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河内南阳(今属河南孟县人。韩氏先世曾居昌黎，韩愈依祖籍自称昌黎人，后人亦称他韩昌黎。晚年官至吏部侍郎，后世因而称为韩吏部。逝后谥曰“文”，后代又称为韩文公。韩愈是唐代着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教育家。
韩愈生在一个世代官僚的封建家庭里。祖父韩睿素，为唐桂州都督府长史。父亲韩仲卿，做过潞州铜尉、武昌令，是一位政纪严明、使“奸吏束手、豪宗侧目”的地方官，后官至秘书郎。叔父韩云卿，做过监察御史、礼部郎中，“当大历世，文辞独行中朝”，在文学界负有盛名。长兄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
官至起居舍人，后贬韶州刺史。
韩愈3岁时，父母双亡，由兄嫂韩会夫妇抚养长大。他在《祭郑夫人文》一文中回忆说：“我生不辰，三岁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实维嫂恩。”他一生处在社会动荡不安的阶段，个人生活经历比较曲折，锻炼了他敢于进取、勇于奋斗的精神。
韩愈生活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5个皇帝执政的年代。安史之乱后，叛军的将领摇身一变，转为唐王朝的节度使，他们掌握武装，各霸一方，名义上服从朝廷，实际上是封建割据势力，是制造内乱的祸根，所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同分裂的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斗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地方割据势力在德宗当政年代尤其猖獗，公元781年，淄青镇、成德镇、《韩昌黎集科斗书后记》。
《柳河东集先君石表阴先友记》。
魏博镇诸将领因争传子制而举叛旗，山南、平卢节度也相继称乱；年王武俊、李希烈反叛；783年朱、李怀光又作乱，祸乱继起，无有宁日。朝廷依靠文臣武将的效忠，用尽气力，才平息叛乱，然祸根未除，不时萌发，危害国家统一。到了宪宗当政的年代，又相继出现刘、王承宗、吴元济、王廷凑诸藩镇叛乱，面对这些叛乱，如何处置，成为中心问题。韩愈主张加强中央君主集权，维护封建国家统一，消除割据势力，他在政治思想上强调君权，区分君臣名分，“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要求藩镇遵从朝廷命令，不可成为割地称王对抗朝廷的军阀。他在行动上也积极参与反对藩镇割据的斗争，曾助董晋平定汴州叛乱，助裴度平淮西叛乱，又曾奉命宣抚镇州，这些都是他维护国家统一的实际行动，体现他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有胆有识。
在思想文化方面要起到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保证稳定全国的社会秩序的作用，统治者手中的思想武器不外是儒、佛、道。佛、道虽然在控制人民思想方面为封建制度服务，但它不事君父，不当兵不纳税，对于维护中央集权制度，却带来危害。统治者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感到要巩固中央集权制度，必须调整儒、佛、道的关系，提高儒学的地位。韩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社会需要，认为国家要以孔孟之道为思想支柱，大力提倡忠君孝亲，他举起复兴儒学的旗帜，挺身大呼，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号召。他坚决倡导排斥佛教道教，重点是反对佛教。他反对宗教主要的理由有三：首先，从经济方面指出弊害，由于宗教提倡出世，僧侣道士不农不工不商，游手好闲不事生产，成群的人吃白饭，耗费社会财富，是造成人民贫穷与社会动乱的根源；其次，从政治伦理方面指出弊害，佛教只强调个人的修行，抛弃一切社会义务，“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韩昌黎集原道》。
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这是违背封建礼教的；再其次，从社会文化传统方面指出其弊害，佛老之道是弃仁与义，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则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仁义之道贯串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
其为道易明，其为教易行也。”这是一幅封建社会秩序的蓝图。佛教是“夷狄之一法”，各方面都与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相违背。韩愈面对着巨大的宗教势力，主张采取强制性的政治措施，勒令僧众还俗，焚毁佛教经卷，没收寺院财产。
这种主张，代表了世俗地主的经济利益，目的在于维护中央集权制度。
唐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变革的需要，为了宣扬儒学以反对佛教，要求改革齐梁以来四六排比的骈体文，采用接近口语的散体文，逐渐兴起了与骈体文相对抗的新古文运动。陈子昂是新古文运动的先驱，后继者有肖颖士、元结、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使新古文运动获得开展，但要取得胜利，需要更有力的推进。韩愈领导了唐代中期的新古文运动，他提倡以儒学作为新古文的思想内容，革新文体，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散文作品，他和同时代的柳宗元协同把新古文运动推向高潮，使散体文终于取得压倒骈体文的胜利，从而使唐宋古文得到了发展。
这些政治的、思想的、文学的活动，都和他的教育活动相互交错，并影响他的教育活动。
韩愈的一生，大体上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原道》。
《原道》。
第一阶段从出生到5岁，即从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到德宗贞元八年(79年)，主要是求学与应举。
韩愈在其《上宰相书》中自述“七年而学圣人之道”，可见他七岁开始读儒家经籍。他对学习发生浓厚的兴趣，表现出超常的才能，能“言出成文”。他随长兄韩会赴任至京师，离开南阳故里，在长安居住了3年。曾自称：“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在学习上颇为勤奋。
大历十二年，韩会因故被贬为韶州刺史，韩愈时方1岁，随兄由京师迁至岭南贬所。不及一年，韩会病故，遂又随嫂北归河阳。
建中、贞元之际，封建割据者引起战争，中原不宁，为避战火，韩氏家族百余口南迁至宣城，其地有“韩氏别业”，韩愈在此度过少年的一段时期。他开始发奋求学，《旧唐书韩愈传》说：“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后来他回忆说：“念昔始读书，志欲干王霸”，他已立下远大的志向，将来要干一番事业。他依靠韩氏家族供养生活，日以攻读儒家经书为事，不识耒耜耕获之勤。他的记忆能力甚好，可以日诵记数百千言，知识积累多了，岁便能写文章。
韩愈除了努力学习儒家经典之外，还重视博览百家，特别喜欢西汉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的文章。青年时曾从独孤及、梁肃之徒游学。《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因受独孤及、梁肃的影响，特别重视钻研古文，从中不仅留意古今兴亡得失，总结历史经验，并且结合考察社会现实问题。他在《与凤翔邢尚书书》中说：“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他当时是一位既重视吸收历《皇甫持正文集韩文公墓铭》。
《游箴》。
《岳阳楼别窦司直》。
史经验，又关心社会变化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勤奋地研习古文，潜心古道，在青年时期奠定了一生的学问基础。
韩愈岁时，意识到自己不能依赖家族，而要负起对家族的义务，因而自江南入京师寻求出路。“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因诣州县求举。”在唐代重科举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他开始参与竞争性很强的进士科考试，以不成功不罢休的气慨投入竞赛，自述“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二十五而擢第于春宫”，在贞元八年(79年)，年已5岁的韩愈，第四次参加礼部主持的进士科考试，实现了进士及第的初步目标，取得了参与选官考试的资格。
第二阶段从6-8岁，即从德宗贞元九年到顺宗永贞元年年)，主要是求仕，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并开展了传道授业的教育活动。
进士及第的人，按当时的制度，只是取得参与选官的资格，要由中央政府实际派任官职，还要应吏部的考试。为了实现进一步的目标，从6岁开始，他连续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考试，均未获选。
考试不顺利，连一个九品官也做不成，没有俸禄作为经济来源，虽有进士之名，“无僦屋赁仆之资，无緼袍粝食之给。驱马出门，不知所之。”饥不得食，寒不得衣，被人讪笑，生活陷于困境。他认为出路仍在于求仕，于是以文章为社交手段，求知于权贵之门，曾三次上书宰相，显示才华，表白抱负，诉说眼前生活窘迫，乞求提拔录用。当时宰相贾耽、赵憬、卢迈未加同情，置之不理。韩愈极为感慨地发出不遇时之叹：“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贞元十《答崔立之书》。
《上宰相书》。
《上邢君牙书》。
《上考工崔虞部书》。
《感二鸟赋》。
一年，他离开长安东归洛阳，到地方上谋求政治出路。他自称“其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矣。”求仕不单纯是为了解决生活来源问题，亦是为了实现自己改革社会的政治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