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4月，我和妻子来到哈瓦顿，到格莱斯顿先生的家中做客。他对我的着作《美国的四驾马车在英国》给予了高度赞扬。他建议我们某个上午一起去他的新藏书室看看。在他整理书籍（除了他自己以外，任何人都不能碰他的书）时，我们聊了起来。在浏览他的书架时我发现了一本独特的书，这时他离我比较远，正爬在梯子上往书架顶部搬一些很重的书，我大声对他说：
“格莱斯顿先生，我发现这里有一本《丹佛姆林名人录》，这是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写的。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其中的几位名人了。”
“是的，”他回答，“如果你把手伸到左边的第三或第四本书，你会发现另一位丹佛姆林人所写的书。”
我伸手过去拿，却看到了自己的书《美国的四驾马车在英国》。正当我想拿起这本书的时候，一个富含感情的声音从梯子顶上传了出来：
“丹佛姆林对于我的意义，就像麦加对于伊斯兰教教徒，贝那勒斯对于印度教教徒，耶路撒冷对于基督教教徒那样。”
听到这句话，我过了片刻才反应过来。那些话正是我书中的原文，那是我从南方回丹佛姆林，刚刚踏上这片土地，第一眼看到故乡时的真实心情。
“您是怎么得到这本书的？”我问，“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并不认识您，也没有送给您啊。”
“你没有给过我！”他回答，“我当时也并不认识你，但有一个人，我想可能是罗斯伯里，对我提起过这本书，我就买来怀着欣喜的心情读了一遍，那种对丹佛姆林的深厚感情深深地打动了我，让我永远难以忘怀。”
这件小事发生在《美国的四驾马车在英国》出版后的第8年，它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格莱斯顿先生超强的记忆力。也许作为一个爱慕虚荣的作者，我不得不承认我非常感谢他对此书的高度评价。
那些在礼拜日公然扮演“圣经的读者”的政治家们，总是让人怀疑。我承认在与格莱斯顿先生深入交往以前，我一直有着这样的想法，认为这位谨慎的老绅士可能会觉得这样作秀对他的选票并没什么作用。但是当我了解了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英国政治家，曾作为自由党人四次出任英国首相。
格莱斯顿早年也是托利党人，1840年站在反对党的立场，反对帕麦斯顿的发动侵华战争的外交政策。1850年，他同一批主张自由贸易的保守党人脱党加入了辉格党，几次入阁出任财政大臣，以善于理财闻名。
他真实的个性之后，这些想法都烟消云散了。难得有人像他这样真诚直率。是的，他甚至在日记中写道（莫利在他的《格莱斯顿的一生》中提到），在下议院期间，他就预算问题发表了几个小时的演说，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他“意识到有种神圣的力量在护佑他”。一个人可能会竭力否认这是众多信仰中的一种，这种信仰来自于某种未知力量的支持，确实可以证明是一种潜在的影响。尽管其他人可能会感到震惊，任何人都很难想象创世者怎么会关心像格莱斯顿先生的预算这种小事呢？这是对神灵的冒犯，然而，对格莱斯顿先生来说，情况恰恰相反——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
1887年6月，在女王50周年寿诞纪念日那个晚上，布莱恩先生和我去沃尔弗顿勋爵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家中赴宴，遇见了格莱斯顿先生及其夫人——这是布莱恩先生首次把我引荐给他。我们提前租了辆车从京都国际酒店出发，但是街上人群拥挤，马车不得不停在了圣詹姆斯街的中央。我挤到人行道上，布莱恩先生跟在我后面，我找到一个警察，赶紧向他说明布莱恩先生的身份以及我们要去的地方，并问他能否为我们开道。他同意了，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我们紧随其后。但是我们到沃尔弗顿勋爵家已经是9点以后了，待到11点多，我们告辞返程。
格莱斯顿先生说，他和妻子来的时候穿过海德公园，绕过了那条拥堵的街，一切比较顺畅。当时我们在卡尔顿台阶上，他们希望原路返回。布莱恩先生和我则认为，我们应当感受一下大街上的热闹氛围，看看能不能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来回到酒店。我们这么做了，顺着人流慢慢地往前移动，经过革新俱乐部时我听到从我右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我对布莱恩先生说：
“好像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声音。”
他说：“这不可能。我们刚和他告别，他此刻正在回家的路上。”
“我确定，我识别声音的能力很强，我确信那是格莱斯顿先生的声音。”
终于，我说服布莱恩先生后退几步。我们沿着一座房子往后移动，我发现一个遮住脸部的人，走过去低声对他说：“现在已经午夜了，怎么不在床上睡觉？”
莫利。卡内基的一位英国朋友。悲观主义者。卡内基觉得我们生活的地球就是一个真实的天堂——我要感谢命运让我如此幸福。莫利却不轻易为任何事情迷恋，他的判断总要经过慎重思考，他在任何时候都会看到太阳的斑点。
格莱斯顿先生被发现了。我告诉他我在和他打招呼前就已经听出了他的声音。
我接着说：“真正的统治者出来观赏一下为名义上的统治者准备的彩灯！”
他回答：“年轻人，我以为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床上睡觉。”
我们和他在一起待了一会儿，他小心地摘下遮盖在头上的斗篷。当时已经过了午夜，他虽然已是80岁高龄，却像一个孩子似的，他把妻子安全地送回家以后，就决意要跑出来看看热闹。
晚餐时，格莱斯顿先生和布莱恩先生交谈着，他们对于英美两国的国会议事程序有不同的观点。整个晚上，格莱斯顿先生几次向布莱恩先生详细询问众议院的议事程序方式，因为布莱恩先生曾经担任过众议院议长。我看过“先决问题”（国会议事程序中作为动议提出的）和简要规章，所以我对他们的争论印象深刻。过了一会儿，他们的谈话又跑远了。
比起其他英国人，格莱斯顿先生的兴趣也许更为广泛。在苏格兰的阿米斯蒂德家，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时他仍然与以前一样思维清晰、精力充沛，对任何事情都保持着兴趣。当时，他最感兴趣的是我们国家的钢结构高楼，一直问个不停。他很困惑为什么第5层或第6层的砖瓦工程常常比第3层或第4层早完工。我的解释让他非常满意。他对事物有着刨根问底的精神。
很早的时候，莫利先生就是我在英国的一位朋友，尽管是一名爵士，但他仍然保留着一名作家的朴实，当时他是《双周评论》的编辑，我第一次给英国期刊的投稿就是在那上面刊登发表的。我们的友情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变得深厚，后来我们成了无所不谈的知己。通常，我们在周日下午会互通短信（有时是长信），交流情感。其实我俩并不太相像，差别很大。我们之所以成了朋友是因为我们相互之间能够取长补短。我是个乐观主义者，认为丑小鸭也会变成白天鹅。他却是个悲观主义者，事事警惕谨慎，觉得危险就在前方，甚至有点杞人忧天。他认为每一位官员都有着很多劣根性。我觉得世界是一片光明，我们生活的地球就是一个真实的天堂——我要感谢命运让我如此幸福。莫利却不轻易为任何事情迷恋，他的判断总要经过慎重思考，他在任何时候都会看到太阳的斑点。
我跟莫利讲了一个故事：有这样一个悲观主义者，没有什么事能让他高兴起来；还有一个乐观主义者，任何事都不会让他不高兴。他俩一起进入了天堂，天使向他们表示祝贺。悲观主义者回答：
“是啊，这是个好地方，但不知为什么，这顶光环好像并不怎么适合我。”
乐观主义者讲了一个故事来反驳他，他说：有一个人被魔鬼背着下了地狱，到了一处泉水边，魔鬼把他放在岸边，自己去喝水——水温非常高。这时，一个老朋友走过来和他搭讪：“你好，吉姆，这是怎么了？没办法，你真的无药可救了。”
悲观主义者回答：“嘘，安静一点，可能还有比这更糟的。”
“你已经被打入地狱了，还有什么更糟的事呢？”
“嘘——”他指了指魔鬼，“他可能会突发奇想让我来背他。”
莫利和我一样非常喜欢音乐，在斯基伯的那段日子，我们都非常享受每天早晨有管风琴伴奏的那种感觉。他和亚瑟·巴尔弗一样对神剧也很感兴趣，我记得他们还一起买了票去水晶宫看一场神剧。他们俩都是理智贤明的人，我认为他们和哲学家相差无几了。但是最近，巴尔弗的作品过多地注重推测——莫利从来没有试图这么做。他总是脚踏实地，清楚自己要走的路。当他“迷失在森林里”的时候，他也会寻找出路，不会有任何危险。
最近，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全球编辑大会上，莫利发表了震惊四座的公开演讲。他对大家说，彭斯的一些诗句比成千上万篇社论更有效，它有利于形成和维持现阶段人们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状况。随后，他表示，人们现在应该随时将自己对事物的一些看法写出来或说出来，就像汤姆·潘恩的《人权》中提到的那样。
演讲之后，他来到斯基伯，我们就此进行了探讨。我提到他对彭斯的赞赏以及他所引用的6句诗，他说不需要告诉我是哪6行诗句。
“是的，”我说，“我对它们太熟了。”
随后，在蒙特路斯公园彭斯雕像揭幕仪式上的一次演讲中，我背诵了我认为他所说的那几行诗句，得到了他的肯定。说来奇怪，他和我在几年前同时被授予蒙特路斯荣誉市民的称号。
1904年，我终于说服莫利来美国看望我们，他游遍了大半个美国。我努力地想让他认识一些像他一样的名人。有一天，我请来了伊莱休·鲁特参议员，莫利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当鲁特参议员离开后，莫利告诉我，他非常欣赏这位参议员，这是他所遇到过的最让他满意的美国政治家。他说的没错，在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力和博学多识方面，没有人能胜过伊莱休·鲁特。
莫利和我们道别后，去白宫拜访了罗斯福总统，他和那位非同寻常的人共度了几天让他颇有收获的日子。后来，莫利评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