介绍，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七十五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
可见，康熙去世时，胤禛、隆科多并没有能拿出遗诏来，是隆科多抢先“口述”康熙留下由皇四子“继承大统，即皇帝位”的“遗言”。而且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又是隆科多一人在雍正命令下独自起草了《遗诏》，十六日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但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
金恒源还指出，胤禛、隆科多匆匆举行康熙大殓的做法，也充满了阴谋气味。康熙去世于十一月十三日晚上七至九时，第二天（十四日）已登帝位的胤禛就下令举行大殓，而且把大殓的时间定在戌刻（即晚上七至九时）。当时京城气候已经寒冷，尸体装殓多存放几天不存在问题。太平盛世的皇帝大行之礼非同小可，新主必要与皇子、重臣会同礼部仔细研究方案，选定吉日隆重举行。胤禛为何如此急不可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把皇子、大臣马上召进宫来。一旦进宫，在隆科多严密监控下，只能俯首就范。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康熙去世当晚，三阿哥、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等众阿哥是不是都已及时知道并在场参加了有关的重要活动。
§§§第三节 雍亲王的“四虎上将”
戴铎的夺位总纲领中颇费篇幅地强调了扩充羽翼的重要作用。其实对于这一点，胤禛从来就没有手软过，他在“藩邸”时代投入的最大精力就是做人的工作，特别是做挖掘、收用能人的工作。雍正自己说过：“用人为第一要务，其余皆为枝叶耳。”雍正在罗致人才方面很有自己的特色，他不但要求这些人具有超常的本领、敏锐的目光，还必须具备赤胆忠心。当年，他的曾祖父皇太极谋夺储位靠的是济尔哈朗、德格类、岳托、萨哈廉、豪格这“五虎将”。如今，胤禛参与储位之争也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他的“四虎上将”即胤祥、年羹尧、隆科多、戴铎。十三阿哥胤祥在遭到圈禁以后，身体一直不好，而且因为受到康熙的多次贬斥，不可能全方位地出面为雍正出谋划策，所以，康熙末期，胤禛夺位的主要担子就都落在了年羹尧、隆科多和戴铎的身上。
一、两朝重臣年羹尧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生长在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曾任湖北巡抚。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曾任工部侍郎。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的女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年羹尧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他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不久即授翰林院检讨，从此步入仕途。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直以来绝大多数是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
不到十年的工夫，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便升任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在康熙晚年时对西北用兵，年羹尧一跃而为四川总督、川陕总督，协助皇十四子胤禵亦理西北防务，成为著名的封疆大吏。据清人萧爽所著的《永宪录》记载，此时的年羹尧还不到三十岁。在击败准噶尔首领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年羹尧为保障清军后勤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年羹尧是胤禛的“藩邸旧人”，和胤禛有着一种先天的亲密关系，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特别是他的妹妹成为胤禛的侧福晋，年羹尧和雍正又成了郎舅至亲。这就给雍正、年羹尧的政治结盟增添了又一层浓浓的亲情。年羹尧的妹妹很受胤禛宠爱，过府以后连续给胤禛生了两个儿子（雍正即位后又为雍正生有一子，年氏所生三子均早天）。这点从年羹尧的妹妹年氏的受宠记录中就能看到：年氏在清康熙五十九年五月生下儿子福宜（不久死去），紧接着又在次年即清康熙六十年十月生下儿子福惠。从福宜降生到福惠出世前后相隔不过十七个月，可见年氏的得宠程度。而在封建时代皇族姻亲在很多时候都是作为一种联络感情、互通利益的政治手段出现的，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雍正特别宠爱年氏当和年羹尧在雍正谋夺储位集团中的地位的特殊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雍正即位后，年羹尧与隆科多并称为雍正的左膀右臂，备受雍正器重。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卜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年羹尧率领大军横扫敌军，于雍正二年（1724）二月即平息了叛乱，自此，“年大将军”的威名震慑四海。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也均因此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雍正自此更加器重年羹尧，即使他远在边陲，雍正也让他参与朝政。平定青海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在政务活动中，雍正常常征求并采纳年羹尧的意见。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甚至连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读后也要发给年羹尧看，并让他提出修改意见。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更是给了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地区，“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干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定夺。对其他地方官员的任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比如京口将军何天培的操守为人在朝中内外引发了众口不一的议论，为了决定何天培的去留，雍正就以年羹尧的意见为准来衡量。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雍正二话不说即将赵革职。赵之垣丢官后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二十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之垣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又力保其人可用。江西南赣总兵空缺，朝廷拟用宋可进，年羹尧称其难于胜任，请以黄起宪补授，雍正也依从了年羹尧的建议。
在生活上，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年羹尧的手腕、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雍正都再三垂询，赐送药品。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至于赏赐奇宝珍玩、珍馐美味更是家常便饭。雍正二年（1724）十月，年羹尧入京觐见，就曾获赐双眼孔雀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为保证鲜美，雍正还令驿站六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
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之恩的榜样。他曾推心置腹地对年羹尧说：“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
此时的年羹尧，志得意满，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以致家破人亡。
雍正如此宠信年羹尧是为了树立君臣关系的榜样，以便让他更忠心。然而年羹尧一旦位高权重，却得意忘形起来。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1724）十月第二次进京觐见为导火线的。在赴京途中，雍正令都统范时捷、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到京城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都跪在地上，而年羹尧却安然坐在马上行过，连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不懂收敛，全“无人臣礼”，这让雍正很不高兴。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年羹尧结束觐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其实是提醒年羹尧，警告他要慎重自持。然而，年羹尧却没能听进脑子里去，依然我行我素：对待内外官员傲慢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都是直呼其名；结成朋党，排斥异己，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小集团；贪赃受贿达数百万两银子。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雍正越来越不满年羹尧的所作所为，终于决定惩治这个有负圣恩的功臣。
早在春秋战国时的韩非子就清醒地认识到君权旁落对君主的威胁，并提出了一系列削弱臣下势力、防止臣下犯上作乱的措施，还提出了加强君主集权的四个有利因素：身贵、位尊、威重、势隆。而熟读四书五经的雍正肯定是深谙此中道理的。
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胡作非为。雍正三年（1725）四月，年羹尧川陕总督职位被解除，雍正还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信，调任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便更加看清了形势，纷纷揭发其种种罪状。雍正以顺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雍正三年（1725）九月下令摘拿年羹尧押送回北京会审。同年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会审结果，给年羹尧开列了92项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6条，忌刻罪6条。雍正说，这92款罪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战功赫赫，格外开恩，特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有任官者都被革职，嫡亲子孙都发配边地充军，家产抄没。
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就落得了一个如此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
雍正如此惩处年羹尧，一是为了避免他尾大不掉、功高震主，二是警戒臣下，不要走年羹尧的老路。这一举措可谓是杀鸡儆猴，从而维护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我们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