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局的拆桥工作从1986年底开始，至1987年2月16日的清晨桥顶龙石轰然落水结束——从此，苕溪上那座古朴秀丽的广济大桥，只能从泛黄的史籍和人们的记忆中去寻找了。而随着2008年东苕溪进一步河道扩宽退堤工程的正式启动，桥北段自大桥以西沿河1700米，150户老街上的原住居民拆迁；昔日安溪古镇的桥北街，在隆隆的铲车下被夷为平地；那些隐现在现代楼房夹缝中的老楼屋，也一并推倒。至此，可以说整个安溪的古镇风貌，已经彻底化了劫灰。
鸳瓦，锁窗，竹扉，白墙，当时只道是寻常，因为满江南都是这样的市镇。可是今天游人青眼相看趋之若鹜的乌镇、西塘、南浔、周庄，不正是得益于那一份无心的坚持和固守么？设若在当时，它们也都是平常的，平常的小桥，平常的流水，平常的人家。而现在，则贵在这份平常。自来非常事物，总是走在潮流前面的先锋派；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除了采取激进和尖锐的态度，还可以选择一种娴适优雅的方式——看来正自低调而寻常，可是那份寻常正是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那份不动声色的本色也才是真正的个性。真正有个性的人和物，不盲从，不跟随，不躁进，不随波逐流，他们植根于人文精神土壤的最深处，带着“天下滔滔与我何干”的淡然和潇洒，在浮躁中独守飘逸，在喧嚣中坚守隽永。他们也许会遭到忽视，却永远不会过时；他们不属于时代，时代，将追随他们。
而相比这些坚守者，更多的则是那些奋力追赶和模仿的弄潮儿。已经赶上的，绞尽脑汁把住上风；刚刚赶上的，根基未稳又要狼狈地不断应变；但是更多的，是那些赶不上的，永远疲于奔命地在路上、在追赶、在奔跑，喘着粗气、失了优雅、丢了自己，最后蓦然回首，发现自己赶不上，也回不去，“我”也已经非“我”——低调而不失大气的楼屋早就十不存一，气派古雅的走马楼也没有了，一样的钢筋水泥，一样实用却粗糙的排屋……他们遗落在中道，渐渐地，沦落在茫茫人海里，泯然众人矣。所以，那么多曾经古朴幽雅的江南小镇，毕竟只有少数能成为现在游人如织的乌镇西塘、南浔周庄，因为绝大多数，都妥协得太快，迎合得太易，赶得太急。
还记得周国平先生曾在《守望的距离》中这样写道：“随着我们的过去一同逝去的不止是时光，更是由当年的人，树，房屋，街道，天空组成的完整的世界”。这并不是说为了一点怀古怀旧的小情绪故步自封泥古不前，事实上，新的总是会汰去旧的。时代的车轮滚滚而去，车在前进，有人执鞭，有人伤毙，而时代仍奋进不止，即使竭尽全力举起堂吉诃德之剑，依然无法抵挡或者扭转。只是希望，我们在追求“日新月异”的时候能够偶尔停下来，冷静一下，回顾一下，思考一下，温故而知新，想想过去，总会有新的启迪；即使不为“知新”，只是看看，重温往日情怀亦是很温柔的一件事呵！而不要再重蹈覆辙、一塌刮子不加甄别地“破、旧、立、新”了——难道，文革给我们的教训还不够惨痛么？
现在的安溪，随着河运的没落，连带着由她哺育的小镇也无可避地式微了。邻镇瓶窑直达武林门繁忙的104国道，负载起城北一带起飞的现代化进程，远离了苕溪，远离了古道，远离了安溪。她没有大工厂，也没有大市面，失去了古意，也不够摩登，尴尬地见弃于当下，畏缩在青山的臂弯里，更加安静。然而，这究竟幸是不幸呢？考之西塘之所以能够完璧于浩劫，是因为直到1989年，这个处处荡漾着嘉善田歌的江南小镇，尚且还没有开通公路，里人相互往来，除了那细细窄窄十里沿河的长廊，便只能摇着小舟沿着曲折的水路逶迤划行。世外仙源绝了那分花拂柳武陵路，从此千年万载，头顶那月，依然是他们的秦时月。若能够似这般人月两团圆地长相厮守下去，又何尝不是天下间最长远的故事？只可谓安溪不是西塘，她的过去已被粗暴地埋葬。所谓的古镇，也只有世代流传下来的几个无凭的名门宅院可供后人数说了，前街、关上、花园里、当河埠、老厅上、驸堂弄、老鹿园……只余名字，空余名字。
于是，无限痛惋之余，总是常常忍不住设想，设想如果大桥没有被拆除，今天的安溪是否会更好？而大桥的毁灭，是否又真的无法避免？其实在文物保护意识高度普及的今天来看，古桥被拆毁的命运是完全可以扭转的。因为整个余杭区境内除安溪广济桥外，另有两座风格相似、年代相近的石拱桥：水乡塘栖镇的长桥和余杭镇的通济桥，而这两座古桥至今保存完好，且分别于1988年、1989年列入了省级文物保护点。
塘栖广济桥，又称七孔长桥，“拱券纵联并列分节砌筑，桥两坡各设石阶80级。石栏板素面，栏板两端为卷云纹抱鼓石，共有望柱64根，四角望柱上刻覆莲”。七孔长桥势如长虹，造型秀丽，历经五百余年仍雄踞京杭大运河之上，将江南的富庶、繁盛，和着桨声、船夫号子声一起写进了京杭大运河500年的兴旺漕运史中。但是进入新时代，一如东苕溪上的安溪广济桥，老桥的存在，无可避免地阻碍了水运交通。长桥是“保”还是“拆”的争议整整延续了四年之久，期间杭州市政府召开了广济桥是“拆”还是“保”的听证会，广泛听取社情民意——塘栖镇领导和人民都坚持“保”的立场，希望保留老桥、另辟航线。最终在省政府领导下投资兴建了一条复线航道，既能使文物得以传承下去，又解决了现代航运发展需要。
与七孔长桥一样幸运的是余杭镇通济桥。明洪武元年（1368）重建的通济桥，是一座横跨苕溪的三孔石拱桥，桥墩上各有溢洪洞，以备雨季苕溪猛涨泄洪之用。据清《嘉庆余杭县志》载，古桥始建于汉熹平年间，此后五代、南宋、元、明、清各朝各代屡修屡塌，屡塌屡修。到了今天，人们对古桥的保护依然不遗余力——“通济桥河段也是东苕溪河道较严重的束窄段，因其严重阻水使余杭镇水位壅高，危及西险大塘的安全。2002年4月开始，在保留原桥的前提下，通济桥左岸进行扩孔及上下游堤防退堤工程，拓宽33米”。
同样是面对“危桥、碍航桥、省级文物桥”，不同的政府选择了不同的侧重点。惋惜之余，不禁叫人想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文物毁坏事件——老北京城墙的拆毁。而这里又不得不提到梁思成先生，那片残垣断壁的最后一位孤独卫士。梁思成第一次走进北平，那巍峨的古城墙和悠缓的驼铃声，就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记忆中。留学归国后，他和林徽因在抗战的炮火中加紧对中国古建筑的野外勘察和记录：赵州桥、应县塔、佛光寺……那些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古建筑，那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在梁思成的眼中都是活生生的存在。在洛阳测绘一座古桥的时候，梁思成在勘测记录本上以散文诗般优美的语言表达了他对古桥的热爱：“桥是那么伟大，但也能娇小纤媚，秦少游为‘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的绚丽景色所动，李肩吾爱看‘直下小桥流水，门前一树桃花’，欧阳修更痛快，他偏喜欢‘独立小桥风满袖’，多么潇洒！桥——它又是多么美丽可爱的东西，影片里那样富有诗意，桥，无论在深谷还是巨流里，谁能说他们不是艺术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新时期全面工业化建设，北京市建设局于1949年12月出台《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意见》，计划拆除原北京城墙、重新进行市政规划布局。身为建筑学专家的梁思成深知老北京城墙以及附属古建的历史价值，《意见》一出台，他和陈占祥先生马上共同提交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设》，史称“梁陈方案”。但遗憾的是，方案并未被采纳。在1953年12月20日召开首都古代建筑处理问题座谈会上，会议决定拆除历代帝王庙景德坊和东、西交民巷牌楼。梁思成仍然坚持，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梁思成与周总理恳谈了近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总理最后只能无奈地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作答”。老北京城墙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被拆毁了。谁能想到，当承载了千年历史文化的古城墙将崩之际，挺身而出试图扛住她的，竟只是一个瘦弱甚至带有些残疾的书生？
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决策者总会有奋起直追改天换地的雄心，而在这样急于求成的心理状态下，很容易导致对传统的忽略乃至否定。现在我国少有宋以前的古建筑，很多是毁于兵燹，但还有一部分，不可否认，是在迅猛的现代工业化时代洪流中，在破旧立新的大刀阔斧下做了炮灰。而若干年后，当回归传统的呼吁在社会上响起，文物已经不可再生。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国际地位一路攀升，面对更为强势的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和日韩）的冲击和日益加速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弘扬民族传统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在海外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全国范围的拯救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热潮、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民族风貌展示的2008奥运会以及2010世博会的举办，都体现了我们这一回归传统的意识的觉醒。传统和文物，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烙印，绝不仅仅是一项乏味的仪式或者一块单调的顽石，相反，它们是该地区该人民的文化之根、生命之源。
反观安溪广济桥的拆毁，堪称改革开放以来本城最大的历史文物毁坏事件。大桥，作为建筑，连接着此岸和彼岸；作为历史见证，串联起我们的昨天和今天。她不仅是一个市镇的标志和象征，也承载着当地人们的过去和回忆，感激和铭记。安溪的广济桥存在了五百年，岁岁年年，洪汛期间河水总要没过北塘；然而世世代代，小镇上的人们仍然依靠她，眷恋她，爱护她。大桥昂然挺立了五百年，在外侮入侵的金戈铁马中幸存了下来，在抗战和内战的漫天炮火中幸存了下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旧事物的拉杂摧烧中幸存了下来，在这海晏河清的承平之世，她却熬不过去，轰然倒塌在“推进现代化”势力万钧的巨斧之下。广济桥几百年来普度众生，弱水三千却终渡不过她自己。
古犹太法典上说，当丈夫抛弃结发妻子的时候，甚至连圣坛，也会为他们哭泣。大桥和小镇，默默相对了如许年，就好像一对彼此守护了许多个世纪的恋人，她对于小镇，对于镇上的人们而言，绝不是一堆石头，也不仅仅是一个建筑，甚至不是高高在上的文物，她是我们先民们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千帆过尽之后的不朽。桥上，有小镇人们夏夜星空下的喁喁私语，桥下，有他们在白浪翻飞中戏水的矫健身姿，无数个夜深幽梦里，还传递着一份关于爷爷奶奶的记忆：童年的夏天，老人们悠悠地摇着蒲扇在桥洞下纳凉说古，絮絮说着老底子的辰光，絮絮说着大桥的故事……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尝试着去了解，去珍惜，去懂得——懂得大桥就像我们的亲人，她也是有生命的，她也知道疼，也畏惧死，或许便不会那么轻易地判决了她的死刑吧？只可惜，过去了的永远是历史，而历史，没有“如果”。
记得鲁迅先生在《大内档案》的杂文中曾这样写道：“大抵中国公共的东西，保存是极难的。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语气之激进或有可商，然而多少可为今日为宦者一针砭。作为地方决策者，位既高，责亦重，除了保赤安良的本职以外，也需看得远一些想得周全一些，而不是仅仅一味追求数字指标政绩而只顾眼前片面的经济效益。因为文物如同人死不可复生，历经风雨沧桑的古旧事物，一旦毁坏便再也无力回天。而民众的感情，伤害了亦无法弥补。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谦和的民族，千百年来低眉顺眼的良民传统，柔弱地熏陶出了给点阳光就灿烂，给点雨露就泛滥的好性子。做父母官的，多为“子民”想一想，他们会死心塌地的认可您、孝敬您。但是真的把桥拆了，除了衷心难过以外，大抵也不会怎样，因为也都明明白白懂得这个道理——民，不与官斗。
今天，塘栖水乡的美人靠，在政府“回归本土文化”的倡议下正在进行还原重建的工作。也许凭借先进的建筑工艺和巨额的资金支持，那运河水乡十里长廊的景致还能够恢复，雕花镂月，夺尽天工。然而，那份精致和光鲜背后，已经无可避免的多了一份匠气，少了一份古意。有些东西，不是砌墙——后来居上，而是讲年头的。新的恁先进，不抵旧的贴心。人为地抹去岁月的痕迹已然失策，全盘毁掉再重铸，且不论劳民伤财那一层，单是这颗心，已经意兴阑珊了。如果当年的美人靠没有被拆掉，该有多好，我们独自悠游行走在那一蓑江南烟雨中，绕花径，穿古巷，过石桥，喝杯茶，步步娇。那古朴的沿河的铺子，还用着古旧的木板门，斑驳的红漆已在岁月的磨损下剥落殆尽；卖各式江南小点的年轻老板娘，眉清目秀，倚着苍老的门板那么一站，不必开口招徕，自有往来路人来买，所陈之物大抵有黄酒、荷叶粉蒸肉、八珍糕、粽子、麦芽塌饼、薰豆、蜜汁大头菜等几样传统糕点……待走得累了，就在临河的美人靠上俯身小憩，看看摇橹的船家，看看偶尔掠过檐角的燕子，看看“七十二爿半桥”怎样同气连枝地撑起这柔若无骨的塘栖水乡，看那人在水边住、水上横小桥、桥上行人走、桥下小舟行、桥头立商铺、水中有倒影。而当我们再一次低头抚过身下的美人靠，抚过她那被运河荡涤得泛出光泽的木质扶栏时，依然还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悠地怀想，想到丰子恺先生进城的时候在此弃舟登岸买一点白沙枇杷，想到吴昌硕先生在去超山香雪海的路上在此歇脚饮茶，想起我们的先人曾在这十里长廊把酒话桑麻……可是现在，面对那华丽又跋扈的“古迹”，这份怀古幽思，该如何安置，又将置于何处？
“巧艺精工见匠心，亿千瑰宝出劳民”——时光的车轮悄然碾过半个世纪，曾几何时，是谁，费尽心机地破旧立新？现在，又是谁，千方百计地要将她们一一还原？人心的易俗变迁，实在给我们太多思索。记得一位学者曾经说过：“所有的城市到最后都会回归，都会想念曾经风吹雨打的颜色”。是的，历史是永远无法被风雨和人力剥蚀的，她是伟大与光荣的刻板，也是哀歌和颓响的录音，岁月路过那些无奈和精彩，同时也铭记了它们的容颜。笔者亦深深相信，我们，我们所有人，终会想念自己的历史的颜色，也许不是当下，但是，会有那么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