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刻也没有耽误，第二天一早，她们乘着邮车上路了，直到晚上才停下来在布莱克希思休息，一天的行程共72英里。刚到伦敦，阿比盖尔立即发出一封急件到海牙，告诉约翰她已到达，急切渴望见到他。“让上帝给我们一次愉快的相见”，她写道。亚当斯立刻回信。她的信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他说，“我比昨天年轻了20岁”。因为公务缠身，他还不能“飞向”她，但是约翰·昆西会立即动身。尽管伦敦是个大城市，但给阿比盖尔留下了难以想象的美好印象。她下榻的饭店就在斯特兰德大街外的窄街上，靠近泰晤士河，“和波士顿的任何地方一样安静”。
在等待与家人团聚的这段时间里，许多人来拜访她。住在伦敦的美国人希望表达他们的敬意，她很少有时间自己呆着，他们每天都来。没有访客的时候，她和娜比一起观光（去威斯敏斯特教堂，不列颠博物馆)，要么就去买几件新衣服，但价钱高得惊人，她们只买了一点。她惊讶于英国人的脸庞看起来那么熟悉，与美国人那么相像，就好像以前见过他们一样。
7月30日，在阿比盖尔到达伦敦8天后，她最亲爱的儿子、昆西终于到达。约翰·昆西走进来的时候，阿比盖尔几乎认不出他来。他和父亲一样高，17岁的他看起来几乎算是个成年人了。他与父亲的容貌相似，非常显眼。母子相见，自是一番亲热。亚当斯从海牙捎话说，再有几天就能和他们呆在一起了。8月7日，亚当斯也赶到这里，一家人终于在他们的祖国之外兴奋团聚了。
在给姐姐玛丽·克兰奇的信中，阿比盖尔提及她和约翰的重逢：“我亲爱的姐姐，你知道，诗人和画家总是给那些难以用笔墨表达的场景蒙上面纱。分离4年后再见面时，我们又是一个愉快的家庭。”
第二天一早，他们全都动身前往巴黎。他们从伦敦乘快速马车到海峡边，在那儿乘船前往加来，第二天黎明时分在法国海岸登陆，接着又乘坐6匹马拉的马车快速向巴黎进发。
巴黎的新家
8月13日，亚当斯一家四口和他们的两个仆人到了巴黎。他们住进了左岸的约克饭店。一个星期前，杰弗逊和他的女儿就抵达并住进了这里。
把妻子安顿好，亚当斯立即投入了工作。他和杰弗逊、富兰克林组成新的搭档，每日都在开会。当他工作的时候，阿比盖尔和娜比就兴致勃勃地游览这个城市，约翰·昆西正好充当他们的导游和翻译。其时，巴黎有传闻说杰弗逊要取代富兰克林担任驻法国大使，这种前景让亚当斯感到高兴。至于亚当斯自己，他希望被指派前往英国宫廷出任驻英国大使，会议仍然没作决定，虽然这样的安排会使他的外交生涯达到顶点，但他对此不能明说，这么做是因为他考虑到大陆会议有保皇党会对此提出强烈的反对。几天后，他们全家搬到在欧特伊租的房子里，结束了住在酒店的生活。“这房子、这花园、靠近布伦园林的位置、俯瞰塞纳河、低地，还有距巴黎腐臭街道的遥远距离，这是我最好的期望”，他在搬进来的那天写道。很长时间以来，他的心情都没有这么愉快，“我的家人组成了一个小美国”，他写信告诉阿瑟·李，“我比在欧洲的任何时候都感觉更像在家里”，他告诉他的朋友。
欧特伊租的房子是石灰石建成的三层楼房，很引人注目。这儿曾经是座乡村别墅，属于生活奢侈放荡韦里埃家的女儿。整座房子非常大，有40到50个房间不等，包括—个“已经衰败”的小剧院。在美国的农场习惯了只有7间茅屋的阿比盖尔为此感觉非常为难。好几个星期后，她仍然会在房子里发现一些自己没有见过的房间。接待室、餐厅和厨房在一楼，还有仆人们的房间。家人的“套间”在楼上，每个房间都有面朝花园的落地窗。据说光是房间里的镜子就花费了3万里弗尔。
花园也非常大，有足足5英亩地，种满了一排排的橘子树，石头小路上挂满了葡萄藤，圆形或八角形的鲜花在怒放，还有盆栽的鲜花。虽然疏于管理造成了花园显得有些破败，但由一道中国式的栅栏、一个鱼塘、一个已经不喷水的喷泉和一个小小凉亭构成的风景还是让阿比盖尔感到，“非常漂亮，即使倒塌了也很美”。随着时间流逝，新的女主人越来越欣赏这个地方。她租来家具、购置新桌布、瓷器和玻璃器皿、雇佣仆人，还在笼里养了一只会唱歌的鸟儿，监督修好花园里的喷泉，开始正常工作。她在欧伊特感到“如此幸福”，“如此高兴地住着”。阿比盖尔就像一位魔术师一样，在短短几天就把这所大而衰败的别墅收拾得舒适干净。
在巴黎生活久了，阿比盖尔的感受也多了起来。她开始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尽管她觉得这里“过分的奢侈和无聊”。
一到巴黎，阿比盖尔迅速发现了剧院的乐趣和魅力。在家乡阿比盖尔就一直喜欢读剧本，但因为波士顿没有剧院，她从来没有真正看过舞台演出，直到在伦敦的时候。现在，按照法国的规矩，不管丈夫是否陪同前往，她都可以如自己所愿去剧院。她很快成了新兴的法国戏剧和歌剧的忠实热爱者。虽然语言不通，但她热爱那些演员，“我难以描述”他们。演出比她在伦敦看过的上乘许多，观众也更礼貌。要是英国人的清洁和法国人的文明相结合，她告诉梅西，那将是“最令人愉快的结合”。
她向妹妹伊丽莎白形容法国戏剧中可爱的细节：伟大的多利安柱子、华丽的枝形吊灯，其中一盏安置在天蓝色的剧院中，上面共有200多只蜡烛闪闪发光。奇妙极了，我亲爱的贝丝蒂，这房子里有1000多个衣冠楚楚的先生女士！这需要最恢弘的场面，演员们的服装和美貌非常迷人，但他们一开始跳舞，我就觉得自己的敏感被伤害，我为看他们感到羞耻。女孩们穿着最薄的丝绸和纱巾，衬裙很短。她们两只脚从地面跳起，在空中停住，脚飞舞着，完全露出她们的吊袜带和衬裤，就像没有穿衬裙一样。对于我，这是全新的景象。她们的动作轻盈如飞舞，迅速如闪电。虽然歌剧院这座建筑本身不像法国戏院那样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它装璜得更华丽，舞台上的道具也更奢华。
随着对法国生活的更多观察和体验，她的见解发生了变化，她知道。她对巴黎和法国社会的见识越多，她对法国的“行为”越着迷，特别是对时尚妇女。阿比盖尔研究她们的每个表情和手势，被她们的声音和智慧所吸引。尽管自己没有模仿她们的兴趣或者说是勇气，但阿比盖尔还是喜欢和这些法国女士交往。在她的生活经验里，她之前所有的同性朋友几乎都是自耕农的家庭身份。
阿比盖尔喜欢她们的举止从容，口才雄辩，她们的声音温柔像音乐，她们的举止令人愉快。原则上说来，她完全被法国女士的衣着迷住了。她形容说，这就像她们的举止一样：“明亮、轻柔、优雅。”
然而，法国人的生活方式需要一样东西的强有力支持，那就是金钱。她和约翰都担心会欠下债务，因为大陆会议只给他9000美元的薪水。这在布伦特里小镇上可能是一大笔钱，可以买下大片的土地，但在巴黎的一个上流社会人家，这只不过是“鲸鱼肚子里的一条小鱼”。
“我们晚上不出门，不到外面吃饭……避免任何并非不可缺少的开支”，阿比盖尔告诉姐姐玛丽。惊人的并不是欧洲社交生活的昂贵开支，而是奢侈程度被当作衡量一个人重要性的尺度。“并不是调查一个人看他是否胜任其职位”，她写信告诉伊萨克·史密斯叔叔，“而是他有多少佣人和马匹，英国大使有50个仆人，西班牙大使有75个。”
当她从观看歌剧的兴奋中暂时摆脱出来，去到巴黎的大街上看看的时候，阿比盖尔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她把这些称之为“缺乏同情心的国家特有的景象”。她一点都不认为巴黎吸引人，尽管这儿有着壮观的公共建筑物。其中卫生设施的状况，散发出来的恶臭，令她难以忍受。到处都是正在兴建的房屋，狭窄的街道被一堆堆的木头、石料弄得杂乱无章。在她看来所有东西都很脏。即使豪华的建筑也被煤烟染黑。阿比盖尔后来还参观了“天主教姐妹慈善团体”在巴黎经营的一家孤儿院。她看到一个大房间里有100张婴儿床，主管修女告诉她，平均每年有6000个孩子被送到这所孤儿院。甚至在她们淡话的时候，还有一个看起来只有3个月大的孩子被抱进来。有人解释说，在这个城市冬天的时候，每3个被抛弃的孩子中有1个因为暴露在寒冷之中而死掉。
也许是因为对家乡的思念，阿比盖尔频繁地给家乡的姐妹保持书信联系。虽然要两三个月的时间邮件才能投递到位，有时花的时间还要长些，但三姐妹始终保持通信，没有停歇。在给玛丽·布兰奇的信中，阿比盖尔更愿意分享自己生活的琐事和最深的感受。给妹妹伊丽莎白的信中，她更多地是回忆起她们在韦茅斯的牧师公馆中接受的信条。她的姐妹玛丽和伊丽莎白也及时来信，让她放心，告诉她家里一切都好，男孩们表现很好，身体健康。没有她的布伦特里变成了一个沉闷的地方，玛丽写道。她忠实地向阿比盖尔汇报她想知道的全部：她的房子、农场和镇上的情况。
阿比盖尔在欧特伊家中描述的所有家庭生活中，最值得记忆的还是他们全家的日常生活。那些观看歌剧或者去贵族家做客的经历只是巴黎生活的一些点缀而已，对亚当斯来说，离开美洲大陆后，这时是他生活最为舒适惬意的一段。妻子的照顾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
亚当斯一家逐渐开始了模式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一直住在一起，享受到了一种以前很少知道的满足感。他们很早就开始一天的生活，吃完早餐之后，如果天气允许，约翰和约翰·昆西通常在工作之前到布伦园林散步，走5到6英里的路。下午两点的时候，全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下午的大部分时间，亚当斯都在帕西同富兰克林和杰弗逊在一起。晚上，全家人都在二层读书或打牌，只有约翰·昆西在学习。他们同意，他应该立即回家去哈佛读书。好几个晚上，亚当斯辅导他学习，高兴地重新扮演学校校长的角色，和他的尖子生在一起。虽然只有17岁，这个男孩已经很有才华。离开家的这些时光里，他没到常规的学校念过书，但却从父亲的爱好和鼓励中受益匪浅。他的旅行、阅读，加上与弗兰西斯·达纳、托马斯·杰弗逊等人为伴，使他更成熟，有着令人惊异的广博知识。比起同辈的美国人，他对欧洲和俄罗斯的见识更多。他的法语事实上很完美。他广泛地阅读英国和罗马历史。“如果你要考查他的英语和法语诗歌，我不知道你在哪儿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亚当斯骄傲地告诉儿子以前在莱顿的老师本杰明·沃特豪斯博土。
根据娜比的记录，“爸爸（上床的)时间”通常是晚上10点，之后她和约翰·昆西“他们之间会有小小的谈话”。“我们的玩伴很少，拜访也少多了”，娜比写道。她发现欧伊特的社交生活不如自己所期望的。和她在祖国的男友罗亚尔·泰勒的关系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她几乎从没有收到他的来信，不知他此时在美国到底在干什么。
阿比盖尔自己也时常地想家。“身体在一个地方而灵魂在另一个地方，这是多么悲伤的不幸啊。”她告诉玛丽。在法国的日子只让她比以前更热爱自己的祖国。在外面呆的越久，她对自己的祖国和丈夫就越保持高度的敬意。
（第四节）出使英国
离开巴黎
大陆会议派出富兰克林、亚当斯和杰弗逊这三人搭档，是对他们寄寓了深厚的希望的。作为一个刚刚独立而又热切盼望在世界舞台上有所作为的新国家，美国给他们分配了艰巨的外交任务。这需要他们集中注意力，轻松和谐地工作。他们的任务是和欧洲各国缔结商贸协议，但这是一项进度缓慢、乏味的工作，而且没有显著进展。新成立的合众国处处碰到贸易壁垒，但又迫切需要消化美国剩余产品的市场。美国的立场是自由贸易，但很少有国家对此感兴趣。“我们以惊人的和谐、好脾气和全体一致展开工作”，亚当斯承认。他惟一抱怨的是“没有价值”的痛苦。
在富兰克林位于帕西的住所，这三个人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这里进行的。已经进入人生暮年的富兰克林几乎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他们一起协商起草报告，而且按照要求每个星期二都到凡尔塞宫接受国王的召见，然后在那儿和维尔热纳伯爵及其他外交使团共进晚餐。由于形势的需要，美国迫切需要一位常驻英国的外交人员。在给大陆会议的信件中，亚当斯也反复强调向英国派出特使的重要性。虽然渴望担任这一职务，但亚当斯在信中既没有推荐合适人选，也没有说自己的感受。阿比盖尔认为，毫无疑问他会被选中，这是他的“命运”，她告诉玛丽·克兰奇。
4月26日晚上，杰弗逊从巴黎骑马出来，把一封刚刚收到的埃尔布里奇·格里的来信交给亚当斯。格里在信中通知亚当斯，他已经被任命为派驻英国宫廷的使节。来信要他在不晚于6月4日国王生日之前到达伦敦。几天后，杰弗逊得知，自己确实要接替富兰克林成为驻法国使节。一切都像此前被人们广为猜测的那样应验了，虽然各自都喜欢自己的新职务，但杰弗逊和亚当斯一家都很悲伤地意识到，他们马上就要分离。在巴黎的这段生活，杰弗逊总是和亚当斯一家呆在一起，他们之间的认识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用阿比盖尔的话说：她感到惋惜，就要离开这儿去面临伦敦更恶劣的天气，更加令人惋惜的是，再没有杰弗逊的陪伴了。
关于和富兰克林之间，没有记录显示亚当斯和富兰克林最后告别时，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毫无疑问，两人当时肯定都非常礼貌。他们之间还有工作要交接，还继续保持着通信。但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尽管雄心勃勃要求到伦敦赴任，约翰·亚当斯也不急于离开巴黎，他满意这里的生活状态，更关键的是他还要为赴英国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就像他当初学习法语一样，他很关心伦敦方面的外交礼仪，担心自己会被怎么接待，害怕遭到人们的怒视。他为此请教了英国驻法国大使多塞特公爵。亚当斯以最严肃的态度看待他的新职位。他相信，自己和任何美国人一样非常关心美英关系以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在未来几年内会达成什么样的“友好和体面条款”对两个国家都非常关键。“我再也没有发现一个地方有这样的小山、这样惬意的花园、这样高贵的森林、这样纯净的空气和宁静的道路，就像欧伊特—样”，他写信告诉理查德·克兰奇，“我会非常难过地与杰弗逊先生分离。”
分离还是来到了，在欧伊特亚当斯的房子里，仆人开始收拾行囊。5月的第二个星期，约翰·昆西先一步出发了，他要回美国上哈佛大学，那是他父亲曾经学习的学校。
1785年5月20日，约翰、阿比盖尔和娜比最后离开欧伊特的房子，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痛苦。在法国招雇的仆人们聚集在马车外哭泣。在忧郁的气氛中，这家人出发前往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