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他2月抵达费城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8个多月。除了会见豪勋爵所用的那几天以外，亚当斯8个月里从没有离开过费城。作为他一贯的作风，他毫不迟疑地把自己奉献给祖国的事业。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未抽身离开过自己的工作岗位。他从来没有在必要时掩饰自己的思想，总是立场鲜明、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更加让人敬佩的是，他从来没有因此发脾气，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无论他在私人书信中流露出多少辛酸和内心的怒火。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亚当斯顶着最大压力，在各种各样的困扰下持续工作了8个月，他一直保持镇定、朝着实现独立这个崇高的目标努力。
《独立宣言》发表的时机与措辞和精神、结成联盟的计划、达成条约的方法还有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一切都与亚当斯的努力分不开。对实现“独立美国”这个伟大的、高于一切的目标亚当斯从未放弃过。正如他反复强调的，除了独立，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监察、平衡基础上的共和制政府。大陆会议的代表们对亚当斯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本杰明·拉什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曾经提到：“在整个美洲大陆上，没有人能够超过这个杰出的爱国者，甚至很少有人有他那样的能力和美德。”后来谈到亚当斯时，拉什又说：“1776年大陆会议的每个代表都承认他是议会的第一人。”杰弗逊对亚当斯的评价则是“我们议会的巨人”。
毫不夸张的说，几乎没有美国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为他们的祖国贡献了这么多的美德和工作。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紧迫感和毫不松懈的努力，亚当斯使《独立宣言》得以及时发表。如果再晚些发表，整个事情的进程会大不一样。这应该算是亚当斯在整个独立事业中做的最具有决定性、最重要的贡献。
在离开费城准备回家之前，亚当斯被埃尔布里奇·格里告知，自己会被指派为前往法国的特使，接替赛拉斯·迪恩，而被怀疑行为不端的迪恩则被召回，对其被指控的可疑行为做出答复。大陆会议相信，在为美国军队购买军需的时候，迪恩中饱私囊。李将军在给自己在大陆会议的兄弟的信件中，指责迪恩有腐败罪行，这封信在大陆会议召回迪恩的决定中发挥了作用。
亚当斯当时没有马上决定是否接受这项任命，他什么也没有对格里说，只称自己不够资格。11月27日，大陆会议任命亚当斯为特使，与富兰克林和阿瑟·李一起启程去往法国与对方谈判，商讨结成联盟事宜。
在1777年11月的最后一天，亚当斯骑马回家。回到马萨诸塞后，连续两周他几乎什么也没做，只是享受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抱怨说：“我本意不想参加下届选举，而是返回我的律师行业。我已经在大陆会议呆了4年，这使我的账面情况非常糟糕。我的债务人变少了，纸币贬值了。我17年辛勤、工作的成果每天都在流失。我的家庭以我过去不多的所得为生……我的孩子正在成长，却缺乏我对他们教育的关心，我在大陆会议工作4年所得的薪水还不够雇佣农场上的一个帮工。”
已经在家中的亚当斯，收到了大陆会议的一包信和派他前往法国宫廷的官方委任状。包裹中有大陆会议新任主席、南卡罗莱纳州的亨利·劳伦斯的来信，还有代表外交委员会的詹姆斯·洛弗尔的来信。洛弗尔用他一贯过于热情的语气说道：“我们决不愿抱有这样的想法，即你会拒绝如此重要的工作。大陆会议了解同法国谈判重要性的所有代表都指望你接受这项任命。”
洛弗尔是外交委员会最活跃的成员、一个热诚的爱国者。他是个精明、勤奋，喜欢做点小动作的人，是大陆会议的密码术专家。他和亚当斯相识已经好几年，他声称对亚当斯和阿比盖尔只有最热烈的尊敬。但洛弗尔也是个老练的奉承者，有时候甚至到了不适当的程度。如此赞扬亚当斯，甚至到了暗示富兰克林和阿瑟·李全无这种品质的地步，企图以此引起亚当斯对自己关注，这正是洛弗尔的风格。
当这些官方包裹到达布伦特里时，亚当斯那时候正在新罕布什尔的朴次茅斯以私人律师的身份代表委托人出庭。看到这个包裹涉及到紧急事务，阿比盖尔自己打开包裹，发现了其中的内容。当她看到自己的丈夫有可能出使海外，离开自己的时候，愤怒之中，她直接写信给洛弗尔，要求知道他怎么能够“图谋夺去我的所有快乐”。
约翰亚当斯收到消息后，义不容辞的决定接下这项光荣而严峻的任务。他和阿比盖尔都知道，此时他们正处在生活的转折点上。他们谁也没抱怨过什么。但尽管做出决定如此之难，亚当斯还是立即打定了主意。没有丝毫犹豫不决，除了坚决果断之外，再无其他选择——他们俩都是这样。他在24小时内提笔写信给亨利·劳伦斯表示接受任命。他给詹姆斯·洛弗尔写道：“要是我能确信公众会从中受益，无需任何动机或说服引诱就能使我接受这项委托。”
很快的，他们开始讨论阿比盖尔是否陪同前往的问题，最终的结果是他独自前往法国，在巴黎生活的开支很大，已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而家中没有她，显然一切都举步维艰。
行程的具体日期迟迟没有确定，这是因为整个事情都处在高度保密中。波士顿及其附近有大量英国间谍出入，加上停泊在新英格兰水域的英军巡洋舰，这次航行要保证绝对隐秘。他们将乘一艘名叫“波士顿”号的崭新的装有24门大炮的三帆快速战舰航行，船由来自马布尔黑德的塞缪尔·图克船长指挥。连续几周，他们一直忙碌着为航行做准备，忙着打点行李和计算要送多少食物和给养上船。乘客中包括亚当斯、他的长子约翰·昆西和一个叫约瑟夫·斯蒂芬的布伦特里人，他是亚当斯的仆人。亚当斯所需的必备品五花八门：墨水、信纸、帐簿、两打鹅毛笔、一打陶土制的烟斗、烟草、一把可放在衣袋中的手枪；此外，他们还带上了一些食品，包括两头肥猪、两只肥羊、6打鸡、5蒲式耳玉米、14打鸡蛋；在底舱还有1小桶朗姆酒、1桶马德拉烈性酒、4打瓶装波尔图葡萄酒、茶叶、巧克力、红糖、芥末、胡椒、威化饼干等副食品。
1778年2月份一个狂风大作的清晨，暴风雪带来了7到10级的大风。亚当斯没有在波士顿上船。夜幕降临时，他在布伦特里海岸一个叫霍夫斯耐克的指定集合地搭上船。“波士顿”号放下一艘小艇，亚当斯带着儿子秘密登上舰船。阿比盖尔没有到海滩给丈夫和儿子送行。他们在家里已经说过再见了。亚当斯没有通知任何人，他丢下积压的法律事务，也没有向他的委托人解释。直到他已经走了，许多朋友、甚至是家里人才知道他已前往法国。
3000英里危险的航行
现在，他在北大西洋天气最恶劣的时候开始了一段长达3000多英里的航行，面临的危险远远超出他的想象。就这样悄无声息的，亚当斯离开了他的妻子、孩子、朋友、家庭、生计，离开了他爱着的祖国。
他对可能遇到的危险的认识不同于船长想到的危险，他们之间的不同几乎不亚于他与自己小儿子理解力之间的区别。图克船长这样坚毅的海员知道，2月份的大西洋会发生什么：可能被猛烈的东北风袭击；海上冬天发生风暴十分恐怖，那高高扑起的浪花冻成坚冰，能使船只覆没。航海从来不是件简单的事，现在变得更加困难，甲板剧烈地上下颠簸、地平线似乎被汹涌的浪涛扭曲，太阳和星星也难以看清，航海变得几乎没有可能。亚当斯也明白这趟旅行的危险性，某种程度上讲他是在拿自己和小儿子的生命冒险。另外，他认为自己很不称职、对欧洲政治和外交一无所知、不会讲法语、不知道高尚的社交礼仪。他有生以来从未见过任何一个皇帝或皇后，或者是一个掌握大权的外交大臣，他也从未踏进过一个人口超过3万的城市。他已经42岁，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但此刻他正驶往一个遥远得无法想象的世界，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什么，一切都令人担忧。
但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在一个愿意为自己的祖国奉献一切的人面前，这些困难只是一点阻挡而已。因为他具有高于一切的责任感、他一心想为国尽力、他的抱负，再加上他是个坚定投身独立斗争的爱国者，他别无选择。他从未对自己此行有过一点怀疑。如果说他没有接受过外交方面的训练、欠缺经验，其实每个美国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不会说法语，那他可以在航行的过程中现学。冬天的海洋确实可怕，但他从来都不缺乏勇气，他经历过许多比海浪更加可怕的东西。而且，对于热心于美洲海军建设的亚当斯来讲，这次航行还能直接考验大陆海军的素质，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这一天是1778年2月17日，亚当斯绝没有想到，这竟标志着一次非凡的长途流浪的开始，期间他比所有美国事业领导人的旅行路程都多——包括海路和陆路的行程。持续的大风和险峻的海面迫使船只在港外锚地又停泊了36个小时。他们在一个气温只有14华氏度的早晨启航时，刚航行到马布尔黑德就遇到了突袭的暴风雪，能见度很低，启程不久，亚当斯就记下了他的这次远程之旅的感受。“今天早上拔起了最后一个锚，在早饭前就已经启航，不错的风力和令人愉快的太阳，但是空气刺骨寒冷。就这样我告别了祖国的海岸。”他在日记中写道，“风力很大，海面汹涌，但船底放有干净的干草，我们穿着航海外套，身上还算暖和干燥。”
承载着亚当斯法国之行的舰船名叫“波士顿”号，是一艘漂亮的战船。她是大陆会议现役的13艘三帆快速战舰中较小的一艘，1776年在纽伯里波特建成下水。“波士顿”号的甲板有114英尺长，514吨排水量，能容纳200人左右。亚当斯的这次旅行，“波士顿”号算上船上官员、船员和36个乘客，船上共有172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在大陆军服役之后返回的法国军人。在这些法国人中，有一个叫尼古拉斯·诺埃尔的军医很喜欢约翰·昆西，开始教他学法语。
这艘舰船的指挥官图克船长，能干而且待人周到。才30岁的他是马布尔黑德一个船长的儿子，他身材魁梧，结实有力，声音低沉，他从11岁就开始出海。但这一次，“波士顿”号载有新船员，在执行新命令，图克以前的经历中从未接到过有关这样重要的乘客的官方指令。他不但肩负责任确保此人平安到达法国，还要在所有重要决定上征询约翰·亚当斯阁下的意见。他接到的命令清晰简洁：“你要尽你所能在他的航程中安排他的所有膳宿问题，你要在所有情况下咨询他的意见，包括航程、总的指导、你要驶入的港口，还有任何有关他安全和平安到达的所有问题。”
亚当斯立刻对和这艘船有关的所有事情产生了兴趣，包括她怎么航行。除了他和约翰尼合住的那间舒适的房间以外，船上几乎没什么东西能得到他的认可。而且，他不加掩饰地让图克知道自己对此的看法。
恼人的是船员对卫生状况漠不关心，亚当斯从拉什大夫那儿知道，这才是大陆军的灾难所在。去年4月穿过费城的义冢时，已经有2000多美国士兵被埋葬在此的事实深深地震撼了亚当斯，他们几乎全都死于天花和军营病。“纪律，纪律是最需要的。”他这样告诉阿比盖尔，没有纪律就没有清洁。而且他知道，水手们因为疾病死亡的比率极高。“波士顿”号的饭莱劣质而且卫生不好，船上烧煤释放出的蒸汽和船舱里停滞的存水发出了恶臭，加重船上了每个人的痛苦。在海上“翻滚”一整天后，亚当斯和儿子都严重晕船了。
海上航行的第二天，风力和天气都不错。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桅杆顶上就传来喊声，称朝北的地平线上有3艘船向东行驶。一个小时后，3艘英国三帆快速战舰很快就开始追赶“波士顿”号。和亚当斯商量之后，图克船长决定躲开它们。他们终于摆脱了其中两艘船，但还有一艘速度最快的仍穷追不舍。“有时候我们航行得比它快，有时候它又追了上来”，亚当斯写道。整整一天和接下来的两天都在追赶，他们在那时候航入了墨西哥湾流。夜幕降临时，风停了，“波士顿”号上的士兵支起枪，拉起所有的大横帆，全方位准备战斗；军官和士兵们精神振奋，图克船长认为只要有可能，自己的职责是避免战斗，特别是避免同一只力量悬殊的队伍战斗。但如果他不能避免交火，那他会让他们记住他的。
就在这时，海面上突然袭来一阵暴风雨，夹杂着令人目眩的电闪雷鸣。船身颤抖着在海面上被巨浪抛来抛去，海水不断涌进船舱。所有人从一侧急速移动到另一侧，船上没有能站稳脚跟的地方。当一道闪电击中主桅杆时，传来可怖令人惊恐的爆裂声。闪电击中之处非常接近火药房，20多个水手受伤了。有个人的头上烧穿了一个大洞，后来在“胡言乱语”中死去。接下来，暴风雨来势更猛。“海面怒潮高涨，迫使我顺风在前桅帆的推动下飞速前冲”，图克船长记录道。“强风和危险的海潮翻滚”，他在第二天写道：“一件又一件东西从船上消失了……祈祷上帝保佑我们。”
亚当斯也想把所发生的一切全都记下来，却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他的舱室湿透了，所有东西都湿漉漉的，纸和笔根本没法使用。在后来的日记中，亚当斯承认有时候非常后悔带了儿子，但他也说，自己为这个男孩感到极其自豪：他的行为给我带来难以表达的欣慰。他完全意识到我们的危险，一直以男人的勇气和耐心尽量保持精神振作，他非常关心我，而且他的思想也总是带着一种非常严肃的气质。在这一点上他不是独一无二的……我相信，在这艘船上，没人会完全不顾及上帝。评价自己的表现时，亚当斯不仅觉得高兴，甚至是惊讶，看来他保持了“完全镇定”。暴风雨使船比原来航线偏离了好几百英里。但是接下来的航行很顺利，在水手们忙着修修补补时，亚当斯又继续劝导船长，要他保持秩序、作出改善。
令亚当斯满意的是，图克采纳了这个坚持不懈、从未出过海的人在心境极佳时提的意见，而且尽量遵照执行。“我一直在有关秩序、经济和规章方面给船长提建议”，他写道，“而他似乎意识到了它们的必要性，尽力采用它们。”亚当斯可能因此成为一个讨厌鬼，但他达到了目的。船上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