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记者得出结论：医生极不负责任，胡乱诊断胡乱开药。
是否这个医生在给其他病人诊断治疗方面骗人，本人不得而知，但就这个病人来说，在特殊条件下所采取的治疗并无不妥。一个没有B超的农村医疗机构，一个没有钱做B超的病人是否就不能治病了呢？
病人的症状体征比较像“胆囊炎胆囊结石”，虽然没有做B超后的正确度高，但消炎没有错，试一下并没有多大不良后果的抗炎治疗，对于不能坐车到县城去做B超的农民并不失为一种最佳选择。过去没有B超的年代，我们是怎么诊断治疗这一类疾病的呢？如果我们机械地套用经济发达地区的治病观念，贫穷地区的人民根本不能进行任何疾病治疗，任何治疗都会违反所谓的原则。就连一个感冒，你也许会问：“不查一下血，不透视，你敢绝对排除其他疾病吗？”
有些近乎于浅薄的社会舆论和观点，对医生的片面苛求，事实上起到了过度医疗的助推器作用。
世界上什么事都没有绝对，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也需要病人为医生承担一定的风险，即允许医生对极少数异常情况的误判。没有这样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每一个来看病的病人，都有理由将所有的检查彻底来过，只有如此才能完全化解医生的责任。如果真要这样的话，那将是一种莫大的悲哀。
今天的医院里可以见到许许多多感冒发烧的小儿一起“打吊针”的景观。感冒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特效药，但感冒可以自然痊愈，通常就在一周左右。普通感冒只要症状体征不是很重，不需要特殊处理，好好休息即可。如果发烧超过一定程度（小儿在摄氏38.5度以上），或者头痛严重，也仅仅需要作一些对症治疗，比如退烧药口服或者冷敷擦酒精降温。
但实际诊疗过程中，让一个发烧的小儿即刻回家，家长不乐意，就给了那么几片药，家长认为也不够重视。如果将患儿收住院，再打上几瓶液体，可以完全免除对患儿“重视不够”的嫌疑。多加上几种抗菌素，广泛治疗，撒大网，可减少误诊误治几率。患者的经济负担会增加，但花的不是我的钱；抗菌素用多了，以后的效果变差，和我这个医生毫无关系，何况医院和医生经济效益增加，何乐而不为？
妇产科剖腹产比例的提高，也是过度治疗的一个例子。
每一种疾病的处理从辩证的观点来讲，没有一种舍此无它的绝对而唯一选择。当我们在一种选择产生的结果失败了的时候，常常会想到或者说出这样一句话：“要是这样可能就好了。”但事实真的选择了“这样”的时候，后果也不一定更好。有的病人及家属不会这么想，不好的后果即意味着医生选择的错误。因此，医生广用检查、广泛治疗；抗菌素用多种，不管什么疾病，抗革兰氏阳性细菌和抗革兰氏阴性细菌抗菌素一起用，称为“联合用药”；中药、西药合着上，美其名为“中西医结合”。
疾病诊疗措施中永远没有绝对的最佳选择，真正相对较好的选择，应该是完全站在病人立场上的选择，比如不仅仅要考虑疾病暂时和长期效果，还要考虑疗效和价格比。但考虑越多，意味着风险越大，于是一些医生本能中会着眼于近期效果——暂时的眼前效果是可以看得到的功劳，远期究竟怎么样，与我无关，就是有不良后果，也不一定能够与我联系得上；多考虑疗效少考虑成本——疗效与我有关，多花费的金钱与我无关，有时候花的越多，我的收入还越多，这是后面需要涉及的话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配套文件之一《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的出台，对患者而言，在医疗事故的处理中有了些优势，比如“举证倒置”。但是，它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提醒医生进行更多的自我保护，比如，可作可不作的检查一定要做，高难度有风险的手术尽量不要参与，危重病人尽量不要涉及。
过去，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阑尾炎在美国都要作许许多多的检查，现在我们明白，这是法律规定使然。不作这些检查，出现了不良后果医生要负全部责任。任何一项好的措施，难免也会有相应的负面作用，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弊端而否定它整体的科学性。良好的医疗体系，是建立在科学规范的法律规章制度之上的。什么情况下必须这样，什么情况下是可以容许的错误，都应该尽量细化。比如青霉素必须做皮试，如果不做皮试，发生后果医生应该负完全责任。有些药虽然也有过敏可能，但因为发生率极低，并不要求做皮试，发生后果，医生在积极抢救的情况下并不承担责任。有的人吃饭都会过敏，我们总不能要求人人饭前都要作试验吧？
良好的医疗体制氛围造成的医生自我保护，不应该仅仅只是从拒绝治疗、过度诊断治疗来体现，而应该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自我保护，比如：医生应该更加小心翼翼，工作更加负责，更加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等等。
对患者有益的“积极的自我保护”，具体应该体现在：
筲对患者施行个体化治疗，严格掌握用药或手术的指征，尽可能从根本上预防医疗事故的发生。
筲多向患者及其家属交代病情，这样维护了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筲尽量开展必要的检查，除了使诊断更规范和严格以外，更有利于经验的总结，同时有利于提高医疗诊治水平和推动医学科学的发展。
筲在选择手术或治疗中，尽可能地减少患者在医疗诊治过程中的痛苦和风险。
但是，积极的自我保护做起来并不轻松，它需要有良好的技术和勤劳的习惯，并需要有不计个人得失的崇高品德。能达到这种境地的人并不多见，因此，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的医生，其自我保护的性质更多体现在消极的一面。
医疗行为中的趋利性
中国人有一句古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人是一种趋利动物，医生也是人。马克思说过：“有50%的利润，他就铤而走险，有100%的利润，他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其论断同样适合医生。
对于私人医疗机构来说，多一个病人自然就多一份收入。现在的公立医疗机构，经济效益不好的多半已经承包给私人和集体，没有承包的公立医疗机构，绝大多数也已经打破大锅饭，医生的收入和经济效益挂钩。于是，将没有病说成有病，将轻病说成重病，无论在个体诊所还是在国有大型医院，这都已成为许多医务人员谋取不义之财的法宝。
有的地方为了让门诊医生设法将病人骗进病房，规定每收进一个病人给医生一笔费用。有了这种刺激，感冒发烧的病人被恐吓“怀疑患有脑膜炎或者血液病”等，不怕你不进病房，反正怀疑不犯法，没准儿，你还要感谢我对你认真负责。脑袋碰一下，诊断为“一级脑外伤”，反正不需要客观依据，也找不到我的把柄。当然，服务态度要绝对的好，温柔一刀，有时候明知被宰你还发不起脾气来。
尽量地让病人多作检查治疗，是医院创收的另一重要途径。检查越多，医院自然效益越高，但没有提成，医生开单的积极性就不一定高。从最开始的仅仅费用昂贵的检查，如CT提成，到如今有些医院已经发展成一张血常规化验单都给回扣。虽然每一张化验单的钱可能不多，但总数多了，加起来不是一个小数目。
医院的领导都热衷购买设备，里面的道理不言自明。面对各种各样的医疗仪器设备，怎样找到购买的理由很重要，因此，“充分发挥每一台设备的利用价值”，是许多医院领导考虑的重点问题。有些设备哪怕一点也派不上用场，或者说毫无实用价值可言，只要给医生回扣，没有用不上的道理。只要冠以高科技或者时髦的名字，哄骗病人轻轻松松，比如“红外线……”“计算机……”“电脑……”“光亮子……”“激光……”“数字……”或者“美国进口……”“日本进口……”等等。
就拿“红外线乳腺探测仪”来说吧，许多女性病人趋之若鹜，可是熟悉情况的外科医生都知道，就它能够发现肿块这一能力来说，医生仅仅用手检查就可以办到。病人自己也能摸到肿块，事实上有些情况下就是病人自己发现了肿块才来看病。对于乳腺肿块，最重要的是定性，即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用手触摸肿块的部位、硬度，判断其性质比起红外线的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肿瘤的最后定性，必须要细胞穿刺或者病理学检查，如果不是涉及经济利益，医生们怎么会如此多此一举？
这些涉及到一定专门医学知识的问题，有些医护人员如果专业不相关，都不一定十分清楚，普通病人上当更不足为奇。《健康报》曾登载了美国医学家客观评价红外线乳腺探测仪功能的文章，对广大妇女是一个提醒，但相对于强大的诱惑性广告宣传来说，这种提醒有没有一点儿效果，仍然是一个问号。
由于医疗条件的不同和医疗资源的相对匮乏，占垄断地位的大型医院基本还不存在缺少病源的情况，他们不用担心价格的高昂将病人吓跑。能到这里来的病人，要么在其他地方已经无能为力，别无它途，花多少钱也只有撑着；要么经济条件很好或者公费医疗，花钱不在乎。用最贵重的药物，用档次最高的检查项目，用最先进的治疗措施，一方面可以显示本医院高档次的水准，另一方面，个人、医院收入同比增加并且顺理成章。
相对病源稀少的个体诊所或者私人医院，现在的服务态度绝对是一流。在部分地方，只要是进来看病的人，原则上就是首先哄住他，然后留住他，最后再掏干他。除了要学看病的本事以外，探测病人有多大经济实力，也是医生们需要掌握的重要内容。对穷人，太贵了，看不起就会走；如果是很有钱的主，便宜了没有挖掘出最大价值。因此就有看菜下饭之说，不仅仅要问病情，还要问你带了多少钱、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是否公费医疗等等。
“看菜下饭”并不局限于私人医疗机构，国有医院的部分医生同样应用得非常老到。只不过，对于无论多穷的人，私人医疗机构只要能挣一点儿钱都会尽量采取一点儿措施，如果是国有医院，店大欺客，不涉及到紧急情况（怕背上“见死不救”之名），就不可能有那么多通融的余地了。
当经济的利益成为医生最大目标的时候，疾病诊断的客观性、治疗的合理性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
究竟该不该作一项检查，一项价格不菲的治疗措施对病人究竟有多大益处，很难界定其是否完全合理和无理，有时候对它的评判专家也无能为力。反复多次地进行检查，医生可以说成是动态地观察病情；广泛地检查，医生可以解释是为了排除其他疾病。该检查的没有检查导致误诊肯定是医生的错误，多检查永远无错，只要病人有钱，只要病人的口袋没有被完全掏干。
红包的诱惑
“红包”本来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长辈赏赐给未成年小辈的压岁钱，用红色的纸包着，并不在乎数量多少，能让小孩高兴就行。因为红色在中国人的眼里意味着吉祥如意，送小辈红包图的就是个吉利。
曾几何时，红包的概念在中国人眼里完全变了味，成了部分人收取不义之财的代名词，红包的实质也发生了改变，不一定是用红纸包着，但人民币的数量必须够份儿。
中国医生收受红包具体始于何时不得而知，改革开放前对医生有送点心，送鸡、鸡蛋、烟酒的，不知是否可以算是红包的雏形。改革开放后，老百姓的钞票多了一些，流行起送钱，可以确定这时候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红包。
病人送医生红包不外乎这样几种情况：
筲感激型。
从心底感谢医生，这种情况往往是因为医生在疾病的诊断治疗方面确实有很大的贡献，有救命之恩和（或）服务态度特好。
筲企图型。
希望医生多给自己一些利益，比如少收一些费用，公费医疗开一些好药，如果是涉及诉讼的疾病诊断及预后多一些偏袒等等。
筲照顾型。
对自己服务态度好一些，认真诊断治疗，不欺负自己。
筲从众型。
大家都送了，我不送不好，担心医生对自己不好。
筲被迫型。
医生明显对自己服务态度不好，甚至是恶劣，而对其他送了礼的人又是另外一副面孔，有时候有些医生就是明目张胆地索取。
除了前两种情况，病人送医生红包基本都是处于被逼和无奈，医院的账单已经付了，本来应该享受的服务，谁会愿意再将自己的血汗钱额外付出？之所以被迫送红包，是因为医患关系极不平等，病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病人都有求于医生，这在市场机制不太完善的地方或者缺少竞争的大型医院最为明显。
病人送医生红包从时间上来看，分住院前、住院中和住院后。除了住院后的红包，住院前、住院中送红包很难想象出病人会完全自愿。
收受红包并不是中国人的专利。极大多数国家在服务业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侍者提供服务以后，被服务者应该给予小费，这种小费我们可以看作是相同意义上的红包。如果没有红包，侍者的服务态度肯定是不友好的。但是，必须排除公务员，公务员收取小费要以“受贿”论罪。国外公立医院的医生属于公务员，法律上禁止他们收取红包。
日本最畅销的杂志《现代周刊》揭露了一个难以让人相信的事实，日本医院收红包，特别是外科主刀医师收红包很普遍。一位医生出身的记者在《医生与红包的现状》一文中指出，日本医院目前的行情是，由教授级医师主刀，红包为30~100万日元；副教授级的医师主刀为10~30万日元；送“牵线”医师的红包为3~10万日元。
我国送红包大多发生在公有医院，那里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目前仍处于一种垄断地位。私人诊所不存在这一问题，私人诊所要赚病人的钱，直接打在账单上就可以了，患者要想感激付费的时候多给一些即可，不需要红包。私立医院的医生一旦发现收受红包马上有被老板解雇的危险，如果医生认为工资待遇不符合他的实际能力，他可以跳槽或者要求老板增加工资。
收受红包有接受恩赐之嫌，或多或少医生人格受到了一定轻视，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当了一回“孙子”。为什么甘愿当“孙子”，有医生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筲迫不得已。
一位医生称，收红包的歪风已发展到“不收定有隐情”的地步，不少患者错误地认为，医生不收红包不是怕查处，而是没有“金刚钻”（医术），不敢揽“瓷器活”（手术）。再者，患者还会以为你嫌红包里装的钱太少。
筲环境所迫。
收受红包是受周围的环境影响。比如同一科室或同一手术的时候，大家都拿到了红包，而当红包也同样摆在自己的面前时，想说拒绝的勇气一下子没了。拒绝红包，同行会怎么样看待自己，会不会把自己打入另类？
筲分配制度不公。
大部分医生认为，现在医生的收入在社会上只能算是个中等，一个医学专家的收入甚至还不如开出租车的，这在国外是非常少见的。有的医生言语中表露出，收红包是个人的劳动所得。自己辛苦了十几年，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有一份好的工作，有一笔稳定的收入。
筲风险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