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有关劳动生产率的文献综述。Jorgenson（1992）考察了鉴于劳动力在教育、技能、性别方面的差异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Saito（2001）比较分析了采用新技术对威尔士和英格兰的自来水和污水处理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Kumar&Russell（2002）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三个部分。Mitchener（2003）以美国100年来各州的数据研究了自然条件、社会条件的不同可能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Cameron（2005）对比了美国和日本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发现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对日本有带动作用。Sibert（2007）比较了欧盟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的差别，发现1980—1995年欧盟的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超过美国，可是1995年以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Szimai（2001）、卢锋（2006）计算了中国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与其他国家做了比较。
（3）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文献回顾。Fajnzylbers（1975）研究发现外资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大约是两倍；区别最大的是消费品，最小的是消费者耐用品。Sourrouille（1976）以阿根廷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是1970年外资对制造业总产量的贡献达到30%，远远超过20年前的水平。跨国公司的增长要比产业的平均增长水平高出60%。1967年，阿根廷的外资企业的生产率平均是本土企业的2.1倍。Vaitsos（1976）对秘鲁3200家企业估算了劳动和资本效率，结论是外资比当地企业更有效率。Jo（1976）比较韩国不同产业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发现外资企业的生产率平均高于内资企业，大约是其的1.8倍，但在粘土、金属业、食品业、木材业、电子机械业比内资企业低，在纺织业、化学制品业、机械业、交通设备业比内资企业高。Rodriguez‐Clare（1996）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得到的结论是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关系具有提高东道国国内部门生产率的效果。Li、Liu&Parker（2001）通过对中国的实证分析，得到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的结论。Keller&Yeaple（2003）以美国1987—1996年制造业企业的数据为分析对象，得到的结果是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的溢出效应可以解释大约14%的国内企业生产率变化。KeikoIto（2004）通过对1996年与1998年泰国汽车业的考察，发现外资企业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劳动比。Jeon（2007）以1981—1988年21个OECD国家和以色列为研究对象，分析认为一国生产率受通过技术扩散传递过来的外国研发水平影响。
国内学者对此方面的研究更多的体现在实证角度。姚洋（1998）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与国有企业相比，“外国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要高出39%，“港澳台三资企业”要高出33%；而且在行业内如果“外国三资企业”数量的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东道国行业内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个百分点。何洁和许罗丹（1999）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每提高1个百分点，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沈坤荣（2001）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带来037单位综合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陈涛涛等（2003、2004、2005）考察研究的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朱晓明等（2003）运用生产率溢出模型定量地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黄先海（2005）发现中国有26个省市在1978—2002年期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效率增进与资本深化，这两个因素同时也是导致各省市劳动生产率水平差异的主要原因。陶洪等（2007）分析表明，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改善主要源于技术进步，其次是资本深化。方正一等（200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影响效果不及人力资本。辛永容等（2009）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作用，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生产率存在着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和协整关系。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配套产业链升级不同模式影响的文献回顾
1.工艺升级角度的文献回顾
国家标准GB/T4863‐1985对工艺的定义是，使各种原材料、半成品成为产品的方法和过程。工艺是企业生产制造的基本要素，工艺水平的升级程度也是企业技术水平、创新能力的主要表现。工艺升级指的是通过提升产业链中某环节的生产加工工艺流程效益，由此增强竞争能力，超越竞争对手。例如，提高企业的新产品销售率，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等。工艺升级的实现主要通过企业自主的科技研发和借助于外力来提升研发能力。理论上，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有着一定的补充作用。在与外资企业合作的过程中，外资企业可以通过直接的技术指导、转移技术等多种途径来提高本土与之配套企业的研发效率。
Brand（1974）对美国七个研发密集型部门111家公司的检验、Griliches（1986）对1957—1977年美国1000家最大制造企业的考察以及Jaffe（1986）对1973—1979年美国制造企业的分析得到的结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肯定了研发支出对美国企业生产力和企业绩效的显著贡献。Aitken&Harrison（1999）指出，外资企业投资的经验可以减少其在科技研发中的试错成本，可以带来示范作用，激发本土企业研发人员的创造性思维，从而提高研发效率。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王德禄（1999）认为，跨国公司在华研究开发机构的发展促进我国企业增强研发力度。张岩贵（2000）指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究开发中心产生的溢出效应会对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产生正面影响。姚洋（2001）运用边界生产函数模型研究了影响我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的各种因素，其中之一就是研发费用。蒋殿春（2001）建立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厂商之间的技术创新博弈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往往比国内生产厂商进行更多的R&D活动；在可能成为新一代产品核心技术的革命性创新上，东道国企业比跨国公司的创新动机更强。然而从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来看，专门就研发投入进行研究的文献仍然不是很多。
从外商直接投资对工艺升级内在行为影响的角度来看，Elkan（1996）和Gereffi（1999）认为，在技术扩散过程中通过学习、模仿，后发国家可以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式追赶。Weresa（2004）由波兰的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除了低技术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促进了行业的技术追赶。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基本肯定了外资对本土企业研发水平的作用。王红领等（2005）通过回归分析考察了FDI对我国民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支持促进论的观点。王红领（2006）认为在某个行业中，FDI企业所占的销售额比例如果上升1个百分点，那么该行业中民族企业新产品的比例就会上升029个百分点，而且科技费用占销售额的比重会上升大约002个百分点，专利申请平均会增加500个左右。
2.产品升级角度的文献回顾
国外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着“产品创新”升级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创新是升级的平台。任纪军（2009）认为持续创新才能不断升级。，这里仅仅梳理出有关产品升级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在保留产品升级与产品创新共同内涵的前提下，暂且忽略两者名称上的差别。
Mansfield（1988）提出了产品创新的内涵，认为产品创新是从企业对新产品的构思开始的，是以新产品的销售和交货为终结的探索性活动。Bonaccorsi&Lippaini（1994）研究发现，企业在产品创新中与供应商的合作非常重要，不仅有利于缩短企业的产品开发周期，更有利于提高企业整体的竞争力。Coeet，al（1995）指出，一国对具有较高科技含量的产品进口越开放，其从技术溢出中获得的收益就越多。进口零部件进行组装可能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溢出积极效应的一条有效途径。Martinez‐Ros（1999）提出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是互补的。Stehrer&Wrz（2003）认为东亚经济起步于高科技产品价值链的低端，从制成品的组装工序开始，通过技术溢出不断带动零部件生产的发展，最终实现产业升级。
国内方面，傅家骥（1992）提出，产品创新的目的在于获得新的或某种改进、完善的产品，包括生产设备。胡树华（2000）指出，产品创新从单个项目看表现为产品某项技术经济参数质和量的突破与提高；从整体考察来看，产品创新贯穿产品构思、设计、试生产、销售等全过程。在产品升级的模式方面，江小涓（2002）通过对中国内地的127家跨国公司的调研发现，从20世纪末期开始，国内企业为外商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产业关联程度明显提高。杨勇等（2005）应用期权博弈理论研究了在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下，分析了企业最优产品升级投资时机。在产品升级的途径方面，史学军（2005）认为，在产品质量升级的动态过程中，定义了产品创造性与质量升级成本系数，刻画了产业的创造性特征。于明超等（2006）以中国台湾笔记本电脑在内地的封闭式生产网络为例，研究了本土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下面临的升级问题。陈柳（2006）描述了企业从代工阶段过渡到自创品牌阶段的过程，从中找出企业选择自创品牌的内生激励条件。徐敏（2008）提出了跟随型升级战略与跳跃型升级战略。毕克新等（2008）构建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协调机制。李随成等（2009）分析了制造企业实施突破性产品创新对供应商的依赖关系，探索了供应商参与新产品开发对制造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作用。
3.功能升级角度的文献回顾
最早把“功能”作为基本概念使用在管理领域的是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迈尔斯。他于1954年首次定义了产品功能的概念，认为功能是起作用的特性。我国国家标准对功能的定义是，功能是对象能满足某种需求的一种属性陈圻产品功能创新战略理论框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12）：73‐78。Kaplinsky（2000）认为，能够真正改变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分配地位的是功能升级和产业链的链升级。Kaplinsky&Morris（2002）指出，产业功能升级是通过重新组合价值链中的环节来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升级方式。
从生产环节向设计、营销等具有丰厚利润的环节跨越，改变自身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从产业链环节内部来看，功能升级的内在行为是将环节中低附加值部分分离出去，获取产业链中更高附加值的环节，外在表现是承担了产业链更重要的功能；从不同环节之间来看，功能升级的内在行为是转移旧联结点，进入产业链中新的联结点，其外在表现为更高的利润率和薪酬水平的提升。当然，不同的企业应该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特点，选择适当的功能升级模式。如浙江温州打火机企业的功能升级就与传统的功能升级形式不同，传统的功能升级是先生产，然后实现向销售功能转移；而温州打火机的功能升级过程是通过经销商先销售，然后经销商通过完善的生产体系组织生产来实现唐海燕，程新章企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以温州打火机企业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06（12）：113‐116。
Gereffi（1999）特别强调功能升级与其他升级形式的区别。Bair&Gereffi（2001），Gibbon（2002，2008），Schmitz（2006）等认为功能升级可能会阻碍或限制一些功能。Bazan&Navas‐Aleman（2004）和Tewari（1999）指出，功能升级在市场型交易特征的产业链更可能会发生。Humphrey&Schmitz（2002）指出，功能升级是企业赢得新的功能或者是放弃现有的功能，如在原来的生产过程之外补充设计功能或者销售功能，或者放弃低附加值的生产过程。
国内方面，任纪军（2009）等在功能升级的概念方面给予了详尽的解释，功能升级是价值链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例如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从单纯生产销售电梯向服务领域延伸，从过去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发展，主要是向电梯的设计、安装、维修、保养、旧梯改造、应急抢险等服务领域延伸，实际上是一个企业整体的转型，由单一生产制造型企业向生产服务型企业的战略转变。程新章等（2005）、邾慧等（2009）指出，功能升级是从生产环节向设计和营销等利润丰厚的环节转变。在功能升级的影响方面，孙景蔚等（2008）提出了“锁定效应”，认为产业链上发达国家企业通过知识产权壁垒阻止本土垂直专业化分工进行功能升级。当与跨国公司的技术差距较大时，本土企业会被外资企业锁定在低技术、低附加值生产环节。
4链条升级角度的文献回顾参考蒋兰陵配套产业链的链条升级模式分析——基于江苏省样本配套企业的调查统计［J］中国科技论坛，2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