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晖（2004）详细考察了台湾地区半导体电子产业国际代工生产的发展历程，指出“台湾地区的经验是从低档部件的代工切入，再随着生产技能的提升和积累而逐步向上游发展”。刘志彪和吴福象（2005）运用Hummels等（2001）的方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1997年、2000年和2002年的生产非一体化指数。结果表明制造业的进口中间品占总产出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另外，刘志彪和吴福象（2005）同时对江苏和上海制造业的生产非一体化指数进行了估算，两者均高于全国同期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包承接活动的活跃态势。平新乔（2005）估算了2003年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或“垂直专门化”比率，结果显示中国出口品中来自国外的产品价值比重约为21.8%，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驳了国内流行的加工贸易比率已达一半的说法。郑江淮和高春亮（2005）从产业配套的角度提出了本土企业在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中可能会陷入产业配套“陷阱”的问题。
王苍峰、王恬（2008）从外包承接企业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中国内资企业承接外包对其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资企业承接国内的外包业务并不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但是企业承接国际外包会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徐毅、张二震（2008）通过对外包与本土技术创新的计量分析发现，外包导致人力资源配置向有利于本土技术创新的方向发展。徐盈之等（2008）基于中国制造业的数据研究表明，技术进步与外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王俊（2009）认为在跨国公司控制下的外包生产模式中，没有品牌和核心技术的我国制造商技术水平被锁定在低端，并缺乏进行自主创新的内在动力。
三、FDI条件下的配套产业链升级
外包、代工与加工贸易等概念均是从单一角度出发，如外包是体现发包商的企业行为；代工、加工贸易是从承接方的角度出发。在外商直接投资的背景下，这些提法有一定的局限性。相比而言，“配套”这一提法较全面，其强调的是产业链中各个环节间的联系，相互之间的配合。配套可以是技术的配套，也可以是零部件的配套；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下，可以是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也可以是外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配套，还可以是本土企业与本土企业间的配套。另外，与外包、代工这些提法相比，配套显得比较中性。首先不会从产业链上的配套中看出承接方的地位；其次，配套既包括代工、加工贸易这些较低级的形式，又可能涵盖像OBM这样的高级形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吸引外资，加入全球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链已经成为实现中国产业链升级的重要方式。本书的研究将“配套”与“产业链”结合起来，从跨国公司配套产业链的承接方角度出发，研究中国配套产业链的升级问题。后续的章节主要通套产业链升级的三大层面和四种模式两个角度，分别阐述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配套产业链升级的影响。一方面，配套产业链升级可以从三大层面体现出来，它们分别是：从要素特征来看，配套产业链的环节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的过渡；从价值构成来看，是从低附加值配套向高附加值配套的转变；从劳动生产率来看，是从低劳动生产率向高劳动生产率的演进。另一方面，配套产业链的升级还可以表现为四种模式，具体包括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
四、对国内外研究的整体评价
本节按照递进的方式依次从产业链升级、配套产业链升级到FDI条件下的配套产业链升级这三个层次述评了国内外相关的文献。在归纳中发现，国内外关于产业链、外包模式下的升级问题研究已经形成大量有价值的文献，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产业治理、加工贸易升级等方面，专门针对“配套产业链”的文献不多，针对“FDI条件下的配套产业链升级”的就更少了。
（一）研究视角普遍以发达国家为主
当前有关外包的国外文献多数是从发达国家的视角研究问题，自然也是发达国家主要面临的问题，如外包对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就业水平的影响等。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视角探讨外包承接活动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应地对代工、加工贸易的分析也较简单，多数集中在路径升级或单一环节的角度。
（二）对服务外包的关注相对较多
近年来，由于服务贸易的飞速发展，理论界出现了大量探讨服务外包、服务离岸等问题的文献。相对而言，对生产制造外包的关注和研究则更多地体现在理论层面。实证分析中，已有的文献也偏重于技术溢出、外包度量的分析，很少涉及到将外包、代工与产业链升级联系起来的。
（三）理论分析多于实证分析
国内学者的分析大多致力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升级的研究。对于产业链升级的问题，一是由于诸如像外包活动的数据较难获取，二是多数将产业链升级与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等概念混为一谈，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中国产业链升级的深入研究。总体来看，系统地探讨中国产业链升级的问题以及从承接方角度讨论中国企业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书提出了外商直接投资下的配套产业链升级的问题。本土企业和在中国的部分外资企业担当了为外资企业配套的角色，外资企业是它们的发包企业。通过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本土企业获得依靠自身很难实现或短时期内无法实现的宝贵资源，推动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促进产业链的升级；同时外资企业之间的配套可以通过不同的技术溢出渠道对本土同类企业的生产效率、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发展等产生影响。
（第三节）外商直接投资对配套
产业链升级影响的文献回顾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链升级影响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大多都是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研究说起。因为Kokko（1994）指出，FDI的技术外溢就是一种由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从而引起东道国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但跨国公司子公司又无法获取全部收益的现象，外商投资企业的存在给东道国内资企业带来的技术进步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唐绍祥，张云华，周新苗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7：12‐13。
一、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对配套产业链升级有无影响的文献述评
（一）有关存在溢出的文献述评
这一方面的文献一是从企业、产业、国家层面，二是从截面、面板数据，三是从经济增长模型，如创新驱动增长模型等多种角度进行研究论证，肯定了由外资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种种收益的增加，如增加竞争，技术效率和技术转移；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有助于在技术差距较小地区的内资企业提高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国内学者从多个角度对这方面进行研究，也得出了许多结论。
1.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王新（1999）根据哈罗德—多马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研究FDI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FDI导致额外储蓄增加。赵晋平（2001）、刘学之（2005）、曹伟（2005）、汤勇（2005）等人利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了中国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即FDI对中国产业部门的技术溢出表现出正效应，但这种溢出效应不是特别明显，说明中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水平是较低的。李静萍（2001）利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对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国内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张海星（2005）利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的结果是FDI与国内投资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国内投资是核心力量。陈柳、刘志彪（2006）通过1987—2003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本土技术创新能力、FDI技术外溢两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2.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
余光胜、李炜（1997）认为，中国“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本质是在引进外资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促使企业提高技术水平。陈国宏、郑兆镰、桑赓陶（2000）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关系检验法对中国1981年以来外国直接投资与技术转移的相互关系进行经验研究，认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王子君、王志鹏（2001）认为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市场带来的竞争效应使得国内企业比从前“表现得更好”，即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变革缩小了与外资企业的差距。张伟（2002）认为以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资和许可等渠道进行技术引进以达到自主技术创新。徐涛（2003）通过FDI增长率对专利增长率的回归分析，发现引进FDI可以增强中国技术创新能力。刘金钵、朱晓明（2004）对1993—2002年中国工业领域内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起到促进作用。王成岐等（2005）研究表明，中国内资企业在1995—2001年间绩效的改善与同期FDI的流入紧密相关；从内资企业所有制看，海外华资与西方投资似乎都使中国国有企业受益，而集体企业只是在近年才逐渐开始受益。于珍、杨蕙馨（2007）通过建立理论模型表明区域集群内技术溢出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依赖性创新中技术溢出增加的同时技术创新减少；独立型创新中技术溢出减少但技术创新增加。
（二）有关存在负溢出或不确定影响的文献述评
自Romer（1990）的研究结论开始，许多技术溢出的文献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FDI溢出效应的另一面，更多地阐释了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负面效应或其不确定性。
1.微观企业层面的文献回顾
Kokko（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外资参与程度与乌拉圭企业人均劳动生产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Aitken&Harrison（1999）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FDI增加，当地企业的生产率下降，会抵消一部分积极效应。Kathuria（2000）在对印度两个不同阶段368家企业的研究中发现，从外资企业释放出来的是溢出效应是负的，而外国技术资本存量产生的却是正效应。Girmaet，al（2001）分析了1991—1996年英国企业的面板数据，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不过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有；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企业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Harrison和Robinson（2001）同样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所有溢出效应都不明显，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相对较明显。Damijanet，al（2003）考察了1994—1998年8个转型经济国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没有产生正的产业内溢出效应。Hahn&Shaver（2005）通过对1980—1991年日本65个制造业企业的研究，指出当企业有了既定的研究能力时才会从国际研发中受益，国际研发从而才会增强了企业的创新能力。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也产生了相似的结论。姚洋等（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一个省的内部，行业内的外溢效应并不明显。王飞（2003）从我国地区层面角度衡量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内资工业企业技术进步的净影响，结果是FDI对其没有明显的作用。朱华桂（2003）的调查问卷分析结论是，跨国公司子公司的技术溢出非常有限。冼国明和薄文广（2005）以1998—2003年28个行业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得到的结论是FDI对中国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发挥积极的影响，但是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会激发外资企业进行更强的技术创新。王志鹏等（2003）认为，外资的溢出效应在行业内为正，但在一省内部并不明显。
2.中观产业层面的文献回顾
中观层次的文献考察主要利用产业或行业数据来检验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Cantwell（1989）指出，1955—1975年在所有欧洲市场被调查的行业中不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2001）考察英国主要行业后的结果也是没有发现任何溢出的表现。Cabral&Leiblein（2001）以1990—1995年全球152个半导体产业为分析对象，研究表明并没有证据说明知识溢出能够影响半导体产业的新技术获得。Pamukcu（2003）通过对1989—1993年土耳其制造业的研究发现，通过进口机械品所包含的技术传递对创新产生了正面效应，但技术许可的获得或者外商直接投资都对创新没有什么作用。Higo（2007）研究了1970—1997年英国8个制造业的行业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产业自身及其他产业的研发投入对产业的生产率有积极影响，但恰恰相反，外国的研发投资并没有产生任何收益。Okeahalam（2008）对1998—2003年纳米比亚、坦桑尼亚的银行业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纳米比亚的市场相对于坦桑尼亚更集中，而且所有的外资银行都来自一个国家，进入的时间也相对较早。但这些外资企业虽然规模较大，但比内资银行缺乏效率；坦桑尼亚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国际化的正溢出效应不仅受外资进入、产业结构影响，而且还与外资进入的类型有关。
国内的研究方面，刘志强（2000）以中国深圳特区制造业数据研究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结果发现，FDI与外资接受企业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不显著有时甚至是负相关关系。冷民（2005）研究了中国台湾微电子产业，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只能是东道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一种辅助途径，真正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来自于发展中国家自身。沈能和刘凤朝（2007）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溢出机制主要通过对技术效率的提升来体现，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并不明显。王昌林（2007）的分析指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产出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出现减弱趋势。
3.宏观层面的文献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