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行程缓慢，有时陷入沉寂”阿比盖尔给杰弗逊写信说，“你们一家的离开使我非常忧伤”，杰弗逊从巴黎写信告诉亚当斯，“我的时间过得非常缓慢。”
几天后，这一家人乘坐多佛的邮轮越过英吉利海峡，英国就近在眼前了。伦敦，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城市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当时的伦敦，大约有100多万人口。它是英国的政治中心，还是制造业、金融业和贸易中心。污秽、泥泞的泰晤士河是它的主动脉，是它通往世界的门户。泰晤士河比欧洲其他河流的运输量都大。一本导游书说，只有站在泰晤士河的桥上，人们才能看见成队的船只“运走英国的产品，带回整个世界生产的货物”。作为美国公使，亚当斯因为这景象感到忧虑，因为其中没有一艘美国船。他此行来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美国需要一个发展经济的环境，这需要亚当斯在英国辛苦工组来争取。
抵达伦敦之后，亚当斯一家三口先住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巴斯旅馆。伦敦的繁华丝毫不比巴黎差，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话说：“千真万确，当一个人厌倦了伦敦，那他就厌倦了生活。”在伦敦几乎应有尽有，邦德街的商店的商品甚至比巴黎的还高档许多。伦敦的咖啡屋、旅馆、剧院和音乐厅更是数量众多，这个城市有许多娱乐演出，在阿比盖尔看来，这是伦敦的长处。亚当斯家三口经常去剧院。他们还经常去切尔西的瑞拉夫花园。在那里，和伦敦社交界的时髦人士在一起，他们在花园小径上散步，品尝特等茶、听音乐。这家人很高兴又住在一个奉行新教的国家。他们定期前往教堂，圣保罗大教堂的穹顶耸立在一片看似森林的塔尖、角楼和教堂的尖顶之中，一点都不像巴黎的景象。
毫无疑问，驻宫廷的公使有很多奢华的娱乐活动。但亚当斯一家对此兴趣不大，在伦敦生活甚至比在巴黎费用还高。更糟的是，大陆会议把亚当斯的薪水砍掉了五分之一，从原来的2500英镑降到了2000英镑。一个从苏格兰来的客人吃完晚餐后形容亚当斯家的饭菜“很好”但很“朴素”。后来拜访他们的杰斐逊则惊讶于他们过得“非常的简朴”。在伦敦度过第一年后，亚当斯写信给梅西·沃伦说：“在钱的事情我已经不知所措了。”
很快，在伦敦西区格罗夫纳广场，合适的房子找到了，位置对亚当斯来说非常理想。他们的家具被从法国运来，这家人搬到了这个树荫覆盖、有着碎石小道的广场。这里大概占地5英亩，正好和欧伊特的花园一样大。广场周围全是精致的住宅群，属于伦敦的许多显赫公民，包括卡马森勋爵。亚当斯家租的房子是位于东北角的8号，这里成了美国第一座公使馆所在地。前门进去是一个很大的大厅。一层有一个足够宴请的宽大餐厅，还有一个宽敞的房间被亚当斯当作处理公务的办公室。客厅和图书馆在二楼，卧室在三楼。厨房在地下室，后面有一个马厩。总共有8个佣人为这所房子服务，和在欧伊特的时候一样，阿比盖尔还是希望宁可少雇几个人，只要他们工作努力就好。
从1785年5月亚当斯刚刚在伦敦任职，到1786年2月期间，亚当斯作为公使必须处理的问题，几乎所有都是《巴黎条约》的遗留问题。美国和英国之间虽然签定了这份条约，但他们并没有就条约中的许多问题达成一致，包括债务、保皇党待遇、英军没收之奴隶和财产补偿和英军在美驻军等问题。在经济问题上，亚当斯代表的美国明显处在不利地位，所有问题看来都无法解决。由于刚刚独立，美洲发行的货币不被承认，几乎毫无价值可言。战争耗尽了殖民地的资源，国家的经济状况岌岌可危。合众国迫切地需要金钱，除了贷款，剩下的只有开展贸易。英国人认为，没有理由与这个贫穷、弱小、曾经为敌的国家仓促签署任何条约。
亚当斯频繁到白厅和唐宁街10号拜访，但他无论提出什么建议、向政府提出任何要求，都没有得到答复。对此，亚当斯并不感到惊讶。第一次的时候，他就相信，英国决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堡垒，正如他们不愿打开美国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通道一样。和杰斐逊一样，亚当斯相信自由贸易的理论，却遇到英国人毫不妥协的态度。他开始丧失能够达成协议的信心，他警告杰斐逊说：“我的朋友，我们不应该成为我们自己的自由思潮的泡沫。”目前情况不妙，他告诉杰斐逊，如果英国政府拒绝扮演一个理智、公平的角色，那合众国应该进入“和法国更加紧密、强有力的联盟之中”。
然而，同法国的商贸关系并不比同英国的关系更有希望。杰斐逊和富兰克林一样致力搞好和法国的关系，并因此成功地和法国达成了一项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的鲸油获准进入法国市场，但必须在固定期限内。战争结束以来，就法国而言，并没有如维尔热纳想象的那样实现同美国的繁荣贸易。美国市场对法国产品的需求非常少，而且不大可能提高。有一次会见卡马森勋爵时，亚当斯像以前一样严正警告说，如果英国继续现在的态度，将不可避免地增强美国和法国的商贸关系，但这根本没用。亚当斯告诉杰斐逊，他看不见希望。
亚当斯在格罗夫纳广场，杰弗逊在巴黎，两人之间仍然保持着稳定而真诚的通信。从1785年5月到1786年2月8个月的时间里，他一共给杰斐逊写了24封信，杰斐逊也几乎写了同样数目的回信。这两个公使坦诚相待，互相交换消息、对各种事物的看法，还有对美国烟草在欧洲潜在市场的猜测。两人通信中细微但值得一提的差别在于：杰斐逊通常以常规的方式落款为“您的恭顺的仆人”或“您的朋友和仆人”；而亚当斯的署名则是“你最亲爱的”或“以伟大和真诚的敬意”，或者是“再见，我亲爱的朋友”。
英王召见驻英大使
亚当斯在英国的外交活动，大都围绕着在伦敦的美洲人所展开，这并不是他乐于见到的却不得不承认的。在英国人的眼中，美洲根本不值得尊重。英国人极端地自鸣得意，他们一点儿都不愿意使自己的海上优势被削弱或受到威胁。在不得不承认美国独立后，英国在许多地方加以限制，比如在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英国人拒绝美国船只进港。更有甚者，除非用英国船只运载，否则美国货物不能在大不列颠帝国境内任何地方运输。在亚当斯看来，首先要实现的是让英国口岸向美国开放。遗憾的是尽管他很努力，却仍然一事无成。在美国，根据1781年生效的《十三州联邦宪法》，大陆会议无权管理商业。
在到达伦敦快1个月后，英王乔治三世才安排了对他的接见。英格兰国王陛下与美国新任的驻英宫廷大使不是没有共同爱好和显著的相似之处。同约翰·而当斯一样，乔治三世醉心于农场。很少有比巡视农事、在温莎和农场工人谈论庄稼和美利奴羊更让陛下高兴的事。同亚当斯一样，这个国王喜爱读书，就像务农一样，他们的不同点主要是喜爱程度的问题。同亚当斯一样，国王也是个爱早起的人，经常在早上5点以前起床。他也遵守严格的作息，他是个倔强、感情深厚的人，对自己的妻儿子女全心全意。他有15个孩子。他非常虔诚，而且像亚当斯一样真诚地爱国。
尽管有这些共同点，这两人仍然有着许多显著的不同之处。一个是英格兰的国王，一个是新英格兰农夫的儿子。他现在代表一个突然出现的国家说话，这个国家的生存还没有完全得到保障。在觐见的那天，亚当斯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名的小演员，孤立无援地站在舞台中央与主角唱对台戏。卡马森勋爵用自己装饰豪华的马车载着他到达圣詹姆斯宫殿，到达带拱门的门房后，大门打开了，亚当斯顺着楼梯，又下到一个大厅里，走进一个拥挤的房间，里面有各国大使、贵族、主教和朝臣。他和卡马森勋爵站着等在国王寝室外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他。
等了大概10分钟，门开了，他们走了进去。在被介绍的时候，亚当斯鞠躬，或者说是“敬礼”，一次在进去的时候，一次在向前走了半程时，第三次是“到跟前”时。“美利坚合众国委派我为在陛下您这儿的全权公使。”亚当斯开始说道，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所感受到的比自己实际做的和能够表达的要多得多。”亚当斯后来写道。在他面前的这个肥胖的人就是那个“暴君”，用《独立宣言》的话说：他劫掠美国的海洋，烧毁美国的城镇，这个君主“不配当自由的人民的统治者”。而在国王看来，亚当斯知道，自己只会被蔑视为一个可耻的叛徒，一个只配上绞刑架被绞死的罪犯。
“合众国派往陛下宫廷的公使将在英格兰和美国的历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他继续说道。我认为自己比所有的同胞都幸运，特别有幸以外交官身份第一个站在陛下您面前。如果，我能有助于向陛下的皇室善心越来越多地介绍我的祖国；有助于恢复虽然被一片海洋分离、受不同政府管理却有着一样的语言、相近的宗教和血缘的人民之间的全部尊敬、信心和友爱，或者说得更好些，恢复他们之间原有的和善和好心情，那我将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恳请陛下允许我补充，虽然我以前也接受过祖国的委托，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感觉这么惬意过。
虽然很短，但他讲得很困难，他的声音有时甚至颤抖，而国王也被深深地感动。国王也非常谦恭、镇定，亚当斯后来承认。“国王听我说的每个字，很有尊严但显然也很动情。”
英王的回答出乎意料的客气，虽然听上去充满了不满：这次接见的气氛如此不同寻常，您现在所用的语言如此恰当，您表露的感情如此适合场合，以致于我必须说，我不仅要愉快地接受美国人民友善的保证，而且很高兴，担任他们公使的选择落在了您身上。先生，我希望您相信，在过去的斗争中，我什么都没做，只做了我认为履行我对人民的职责时自己必须做的事。坦率地告诉您，我是最后一个同意分裂的；但是既然已经分裂了，而且这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我总是说，正如我现在所说的一样，我要第一个迎接合众国作为独立国家的友谊。
最后，亚当斯鞠躬表示会见结束。我退下了（亚当斯写道)，退着走，因为这是礼节，而且到门口时最后敬了—次礼，然后就走了。司仪和我一起……陪着我去到我的马车那儿，台阶上站满了仆人、侍从和行李搬运工，我一出来，他们就像雷鸣般地喊道：“亚当斯先生的仆人，亚当斯先生的马车。”
一切都进行得非常好。亚当斯演讲优雅、有尊严、得体，一切都很真诚。但如果认为这次会见预示着英国会完全热诚地欢迎新公使的到来，那么伦敦报界很快就使这种希望破灭了。报界拒不承认这次会见，认为这不过是供未来历史学家们研究的奇怪轶事罢了。
被国王单独接见3个星期后，亚当斯又被邀请到王后的社交圈里，或者说“客厅”里。这次全家三口都去了，同行的还有纽约来的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大陆会议指派史密斯为美国公使的秘书，他刚刚到达伦敦。如此重要的会见，无疑让亚当斯一家感到激动，他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做准备。当礼服、饰物等物品全部准备妥当之后，亚当斯一家被护送到一个大客厅，那儿有200多名经过挑选的客人，包括外交官和他们的妻子，所有人被安排站成一个大圆圈。
接下来的情景阿比盖尔在给她姐姐的信中有详细描述，看得出这次会面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国王走进屋里，走到右边，王后和公主们走到左边”，阿比盖尔这样开始对玛丽描述。皇室成员的任务就是和客人说话，他们要走到每个人面前，同每个人都得寒暄一遍。国王是个很有风度的人，但我亲爱的姐姐，他的脸色是经常被我们称作“红脸白眉”的那种……他来到我面前时，翁斯洛勋爵（阿瑟·翁斯洛，皇家寝室的勋爵)说道：“亚当斯太太。”听到这，我脱下右手手套，陛下在我的左脸上行吻面礼，然后问我今天有没有散步。我应该告诉陛下，我整个早上都在为会见他做准备，但我只说：“没有，先生。”“怎么您不喜欢散步呢？”他说。我回答说，我在这方面很懒惰。接着，他鞠了一个躬，然后走开了。
阿比盖尔还给姐姐介绍了仪式的冗长。这之后又过2个小时我才轮到被引见给王后。这个圆圈非常大，以致于所有人足足站了4个小时。我被引见给王后时，她显然感到很尴尬：我也感觉很不愉快。不过她说：“亚当斯太太，您找到房子了吗？请问您对它的位置还满意吗？”这时候，长公主（夏洛特·奥古斯塔·马蒂尔达，乔治三世和夏洛特王后的长女)看起来很有同情心，问我是不是很累了。大体上看来，阿比盖尔告诉玛丽，宫廷里的女士“长相平平，身材病态、丑陋，不过别告诉别人是我说的”。总的说来，皇室成员出奇地和蔼可亲，但他们的生活却不令人羡慕，人人都带着伪善的面具。
（第五节）长女出嫁
威廉·史密斯
还在阿比盖尔没来欧洲与亚当斯相聚的时候，他们的长女娜比就有了自己的男友。女儿的婚事在很长时间都困扰着亚当斯和阿比盖尔的心情，他们都不太看好娜比选择的这位男友。亚当斯出使欧洲后，孩子们中只有娜比留在家中，17岁的她的生活也有所变化。她长着金色头发，面容娇好，身材高大、仪态高贵，妈妈的遗传使她有副好身材。她不是那种被别人吸引了才会引起人注意的人。她为人很谨慎，更不愿意表明自己的观点。按照阿比盖尔的形容，她是个“优秀端庄的女孩，有着公主般的尊严”，但阿比盖尔也担心娜比的性格太内向、太谨慎。
1782年，一个叫罗亚尔·泰勒的年轻律师搬到了镇上。他住在克兰奇家，对娜比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当然，他也没有忽略阿比盖尔，给了她足够的重视，阿比盖尔对他评价颇高。泰勒出身富裕，在哈佛毕业时代表全班致告别辞。他是个英俊、机智、博览群书的年轻人。“如果他坚持做一行工作，他会在这一行中光芒四射的”，阿比盖尔写道，“他的性格非常和蔼”。显然，她和娜比一样被他迷住了。但有传言说这个年轻人过去非常“放荡”——在哈佛时，他和一个女仆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并因此挥霍掉自己继承的遗产。阿比盖尔因此动摇了，最后就此事写信给她在远方的丈夫。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眷恋与日俱增。她告诉亚当斯，泰勒在他们的炉火前消磨越来越多的夜晚。她应该怎么办？“我该说什么？我感觉自己心中有强大的恳求声，又回忆起我自己年青时候对爱情的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