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小康社会的目标，进入了向现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化社会过渡的发展新阶段。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水平。1999年，我国GDP为亿元，人均6517元，按汇率折算为788美元，真正达到了小平同志在20年前提出的目标。如按国际上另一种购买力价格来折算，则就大大超过了。这人均788美元，是就全国平均水平说的，而在东南沿海，在大中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一带，则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左右，有2亿左右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相当富裕，相当现代化了。当然发展还很不平衡，我们至今还有约4000万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还未解决温饱问题。所以我们还只能说现在全国已基本实现小康社会，今后30～50年，是由小康社会向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社会过渡的发展阶段。
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中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将会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中引起很大变化，出现许多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
第一，经济发展遇到了新问题。1993年以后，GDP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已从1992年的14.2%降到1996年的9.6%、1997的8.8%、1998年的7.8%，1999年为7.1%。特别是从1997年以后市场疲软，工农业产品销售普遍困难，60%以上的商品供过于求，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出口受阻。许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亏损严重，国有企业改革，困难重重，工人下岗约2000万人(已有1000多万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物价下跌，生产、生活资料价格指数连续20多个月下降，三年内国家连续七次降息，鼓励投资和消费，着力开拓市场，扩大内需，但见效不大，由通货膨胀变为通货紧缩。从1998年起，国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搞基本建设投资，支撑经济增长，但带动社会投资不多。今年，国家还要继续采取扩张财政政策，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
第二，农业连年丰收，农产品销售困难，价格大幅下降，乡镇企业效益滑坡，农民增加收入成了问题。
1996年农业特大丰收，粮食总产超过5亿吨，从此彻底改变了粮食供应短缺的局面，消除了1994年由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布朗教授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的惊恐议论。以后三年各种农产品又连续丰收，弄得仓盈库满，粮食、棉花等农产品都大量积压，销售不出去。近几年，国家投资修建了仓库，还是放不下，有些只好露天堆放。农产品价格直线下降。1996年1月，大米、小麦、玉米三种粮食平均价格为每市斤1.0355元，年11月下降为每市斤0.7075元，降幅为31.7%，其他棉花、油料、菜、果以及肉类、禽、蛋等产品的价格也都大幅下降，农民收入由此减少很多。加上乡镇企业正在改制调整，产品销售不畅，无论是经营者还是职工的收入，大部分都是减少的。因为城市经济不景气，大量辞退外来民工，也使农民进城打工的收入大量减少。
从这几个方面看，这三年农村是增产不增收，有些还减收，特别以农业为主要收入的地区，多数农民的收入是减少的，农民负担又减不下来。1997年，国家就提出扩大内需、开拓农村市场，至今扩销不了，原因不是农民不需要商品，而是无钱购买。
现在全国总人口中，农民占69.6%，但只购买39%的商品。
第三，经济发展了，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调整，社会事业没有相应发展，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没有相应改革，使经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
按一般发展规律，工业化、城市化应该是同步的，但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管理制度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及时改革，阻滞了城市化的发展。1998年，我国的工业化已达到了中期发展水平，但城市化率只有30.4%，低于1996年世界平均达到45.5%的水平，也低于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使城乡比例失调。有学者计算过，如果我国能调整政策在若干年内使城市化水平达到45.5%的世界水平，那将有1.8亿农民进入城镇，将会创造巨大的生产力和消费，现在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所以说目前城乡比例不当是最大的比例失调。
这20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了，成绩巨大，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环保、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都有了发展，但与经济发展相比，则相对滞后了，没有相应地发展，由此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也影响、阻碍了经济的更好发展。以教育为例，早在80年代末，小平同志就说过，改革开放以来，一个失误是教育落后了，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的基础教育办得是比较好的，问题主要出在高等教育上。我国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群众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我们曾对全国1000户贫困家庭妇女做过一个调查，问她们第一位的愿望是什么？85%的人回答是要让自己的子女接受最好的教育。现在很多家庭强烈希望自己的子女上大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发展动力。1985年全国有所大学，到1997年还只有1020所大学，当然在校学生规模扩大了一些，政府垄断办大学，严格限制民间办大学，到现在省级政府也只有批准办大专学校的权力，而没有办大学的权力。到1997年，我国只有370万大学生，适龄青年上大学的入学率，1997年只有6.5%，远远低于世界平均16.7%的水平。所以这几年出现了高中生出国留学的潮流，使人才和资金大量流失。
1999年政府决策增加招收30万大学生的决定，使当年招收的大学生比1998年增加46%，2000年还要增加20万招生名额，这是个明智决策。
要发展社会事业，必须改革社会事业的管理体制。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渗透的方方面面，现在已按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了，而许多社会事业的体制，还没有改多少，在这方面是滞后了。还以大学为例，一个大学，学生万把人，教员1000～2000人，各种职工2000～3000人，有的学校汽车司机就有100多人。一般占地上千亩，到处是房子，学校里除了教学楼，还有大量学生和家属宿舍楼，附小、附中、商店、银行、医院、派出所，学校对教职员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要管，学校办社会，校长实际是个市长。这怎么能够办好大学，教好学生。现在大学正在改革，其他如科技部门、文化、体育、医疗体制、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都要改革，都要从原来的计划体制模式，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改变过来。
第四，发展很不平衡，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单位内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拉大。
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但发展却很不平衡。好的一面是，1978年前分配方式单一，平均主义盛行，那时的差距系数只有0.2，对生产力发展不利，经过这些年已逐步改过来了。问题的一面是这些年差距又拉得太大。
城乡之间差距。1978年，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的收入之比为1∶2.3，1984年缩小到1∶1.7，但1985年以后，又继续扩大，1998年为1∶2.6。如果加上城市居民还有如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隐性补贴，实际差距有学者估算大约为1∶3.9。
地区之间差距。我们是个大国，东西差距本来就很大，本来就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富庶江南，也有“苦甲天下”的陇东地区。1949年建国以后有所缩小，而这20年，又使地区差距扩大了。东部沿海各省区越来越富，加速发展，西部诸省区也有发展，但发展相对缓慢，收入差距拉大了。以下是西部、中部、东部的人口、GDP占全国总额百分比的比较。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形势和任务20年来，三大区人口变动不大，但人均GDP的差距拉大了。如以1997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市和最低的贵州省比，上海为25750元，贵州为2215元，相差11.6倍，而1978年只有4.9倍。
表1中国东、中、西部人口与GDP比例地区类别人口占全国GDP(占全国1978年1993年1998年西部2316.71514中部36312827.9东部4152.35758.1部门、产业之间差距。1978年前，部门之间职工的收入有国家调控，差别很小。80年代中期以后，差别迅速拉大，一些垄断行业、新兴产业部门，如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种福利、奖金很多，而一些传统产业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部门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企业之间的差距还表现在，同一产业内不同的企业发展快和好的，职工收入就多，反之就少。
个人之间。同一企业同一单位正式工资差别很小，福利是一样的，但有些人有第二职业的收入，额外的奖金和其他收入很多，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就非常悬殊了。据有关学者估算，现在全国拥有百万元人民币财产的，有500万户左右。这些富户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诸省市，中部、西部也有，但数量少得多。
这些差距的存在和发展，引出了很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如何使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既能激励生产和经营积极性，又能保持相对合理的差别，使经济社会稳定协调持续的发展，是我们面临的大课题。
三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要解决的几个问题2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巨大，举世为之瞩目；与此同时，遇到的问题也很多，有些是原来就有，有些是新产生的，社会矛盾很多，各种议论也很多。这都可以从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这两个大的历史性转变的阶段来得到说明。
实践要求我们不仅要说明这些问题：而且要解决这些问题，使社会继续前进。邓小平早就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中国的问题，说到底还是个要继续发展的问题，经济要继续发展，社会要继续进步，靠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在发展中逐步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好在20年来，我们已经摸索到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目前，政府正在制定第十个五年计划，将会有一些新的举措和新的政策，经过五年、十年，使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再向前推进一步，上一个新的台阶。
第一，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还很小，1999年的GDP按汇率计算，只有约1万亿美元，人均更少，只有788美元。就大的方面讲，发展经济目前要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要继续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据有关学者计算，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占用了约2/3的经济社会资源，而在创造财富中的贡献只占GDP的1/3。如何把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好，使之减少亏损，增加实效，是当前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二是要从各方面调整结构增加有效需求，使目前已经过剩的大量产品和过剩的生产能力得到有效的利用。据统计分析，我们的工农业产品，人均、户均量都不大(如人均只400公斤粮食、19米布)，1998年才生产1060万台冰箱、1207万台洗衣机，3497万台彩电。面对3.4亿个家庭，这些商品却卖不出去，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形势和任务这要研究调整结构、扩大消费问题，使经济能正常运转起来，加快经济发展。好在今年一季度已有好的开头，有了回升的希望。
第二，调整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步伐。因为各种原因，我们城市化滞后，现在各方已有了共识。解决经济问题光在经济内部调整结构已经不行了，现在社会结构不合理，城乡差别太大，要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加快城市化步伐。去掉关卡，让农民进城来。据测算，现在1个市民的消费等于3个农民的消费水平。所以如果我们改革户籍等制度，使城市化速度加快，每提高城市化水平1个百分点，就可以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让农民进城来，现在争论已经不大了，但让农民到哪里去，现在有三派观点：一是小城镇，二是中等城市，三是大城市或特大城市。我认为除了像北京这样几个特大城市外，大、中、小城市和镇都向农民放开，还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好，哪里该发展大城市，哪里该发展中小城市，由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来定，不要人为地划框。把城门打开，让农民自由选择。
第三，农村发展问题。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是拥护改革开放的。农业生产是好的，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1%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了不起的大事。但近几年农业增产不增收，有饭吃，没有钱花，负担减不下来，社会矛盾增加。我想现在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创造条件，让一部分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镇去。农民贫穷，主要是农民人太多，资源太少，农村要不了这么多人。现在的农业生产力，一个劳动力种一公顷地，全国只要1.3亿个劳动力足够了，其余都可转移出去。
如能在几年里农民人数减少20%，农业产量不会因此减少，农民就可以增加25%的收入。二是要尽快解决“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问题，这是在过去长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在经济方面，所有制、流通方式、分配方式、就业、税赋等政策，农民同居民是不同的。在社会方面，教育、医疗、劳保、养老、社会保障诸方面，农民同居民也是不同的。例如用电，城市和农村就是两个政策，同电不同价。居民生活用电每度只0.30元多，农民则要0.60元以上，甚至有1元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城乡市场是统一的，现在这种一国两策的局面必须改革。
第四，教育、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应该加快发展，社会发展的管理体制要加快改革。现在只有1000多所大学，这两年扩大招生深得民心。但就这样，还只有适龄青年10%可以入学的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还差一半多。这方面还要加大力度。办法是两条：一是有关部门要解放思想，放手让各省、各地和社会各界来办，不要把办学校的权再垄断在手里；二是要改革大学的管理体制，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办，取消学校办社会，而是要社会办大学。那样，现有的1000多所大学再扩大招生规模应是不会有多少问题的。其他如科技、教育、医疗、文化事业也有这类的问题，也要加快改革，加快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