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洲
天目余脉同气连枝，各山之间连绵不断，自东明山继续沿着山冈往东不远，便是举世闻名的良渚文化遗址点——瑶山。瑶山坐落在宁静古朴的下溪湾（即前文提到清末湘军与太平军鏖战的地方），享誉海内却其貌不扬——她只是一个海拔不过38米的小土丘。可就在她的山顶西侧，发掘出了震惊考古界、名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瑶山祭坛，出土了最完整也最精妙的兽面纹玉琮和大量精美的玉制法器、陪葬品。根据《周礼》“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记载——玉琮是巫觋祭地的礼器，则可知祭坛是良渚先民敬天法祖的祭祀场所；而陪葬玉器同时也是权势和财富的象征，故而瑶山上的12座墓葬也确定了它祭坛与墓葬合二为一的双重性质，同时它还是我国发现的第一座良渚文化时期的复合遗址。瑶山祭坛的发现，对研究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有重大影响。
其实不光瑶山，照山、梅园、前山……整个安溪自古出玉，挖出的玉器有管、璧、珠、璜，颜色有赭红、湖绿、鸡骨、鸭屎青。在安溪本镇，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古话“沿山十八窑”，即言山中玉器之多；2002年考古人员还在安溪的塘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制玉作坊，亦可为“良渚文化的玉矿采自天目山脉”之佐证；想来《山海经》中称天目山为“浮玉之山”，也是其来有自吧。安溪的玉，一向被古玩界方家称作“安溪土”，早在乾隆年间就已经名扬海内，素来为世所珍。据清代道光二年（1832年）瞿中溶的《奕载堂古玉图录》、光绪十五年（1889年）吴大澂的《古玉图考》、端方的《陶斋古玉图》以及徐寿基的《玉谱类编》等古籍所载，“安溪玉”其时已为宫廷大内藏品；而现在，其收藏风气更甚。在国内，人们对汉代以前的玉习称“高古玉”，安溪土、良渚玉可谓高古玉中的最、高、古、玉，也因此身价不菲，凡年代可靠的籽料一露拍场，动辄百万，是实力藏家的最佳首选。在这样的重赏之下，民间早年有盗墓之事也不足为奇了。据镇上老人们讲，大清朝时官府是禁止盗玉的，违者要问斩；改了民国，开了禁，掘玉的风潮也渐渐地盛了，尤以下溪湾为甚。掘玉的人在瑶山上点了汽灯，先是用笋枪；等挖到了又细又软的香灰土，便扔了家伙改用手刨；等看见了五色土，大家便都抢开了，抓到什么就往怀里塞，揣着一气儿跑回家再看。那些常年在山上割草放羊的村民，常常会看到一些斧头形状的石块，有丰富掘玉经验的人一看便知道了，多远的地方、什么方向埋着玉，是一孔玉还是几孔玉。最多时有五孔，梅花瓣一样排开，叫“梅花孔玉”。不过自瑶山祭坛发现之后，玉器文物的保护工作全面开展，再也没有盗玉之事发生了。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安溪这片弹丸之地，实可谓价值连城。笔者故家庭院在前朝有三指玉珏传家，在破四旧时被砸毁。每每想来，心中未免戚戚。然则玉是无价宝，那么得玉也须缘分的吧。君不见楚人卞和的和氏璧，在时人眼里亦能被求之若珍宝、弃之如敝屣。时至今日，似乎依然如此——很多豪商巨贾也许花了天价购得一枚整新如旧几可乱真的仿品，用以辟邪、炫耀或把玩；而乡野村夫或许在某个汗滴禾下土的烈日下掘到一块古玉，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思及此，似也宽慰了：梅花圭璧，玉洁冰清，余有三指玉珏的妙果因缘在心中，足矣。
不过，收藏归收藏，考古是考古，良渚玉器文化自举扬以来，学界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除各处大小墓葬遗址外，又发现了一条与天目余脉走向完全一致的“塘山土垣遗址”。它是一条高大的土埂，与西险大塘相似。土垣从安溪桥北瑶山起，经安溪、中溪、上溪、石岭直到瓶窑的栲栳山为止，全长约10公里，宽度在40—70米不等，现存高度3—5米左右。现已证实塘山土垣遗址是良渚文化早中时期由人工堆筑而成，被考古界、学术界认定为“中国水利第一坝”。
祭坛、墓葬、玉器作坊、水利工程都相继重见于天日，那么古代良渚先民生活在哪里呢？2007年考古人员又在良渚莫角山遗址四周发现了完整的古城墙基址，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这意味着，五千年前，在良渚存在着一个古城，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着名考古学家严文明教授表示，“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20世纪殷墟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文明史的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近年来，对良渚文化的各种研究着作、发现和争鸣不断涌现，她已成一门显学。在读过杭州良渚遗址管理所所长费国平先生《良渚遗址群中的塘山遗址》一文后，笔者对“良渚文化”的定义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的一支考古学文化，是由马家浜、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一支土着文化，其年代距今5300—4000年左右，而良渚（安溪已于2002年并入良渚镇）、瓶窑两镇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区域，面积达33.8平方公里”。由此可见良渚文化的分布地区其实是相当广阔的，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对她如此浩繁的考证研究了。那么在炙手可热的当下，回顾其最初的发明是有意义的吧——这便不得不提到良渚文化的发现人，施昕更先生——
民国元年，施昕更先生降生于良渚一小商户家里；6岁入良渚国民小学，天资聪颖寡言好学，课余尤爱涂鸦；12岁毕业后因家贫而升学无望，国小校长亲自登门苦劝，父母乃痛下决心，举债将他送入杭州贡院（杭一中前身）；毕业后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专攻绘图，兼习国画，与敦煌学艺术家常书鸿有师徒之谊；民国十八年（1929年）为纪念北伐胜利，首届西湖博览会开幕，先生时任讲解员；到西湖博物馆成立，即转入馆内任地质矿产组绘图员，是盛莘夫先生（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师承朱庭祜先生）的左臂右膀。
1936年初，杭州市在古荡老和山（今浙大玉泉校区）建造第一公墓时，发现了一些石器和陶器。西湖博物馆对遗址进行试掘，先生参与其中。文物中一件石斧引起了他的注意，因这种石斧在他家乡良渚很常见。于是他开始了良渚文化的考古路程。这期间还收获了一个美好的意外——在安溪考察的时候，年轻的先生邂逅了纯朴清丽的傅姑娘。
少年夫妻，郎才女貌，美满的好青春，似乎怎样过都嫌浪掷。回顾先生短短的坎坷半生，这段夫唱妇随的静好岁月，几乎折尽了他一世清福。
同年，11月的一天，他从安溪岳母家回良渚，途经朱村兜的棋盘坟，发现了几片“黑色有光的陶片”，棋盘坟在荀山脚下，良渚一带自古流传着“荀山出汉玉”的说法，其实那不是汉墓，良渚文化是属于史前文明了。那些碎陶片一经发掘上报，棋盘坟黑陶遗址便出土了——谁会想到，正是这几块毫不起眼的暗褐陶片，拉开了举世瞩目的良渚文化的序幕。西湖博物馆在报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获得核准后，立即于1936年12月1—10日、12月26—30日、1937年3月8—20日对良渚一带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最后一次范围扩大到安溪、长命和大陆，发现遗址12处之多，发掘的文物有陶器、石器和玉器。在南方阴寒的冬季，施昕更先生以极少的经费独立负责三次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待回到杭州后他便全力撰写发掘报告，半年后脱稿。该报告共分绪言、遗址、地层、遗物和结论五章，计5万字，除正文外，还附有先生亲笔手绘百余张图，定名《良渚》，副题《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良渚文化，由良渚人首先发现于良渚，且首部着作以良渚命名，其意义之深远不言而喻。初稿经董作宾和梁思永先生指正及补充、西湖博物馆历史文化部主任吴行之先生校阅之后，委托杭州印刷厂印刷。期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博物馆集体内迁浙南山区。当时，先生独自留守负责印刷工作，不久杭州沦陷，印行被迫中断，他从印刷厂仅带出原稿和校样，校样寄存于亲戚家（后因保存不善而全部损毁），自己则亲携原稿追赶已撤离杭州的博物馆。从富阳、走兰溪、到永康、再辗转往松阳，抗战的漫天炮火中，先生孤身一人颠仆于道上，昼夜不离身的是怀里装着《良渚》书稿的一只藤箧。会合后，董馆长为使《良渚》这一学术着作免于功亏一篑，复命昕更对原稿再行修订。流亡途中，博物馆经费日渐短少，至永康时编制已经裁减到只剩5人，经费也只剩旧币300元，在松阳时旧币贬值，物价飞涨，境况更加恶劣，博物馆被迫解散。《良渚》一稿由董馆长亲自携往丽水向省教育厅呼救，请求拨款付梓，教育厅秘书长阅后同意出资；董馆长即派钟国仪携稿经温州乘船至上海的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同时委托寓居沪上的学者卫聚贤先生（吴越史地研究会总干事）出面校对。历经血泪和战火的洗礼，1938年8月，《良渚》终于在孤岛问世。在卷首语中，先生慨然写道：“此书既成，反不忍卒读，遥想此书诞生之地——良渚，已为敌人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亦为敌骑践踏而黯然失色；这报告中的文物也散失殆尽，翻阅到每一页，都如瞻仰遗容般心生悲怆……盼望着，再次回到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下，在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找出同胞血泪的遗迹，以供世界正义的审判！”书生热血，喷然纸上。
博物馆内迁后，职员悉陷失业之境，先生遂投笔从戎转往温州瑞安县的抗日自卫会担任秘书，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却不想到任不久即患上猩红热并发腹膜炎，曾往永嘉就医，然途中遇敌机轰炸而身受颠踬，病况加重；而战地医药奇缺，使良医束手，而先生亦终至于不治，于1939年5月29日病逝于瑞安县立医院，年仅28岁。其时，杭州早已沦陷，为日寇设营驻扎，困守家乡的寡妻孤儿生活苦不堪言。其后两年，他年轻的妻子，也含泪离世。先生谢世的时候，由于战势严峻，无法归葬故里，只好暂时栖身于瑞安县城西岘山。没想到，从此一别，竟成永诀——由于西岘山变化太大，而当时报道粗疏亦未写明葬地，墓穴现在已经找不到了。2002年的时候，国家决定在北京建立象征祖国统一的《华夏故土地图》，分别由各省选取有文化内涵地点的原址土壤送往北京，浙江省即选了安溪官庄上良渚文化遗址的原址土空运进京。
白驹驰隙，一转眼七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天，先生骸骨依然未归故土……野花寂寂，岁岁年年花相似；青冢凄凄，年年岁岁枉悬思。先生坟头的青草，可已没过人头了？那战时胡乱堆砌的黄土，这么多年可曾塌了？年年清明，都无人来这荒冢上一炷香，祭一杯酒，可是，踏青渺渺前无路、埋玉深深下有人呵——九泉之下，如果先生的亡灵在异乡有知，知道今日良渚玉已扬名天下，知道安溪土被选送进京，他是否亦当含笑瞑目了？
先生遗有三子，忆良、建良、建安，分别喻义长忆良渚、建设安溪（施昕更先生的妻子是安溪人）。只是不幸次子身亡，幼子早夭，所留下的只有长子一脉骨血。建国之后，盛莘夫先生专程赶去良渚探望施昕更的独子施忆良，并亲自写信给浙江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向他托孤。忆良终于1951年前往博物馆报到就职。在博物馆工作期间，董聿茂先生每次见到他，总是不自觉地叫成“昕更”，怔忡之后，也总要不自觉地红了眼眶。想当年先生19岁入馆，以馆为家，以学问为重，盛、董二位先生，既是他的老师，亦是他的长辈。可是他们何曾想到，曾经轻拍嘉许过的年轻的脊梁，就这样断裂在流亡的泥途；一颗冉冉升起的考古界新星，就这样陨落在战火烧焦的热土。念及爱徒英年早逝，白发先生的祝予之叹，又如何可言呵！
“我们上古的先祖，怀着坚忍开辟了这广漠的土地，创下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又当如何兢兢业业去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呢？”先生在《良渚》中写道。这一问，值得我们每一位后人深思、警醒、惕励。公元以前、纪元以前、心神飘回那无限辽远的文明曙光升起的时代——我们的吴越先民在这片荒莽瘴疠的“化外之地”开疆辟土，筑城墙、起土垣、凿山石、锻玉器，“断发纹身”的“南蛮”背后，是不屈不挠的原始生存意识，充满初民时期英雄主义的浪漫情怀和血腥华丽。这是传承五千年而不死的良渚精神，质朴而伟大，柔韧又刚强。综观先生为人与治学，又何尝不是这一精神的光辉写照？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中华的文明不息，民族的精魂不死，至今还有无数“施昕更”在怀念他、铭记他，以他为楷模。
先生也曾对年幼的胞弟充满深情地解释“良渚”二字的含义：“‘良’是美好的意思，‘渚’是水中小洲的意思，你知道么？我们‘良渚’，就是美好的水中之洲！”如今的良渚镇上，良渚文化博物馆、良渚文化博物院、良渚文化村……勤劳的良渚后人用实际行动建设着这片土地，荣耀了这个诗意的名字——良渚，美丽洲——我们共同的家乡，实至名归。而当我们再一次回想起施昕更先生短暂而不凡的一生，当是何等地敬之爱之；环顾这一片先生爱得如此深沉的土地，又当如何地珍之重之！
时隔七十年，捧读《良渚》，有泪如倾。那泛黄的书页，有血染的风采。
敬我们伟大的良渚文化，敬我们勇敢的良渚先民，敬我们可爱的良渚传人。
沈括墓
在闻名遐迩的瑶山以西，就是今天谢家湾的太平山。太平山四周青山环绕，山前苕溪缓缓东流，风景清幽，是避暑消夏的好去处。然而它优美的自然风光倒在其次，太平山最为人所知的，乃是山的南麓静静地安息着一代科学巨匠沈括（公元1031—1095年）。
沈括字存中，号梦溪丈人，杭州钱塘县人士。《宋史·沈括传》称他“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着”；明人沈儆炌《梦溪笔谈·跋》赞沈括及其作品：“《笔谈》上稽朝典，下逮方言，神怪人理，鸟兽草木、搜奇抉秘、罗列星分，渢渢乎博而综、该而典、核而不诡、精实而可考镜”；英国剑桥大学教授、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六章评价沈括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日本数学史家三上义夫则有“予以沈括为中国算学之模范的人物或理想的人物，诚克当也”的感叹；直到现代，1979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还将一颗1964年发现的行星以沈括的名字命名，以示后世天文科学工作者对先辈的敬仰与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