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时，当时格莱斯顿的内阁、前途远大的政治家罗斯伯里勋爵盛情邀请我和他共进晚餐，并有幸见到了格莱斯顿先生。我很感激罗斯伯里勋爵，因为是他让我见到了世界第一公民。我记得这大概是1885年，因为我的着作《胜利的民主》是在1886年出版的，我记得还差了格莱斯顿先生一本，我当时还特意准备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图示。
在一次社交事件中，我处理得很不妥当。那是格莱斯顿先生第一次邀请我与他共进晚餐。当时我已经与别人有约在先了，尽管我非常想以英国权贵人物的邀请为借口，把那当作一道命令一样，但我还是遵守了先前的那个约定，错过了我最想见的人。幸运的是，后来我又有机会在哈瓦顿拜访了他。
罗斯伯里勋爵曾经为我捐助的第一个位于丹佛姆林的图书馆揭幕，最近（1905年），他又为我捐助的一座远在斯托诺威的图书馆揭幕。
这次来纽约我与他开车沿着滨江大道一路观光，他说世界上没有哪座城市令他如此着迷。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他的意志力却“蒙上了一层惨白的病容”。
假如罗斯伯里勋爵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年轻时就进入英国国会下议院，而不是不经努力就进入上议院，那么他完全可以在艰难的环境中锻炼得更加坚强。可惜，他太敏感了，缺乏作为一个政治家必备的坚韧与毅力。他是一位有魅力的演说家——风格淳朴，气度优雅。（自他的演讲稿问世以来，或许他是我们这群人中最优秀的。他的演讲水平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所有人都敬佩他！）
一天上午，我应约去拜见他。打过招呼之后，他从桌上拿起一个信封递给我，说：
“我希望你能解雇你的秘书。”
“这真是一个让我为难的命令，尊敬的阁下。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是一个苏格兰人。”我回答说，“他做错了什么事吗？”
“这不是你的笔迹，而是他的。如果一个人两次都把罗斯伯里这个名字拼错，你会怎么看待呢？”
我说，如果我对那点小事也在意的话，那么生活对我来说将是无法忍受的。“我每天都会收到许多来信，我确信其中有20％到30％的信会把我的名字拼错，拼写成‘卡纳基’或‘卡内其’的都有。”
但他是非常认真的，这样的小事也会给他带来很大的烦恼。有大作为的人应该学会对这些小事一笑置之，并从中得到快乐，要不然他们会让自己变得“心胸狭隘”。他具有个人魅力，但又腼腆、敏感、骄傲、保守，或许在下议院锻炼几年就会有所改进。
当他作为一名自由派的成员进入上议院时，让英国国会上议院非常惊讶，也制造了一些混乱，我大胆向他阐述了我的一些民主观点。
“勇敢地支持国会。抛开你的世袭地位，公开宣布你鄙视那些不是每个公民都拥有的特权。只有这样，才能让你真正成为人民的领袖。然而一个贵族，永远也不能做到这些。你年轻、聪明，有魅力，还有高超的演讲天赋，只要你敢尝试，成为英国首相都没有问题。”
令我惊讶的是，虽然他明显对此有兴趣，却仍然非常平静地说：
“但是，下议院不会认可我的。”
“那正是我希望的。假如我是你，遭到了拒绝后，一定会重新站起来竞选下一个席位，勇敢地面对。一个主动要求放弃世袭特权的人，是一个高尚的公民，他有资格竞选任何席位。成功是无疑的，就像克伦威尔一样。民主国家尊崇打破惯例的人或是开创先河的人。”
我们放下了这个话题。后来，与莫利谈起此事时，他的话让我印象深刻：
“我的朋友，克伦威尔并不住在伯克利广场38号。”他一字一句，严肃而又确凿地说道。
罗斯伯里是个好人，却不幸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相反，莫利来自于普通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外科医生，虽然家境一般，却坚持让儿子读了大学，莫利一直是个“老实人”，没有受到所谓的贵族习气和荣誉勋章的影响。与他境况相似的还有下议院议员鲍勃·里德（后来成为劳尔伯恩伯爵和上议院大法官）、霍尔丹爵士（接替鲍勃的大法官）、阿斯奎斯首相、劳埃德·乔治等人。即使在今天，美国的统治者也不是处处为人民着想的民主主义者。
格莱斯顿先生过世后，谁来接替这个世界第一公民的位置成了一个问题。谁能接替他呢？年轻的内阁成员们一致推荐由莫利先生来定夺。是哈考特还是坎贝尔·班纳曼？前者只有一个缺点，却是致命的——他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失控，对一个领导人来说是极为不利的，领导人必须要沉着、镇定、果断。
我非常喜爱哈考特先生，他忠于国家，并娶了莫特利的女儿为妻。他对我们的人口普查数据和一些报告很感兴趣。当然，我也很高兴看到我的家乡丹佛姆林的代表坎贝尔·班纳曼当选，他在答谢当地民众时是这样说的：
“我能够当选，要感谢我的主席贝利·莫里森。”
贝利是我的舅舅，他是丹佛姆林激进派领袖。卡内基家族和莫里森家族一直以来都是激进派，是伟大的共和政体的坚定支持者，就像华盛顿和他的同僚一样，“知道并且敢于正式宣布公民权”。在稳定和平的发展时期，说英语的民族不久就会建立一套永恒的公民黄金法则：
地位不过是金币上的印纹，人才是真正意义的黄金。
这一观念早已在英国所有的殖民地盛行开来。亲爱的祖国就像一只母鸭，将孩子庇护在自己的羽翼下，为他们挡风遮雨。
1905年秋天，我们的朋友约翰·罗斯博士被丹佛姆林授予荣誉市民称号，我们夫妇俩参加了这一典礼。罗斯博士是卡内基丹佛姆林基金会的主席，为这个镇上的慈善事业付出了心血。麦克白市长在致辞中提到，得到这项荣誉很不容易，目前只有3个人获得这项荣誉——一位是国会议员亨利·坎贝尔·班纳曼（当今首相），一位是印度前总督埃尔金伯爵（当今的殖民地大臣），还有一位就是我。这对我来说似乎是很大的荣誉，因为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要成为政府官员。
埃尔金伯爵是布鲁斯王族的后裔。他们的祖坟在丹佛姆林的阿比大教堂，他伟大的祖先就躺在教堂的大钟下面。斯坦顿部长曾当着众人的面宣称格兰特将军不是指挥官，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埃尔金伯爵也很容易犯同样的错误。苏格兰大学进行改革时，埃尔金伯爵是委员会的二把手。当保守派政府成立布尔战役委员会时，埃尔金伯爵被任命为主席。
当国会上议院的决定给苏格兰联合自由教会带来极大的骚乱时，埃尔金伯爵临危受命，成为危机事件协调委员会主席。国会把他的报告放在议案中，他又成了执行议案的领头人。当推选苏格兰大学基金会的董事机构成员时，我告诉巴尔弗首相，埃尔金伯爵作为丹佛姆林的名流，可以胜任主席一职。巴尔弗首相回答说，在英国我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事实证明了我们的判断。后来有一天，约翰·莫利以丹佛姆林基金会成员的身份跟我说起埃尔金主席的业绩：
“过去我认为埃尔金是我所遇到过的最麻烦的政客，他高高在上，但现在我知道了，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善于办实事，而不是停留在嘴上。”
今天，这位布鲁斯王族的后裔是谦虚和智慧的化身。
自从获得荣誉市民的称号后，类似的荣誉就接连不断。1906年在伦敦总部，我连续6天接受了6个城市授予的荣誉市民称号，接下来的一周，我又获得两个荣誉市民称号，我只得坐早班火车出发去参加典礼，晚上又忙着赶回来。也许，有人认为经常参加那样的典礼很乏味，但我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每一场典礼的情况各不相同。我能认识不同城市的市长和市政要员，而且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独特的情况和问题，有功绩也有不足。每个地方都自成一个小世界，通常，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是本区能取得大的发展。当地城市议会就是一个小型内阁，市长相当于首相。人们只关注国内政治，对国际事务没什么兴趣。相邻城市之间存在着供水、供气、供电等问题，是共享还是分开独立，都要通过会议讨论后才能决定。
在地方政府，新旧世界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过去，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居住在出生的同一个地方，人们热爱自己的家乡及其周围的一切事物，并献身于当地的建设中。一位父亲当上了市长，必将激励他的儿子继承父业。他们为本地创造了非常宝贵的财富，是那里的骄傲，他们自始至终对故土怀有深深的依恋之情。竞选参议员是为了在任期内能造福家乡，对绝大多数公民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可实现理想的目标。其实，没多少人会想到国会议员一职几乎是为有钱人而准备的，因为他们在伦敦居住期间没有任何补贴。后来，这一情况很快有了改变，英国遵照常规，为立法者的服务支付报酬。（这一规定自1908年开始实施。现在支付的报酬是400英镑。）
除此之外，英国很可能会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学习，把国会会议改在白天，让议员们精神饱满、高效率地开展工作，而不是在忙了一整天后，到晚餐后筋疲力尽地去考虑国家大事。有人问扑克牌高手卡文迪什，一个人是否可能在第二轮出第三张牌时给出一张老K，他沉思片刻回答说：“有这种可能，不过他肯定是在晚餐后才会这么做。”
最优秀的人在英国市镇地方议会，他们清正廉洁，热心公益，他们为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并全身心地投身于家乡的建设中。美国在这方面也有进步，但现在还远远落后于英国。不过，随着美国的移民越来越多，人们开始倾向于在这块土地上安居乐业。
在伊斯特本、金斯林、索尔兹伯里、伊尔克斯顿，以及其他许多古老的城镇，我发现市长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在工作上他们通常都是亲力亲为。地方议会的大多数成员也是如此，用自己的双手为城镇建设出力。他们所有人都在无私奉献。我很高兴能认识苏格兰和英格兰这么多城市的市长和地方议会官员，并荣幸地成为苏格兰荣誉市民。在科克、沃特福德、利默里克受到的接待令我终生难忘。我惊讶地看到欢迎的横幅上写着一句盖尔语，意思是“永远欢迎你”，一个斯基伯人也曾经对我说过这句话。
没有什么比作为荣誉市民更能让我深刻地了解到英国当地的公众生活和人们的爱国热情，要不然，荣誉市民这个头衔可能会让我厌倦。在家乡，与市镇官员的相处让我感触颇多，窗外经常能看到扛着标语游行的人群，出现这样尴尬的场面，当今政府要承担部分责任。甚至地方长官的演说通常会引用我评述的一些新观点。对当地一切令人自豪和值得称赞的事情，市长夫人们很高兴。
我得出一个结论，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普选出来的自治政府领导可能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而且他们都是政府各重要部门的核心。国会自然由各个市镇议会选送的代表组成，不会影响其办事效率。或许当议员的高薪制度建立了，在威斯敏斯特会出现许多这样的议员，这对国家是有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