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知道啊，是画着仙人掌的那幅画吧。奇怪吧，他家老爷根本不知道那幅画。是老爷不在家的时候太太买的吗？……还有，听说太太穿的衣服是和老爷结婚时穿的礼服。其实说到结婚，似乎两个人结婚才只有四个月而已。”
从这位妇人这段话出发，警察将这起事件视为因感情纠纷所致，可是对死者婚前的行为和恋爱关系进行调查，却没有发现任何可指责之处，甚至没有查出丝毫恋爱关系之类的东西，我只知道越调查越发现被害者的性格如水一般单纯澄澈、沉默寡言。
“常言道红颜薄命啊。”那位妇人居然一本正经地用了“红颜薄命”这个词。
“据说那是个非常可怜的人。两年前父母双亡，唯一的哥哥又出海远航了，真是孤苦无依啊。”妇人的话说起来没完没了。最后我只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被害者和丈夫之间不像一般的新婚夫妇那样和睦，就告辞了。
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我没有出去散步，打算整理一下随意堆放在壁橱角落里的旧杂志。收拾完我自己的杂志后，开始整理妻子每期必看的《妇女之友》，无意间翻阅卷首插图的时候，其中一张插图吸引了我的目光。是一张彩色版的美丽的结婚礼服。
看见这幅插图的时候，我立即就意识到那和被杀害的妇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插图的下面写着这件衣服是由××画师设计、白木屋制作而成，结尾处还标明，本公司将这件衣服赠与了选美大赛的优胜者小松弓子。
那本杂志的发行日期是大正十四年十月刊。然后又向前追溯三个月，看到七月刊的卷首插图，登载的是穿着粗竖条纹粗绸夹衣的弓子美丽的半身像。不用说，弓子就是被害人的本名，小松是和现在的丈夫草野章一结婚之前娘家的姓氏。此外，图片下面还写着“京都，东山绿推荐”。
在发现这幅插图的时候，我感到仿佛解开了谜题的一部分。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一些细微的巧合，但当时我真的很高兴。次日散步的时候，我把杂志揣在怀里就立即出了门。
我本打算再次去拜访一下那个妇人，可是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这对办案根本没有任何帮助，只不过是取悦爱管闲事的邻家妇人的材料而已，虽然觉得自己这样很愚蠢，但又转念一想，说不定可以再打听到什么新的线索呢。
隔壁的妇人家里似乎有客人在，门口整齐地摆放着一些男女木屐。我刚一迈进院子，妇人就迎了出来：“前些日子真是失礼了，请原谅。来，快请，今天您来得正是时候。隔壁太太的兄嫂二人都在这里呢。”
我寒暄了几句，那妇人就招呼我进屋去了。
被害人的哥哥——一个三十五六岁、肤色偏黑的英俊男子和他的妻子都郑重地和我打了招呼。
隔壁的快嘴妇人依旧喋喋不休，当然话题是围绕着被杀害的弓子。弓子的哥哥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但是也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弓子的身世，有着不善言谈的人特有的含蓄。
这些人的话没提及我确信是这起案件的关键的画和衣服。
“这么说不太礼貌，弓子穿的那件衣服……”
我从怀里取出两本杂志。
“你知道吗，实际上那件衣服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我在想是不是和这个案子有关。那件衣服，你知道吧，是从《妇女之友》那里得到的。还有人把照片给《妇女之友》，可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给的。当时的《妇女之友》在京都，虽然忘了是在哪个区，但有个署名为东山绿的人将照片寄给了《妇女之友》，不过到最后也没搞清究竟是谁推荐了。但是，给《妇女之友》寄去照片中夹的那封信，如果早做调查就好了。”
“那些事情的确发生过。确实收到过价值上千日元的奖品，在不知道推荐者的情况下，说过一些粗鲁的话。那时候我还在商船学校，家里的事情，妹妹的事情，与这都无关。这是我从妈妈那里听来的。”
“如果是那样话，那么东山绿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嗯，对呀，是个问题。”
我是不会去调查那件事情的，通过登在《妇女之友》上的照片与那几张照片，事情就能搞清楚了。
“照片是在哪里照的，照了几张？”
我指着《妇女之友》上的彩图，用侦探一样的口吻问道。
“那是无法作出判断的，没办法弄清楚。一样的照片有三张。一张在我家，一张在弓子同学的家里，这两张都贴在相册里。而且稍稍注意的话，就会发现都没有时间和拍摄地点。如果弓子的同学还在的话还能知道，可现在已经死了。现在还剩下一张在弓子的手里，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
“哈，这样的话，那一张是以东山绿之名寄给《妇女之友》杂志社的，如此三张照片的下落就都查明了对吧。”
“可是，草野说一个月以前他曾亲眼看到那张照片还在弓子手里。”
“那就是说一共有四张了。因为《妇女之友》杂志社说他们那一张已经扔掉了。”
我们也问了关于照片的事，但据说他们也不知道弓子什么时候开始有的那张照片。
我越来越嗅到了侦探的味道。我相信如果能抓住东山绿——显然这只是个化名——的真人，那么这个案子就能解决了。
只要能知道那一张照片是如何到达东山绿手里的就可以了，而要查清这一点，首先得知道拍摄那张照片的照相馆。
“这个发髻，应该是乡下人绾的吧。”隔壁的妇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杂志插图，自言自语般地说道。
“说来确实像是乡下人绾的呢。”死者的嫂子也凑过来看着杂志说道。
“大正十四年的春天，弓子小姐有没有去过哪里的乡下呢？”听到邻家妇人说到发髻像乡下人绾的这个偶然发现，我忽然想起这个问题。
“大正十四年的春天，要说大正十四年的春天我正在学校的练习船上……哦，我想起来了，当时母亲寄给我的信里说，妹妹去了北国的温泉。”
“只是说北国吗？你记不记得具体是哪里？”
“嗯……具体地名不记得了。”
我觉得知道这些，照片这方面已经足够了。
然后，我又问了《妇女之友》杂志社作为奖品寄来结婚礼服当时的情景。
“记得应该是学生时代的事了，因为学校的性质离家在外，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只记得有很多人来提亲，可是弓子却听都不想听，让母亲非常苦恼。而且再三追问其原因，弓子的回答都让人不得要领。恰好那时，那件结婚礼服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寄到家里，父母都惊呆了。这让正愁眉不展的父母虽然很高兴，但是对那名推荐者却一点线索都没有，就猜测肯定是弓子的恋人所为，于是父母苦口婆心地再三询问弓子，可是据说弓子只是说——这一定是那个人干的——却始终不肯说出姓名和地址。母亲曾经十分苦恼地和我说过。”
“你妹妹见过那个男人吗？”
“因为母亲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想她大概也是从来没有见过吧!”
弓子的哥哥说完，眼睛里流露出满眼的哀思。
我并不是特意前往加贺的山中去的。我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养好年内在老家附近山上患上的脚气，可是也当然想顺便探寻一下照片的事情。
我在山中温泉站下了车，立刻朝向黑谷桥的方向走去，正在这时，忽然看见一个展示台，这是位于下坡路口处的一家照相馆的展示台。这台子就摆放于坡上大路的一家杂货店的旁边，其实就是一个大约三尺乘五尺大，深五六寸的箱子。箱子前系着一把观音索。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是坡下面的那家照相馆——清风馆的东西。箱子里摆放着大约十张女性的照片，中间那张照片却是有些褪色，但是相片中的人却是个十分醒目的美人。而她就是穿着粗竖条纹粗绸夹衣的弓子。
想要找到这张照片是在哪里照的，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但是因为这发现过程有些太突然了，自己反倒有些恍惚。接着想要立刻冲过去问询，但是再一想如果因为自己的突然而至，使对方有所顾忌隐瞒的话，反而不好。想到这儿我就离开了，暂且住在一家名为“蟋蟀”的旅店。
在接下来的一周左右的时间里，有时我会拜托清风馆的那家主人帮我冲洗照片，有时会约他至旅馆在院子里帮我照相等。终于我和这家主人变得相当熟络起来，从他那里听到了以下的事情。
“那张照片里的那名妇人，前年春天时曾暂住在山中的旅馆里一段时间。因为她实在是貌美动人，于是我就请求能为她照一张照片。接着我将洗出来的三张照片给了她，而多洗出来的一张则放在了展示台中。可是就在放入展示台两三天后，照片就被人偷走了。我发现后，立刻又冲洗了一张，就是现在的那张。”
至此，我只好相信弓子并未见过那个化名东山绿的人。
弓子照片的被盗，证明了那名东山绿从未出现在弓子面前——若果是弓子周围的人，或者是很熟识弓子的人的话，就没必要为了得到弓子的照片而去偷窃展示台里的照片。
终于，我又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但是照片的线索也仅限于此，再次陷入僵局。于是我打算改变策略从仙人掌的画的方面进行一些调查。因为分析完前前后后的事情，我相信在这幅画中一定包含着某些描写这个温泉场的地方。
这一点就同我发现弓子的照片被摆放在清风馆的展示台的过程一样很顺利地解决了。
因为在蟋蟀旅馆的院子里，摆放着很多盆仙人掌，通过店里女服务员的话，我了解到在两年前的那个夏天，就在这家旅店的一个房间里，仙人掌的那幅画完成了。接着我终于得知了画画的那个青年名叫佐伯明治，是京都××大学的教授佐伯博士的儿子。
我本以为到此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可是仔细回想一下，我发现这些都不过是我自己的一些独断罢了。
即使东山绿就是佐伯明治，他们二人在事发当晚之前也还是相互不认识的吧。
仅凭我现在知道的事情，就判断佐伯明治是犯人合适吗？这样一来我首次感到这件案子的复杂。在已经显现出来的事实以外，一定还有些怎样也无法知晓的事实。
我在十一月中旬，返回了神户。很快地，案件就解决了。因为有人发现了那名叫做佐伯明治的青年自杀的尸体。在他的身旁摆放着弓子的照片以及他的遗书。根据遗书人们得知直到案发当晚，他们二人还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由此可以想象明治的自杀是包含着他多少的欢喜呢？
那具极富美感的尸体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自己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的那种幻想的美以及幻想所带来的深度。这种近似于近松[3] 笔下的故事一般的爱情故事充满了古朴的感觉，使我欣喜不已。
两三天后，我得知在自杀的明治身旁，还并排摆放着两根拐杖。
[1]日本的町的下级区划单位。
[2]日本长度单位，一间等于6日尺，约合1.818m。
[3]近松门左卫门，代表作《曾根崎情死》，表现的是沉迷于市井生活中的男男女女的哀愁，诉说他们纯真的爱情被金钱万能的社会所吞噬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