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泰峰：您在写作过程中采访了中国百余位省部级官员、企业领袖和专家学者，中国的高官群体给您留下怎样的总体印象，您对他们做何评价？
库恩：对中国的领导人群体进行总的概括，我十分谨慎，因为我一直要传达给世界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中国当代领导人的多元化和个人化。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大变化，而整个世界还尚未正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外国人的偏见认为所有的中国领导人的想法都一样，或者被迫想法都一样。在“文革”期间，确实曾有过强制的共识。但是现在的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我之所以想要向读者介绍社会各领域内的诸位领导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打破那种认为中国领导人千人一面的成见。但是，我至少可以做一个概括：绝大多数的中国领导人都对改革开放坚定不移；他们忠于职守，对于中国取得成就感到自豪。但是，他们对于中国的问题也实事求是，并不掩盖。
实际上，我的每个受访者都鼓励我以一种开放性、建设性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的问题和挑战。他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一个日益重要、提倡稳定和国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国家。现在，除了这种共识以外，他们也更加个人化，有自己的个性和思维方式。
对于我来说，这种改变让人尤其激动，它也反映了领导层的一种彻底转变。20年来，我和中国很多领导人相识相知，也见证了他们思维质量、个人性格和职业素养的重大提高。他们对于所面临的复杂任务，对于他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都有切合实际的认识。
例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冷溶主任对中国不断发展的政治哲学和政治体制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提出要通过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来界定中国真实的国际地位。外交部副部长王光亚对复杂的国际关系的理解细致而明晰，能够对现实中错综复杂、瞬息多变的外交形势做出独立的判断，而不受成见和传统判断方法的束缚。
陕西省袁纯清省长对于提高陕西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关的各种数据了如指掌。比如，他对喝不上井水的具体人口数目一清二楚。令笔者印象深刻的是，他致力于让贫困乡镇实现“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次好的建筑是医院”的目标。昆明市仇和书记制定了一系列创造性的、甚至是极富想象力的制度来加速发展，提高执政能力，以帮助人民改善生活，尽管有时候他的某些政策也会引来争议。
所有这些领导人都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思维方法，也拥有应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当今世界所必需的全球视野。这些充满活力、勇于创新的领导人，正反映了中央组织部李源潮部长提出的提拔新领导人的新标准：强调专业才能、德才兼备、清正廉洁、作风正派、开拓创新精神，以及愿意冒一定的风险来帮助人民群众。
舒泰峰：《中国30年》一书很少触及中国存在的负面问题，基调非常正面，您写作当中有没有考虑到平衡的问题？
库恩：平衡很重要，但是真实更重要。相较之下，我更为追求讲述真实的故事。如果中国的问题真的多于成就——就像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文革”结束期间的诸多政治运动——我也会如实记录，而不会去追求所谓的“平衡”。事实上，我对于那段时间的看法相当负面。
我知道，无论是世界各国，还是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而几乎我所写的任何东西都无可避免地会遭到指责。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只写我自己所相信的事情。我既会关注中国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也会提出解决方案和中国取得的成就。我也会指出哪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强。在我的书中（至少在英文版中），毫无疑问，我以一种严肃而（我希望）富有建设性的方式涉及了中国的诸多问题，包括腐败、食品质量、受污染的产品和那些试图掩盖这些问题的行为。在书中我还讨论了收入不平衡、可持续发展，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问题。我希望中国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而以建设性的方式指出问题则是真正的朋友所应做的事情。真实才是最重要的。
七、奈斯比特预言中国大趋势
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从全球的知名度来说，约翰·奈斯比特的名头显然要比罗伯特·库恩更胜一筹。28年前，《大趋势》一书横空出世，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超过两年，全球发行量达1400万册。奈斯比特一举占据全球未来大师首席。
两年后的1984年，《大趋势》引进中国。一时间，《大趋势》与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以及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被并称为“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着，成为国门初开之时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珍宝。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甚至将这两本书作为司局级干部的必读之书。
1996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南海与奈斯比特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在毛泽东当年的会客室。“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江泽民在开场白中说。
奈斯比特了解到，《大趋势》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只不过大部分都是盗版的。
这本书预言了未来社会的10个大趋势，如今大部分已成为现实，尤其是“网络社会”和“全球化”两大趋势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若干年后，英国《金融时报》证实：《大趋势》一书中没有一条预言是错误的！
25年后，79岁高龄的奈斯比特以一种极为“贴近”的方式再次来到中国，成为另一名中国故事的讲述者——2009年9月初，他与德国籍妻子多丽丝·奈斯比特一起来到北京，参加了他的新书《中国大趋势》首发式，并与读者面对面交流。随后，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帮助下，奈斯比特还去了西藏，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
在新书发布会上，时任国务院新闻办三局副局长吴伟女士说，“20多年前，我们对奈斯比特先生是只闻其声，今天我们不仅看到了书，而且见到了人。”
79岁的奈斯比特，一脸银白的络腮胡子，两道剑眉斜挑，目光柔和中带着深邃，金黄色的头发往后梳理得一丝不苟。在采访当中，奈斯比特时而大笑，时而与夫人打趣，自己回答完问题后还不时用胳膊轻轻触碰一下同样是满头银发的妻子，“你怎么想？”
在听到一个记者问出版方——吉林出版集团副总经理刘丛星此书首印是多少，预期发行量有多少时，奈斯比特哈哈大笑，竖起两个大拇指，称赞这是个“极好的问题”。
刘丛星说，《中国大趋势》首印数就是20万册，我想按照两年的预期，一百万册在两年内应该是一个保守的数字。
奈斯比特显然迷上了中国，9月3日，在首发式上，他说：“这本书可能给我带来一个综合征，就是奈斯比特和中国之间的互动将会永远继续下去。”吴伟女士在会上还透露了另一件事情，奈斯比特此行中国，与前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做了一个对话，对话内容将于2010年出版，题目就叫《对话中国模式》。
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王巍则向笔者透露了另一个“秘密”：奈斯比特一直想在天津买房子，定居中国，“有一次把钱都打过来了”。
尽管王巍告诉笔者，据他所知，这本书并没有特别的官方背景。但出版于国庆60年前夕，这无疑是这位全球顶级预言大师献给中国的一份厚礼。在书中，奈斯比特发挥其超常的综合概括能力，为中国模式增加了另一种解释。
江泽民：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谈起研究中国的缘起，奈斯比特特别提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江泽民主席。在1996年那次私人会晤中，两人谈到了台湾问题，时值大陆向台湾水域发射导弹，美国为此派出了航空母舰。奈斯比特此前在台湾逗留了几日，他觉得对台湾的良好宣传和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于是说：“江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奈斯比特并没有着手去讲这个“大故事”。
10年后，另一个人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2006年，奈斯比特在北京录制一档电视节目。节目嘉宾中有一位中国商人王巍——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
王巍也是奈斯比特的“粉丝”，接受笔者的采访时，他说，在节目制作方邀请他与奈斯比特同台后，他立刻从书柜里找出一本1984年版的《大趋势》，“上边还写着几月几日在哪里购买，像这样跟随身边20多年的书寥寥无几”。
节目录完后，王巍向奈斯比特建议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
王巍表示可以为此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当年他激发了我，这也是一个回报”。
但是，显然奈斯比特还有许多顾虑。“当时他已经76岁，怕精力不够，弄得不好反而可能‘晚节不保’。”王巍说，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奈斯比特退休后，世界各国都在邀请他，他也担心别人利用自己的名声借机谋利。
王巍以如下“说辞”打动了奈斯比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大事件，如果不写中国，谈不上一个真正的“大趋势”，如果把中国纳入，则会丰富你的科学和观点。第二，我开玩笑说，人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看，“革命是身体的本钱”。我说你需要一个新的革命，写这本书会让你年轻十岁二十岁。
而妻子多丽丝在与王巍接触后也开始做奈斯比特的工作：“你们两个都不需要借重对方来证明自己的成功。”
奈斯比特心动了，但是王巍说，我先在中国给你安排几场演讲，之后你再决定。
演讲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共进行了5场，参加者有政界和商界人士，而且场场爆满。“不少美国人从苏州，南京等地开车到上海来听，”王巍说，因为奈斯比特早已不在美国生活，如今定居在维也纳，“他们也很难见到奈斯比特。”
中国50岁上下的听众则人手一本当年买的盗版《大趋势》，请奈斯比特签名。最震动的一场演讲是在天津，“南开大学的一位副校长，当场背诵了一大段《大趋势》的原文，令奈斯比特感动得热泪盈眶。”王巍说。
奈斯比特最终下定决心要书写中国。王巍帮助联系了时任天津市长戴相龙，戴相龙与奈斯比特见面后，欢迎他到天津建立研究所。正好，接洽此事的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是天津财经大学校友，于是“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便于2006年落户到了天津财经大学。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奈斯比特不仅是一个个人，在大百科全书中，奈斯比特还是一门学科。他退休很多年，许多事情都不做了，这相当于重新启动了这个学科，并且把这个学科移植到天津来了。”王巍说。
“中国大趋势”项目随之启动。项目团队由天津财大和南开大学的老师和学生组成——天津财大的王育琨博士和南开大学的周云波博士、吴帆博士作为项目组的三位中方主任，20多位来自两个学校的本科生和硕士生负责资料收集等基础工作。
中国模式：纵向民主
“他的思想观念是任何社会的变化都是从底层开始的，不同的小故事就可以拼成一个发展趋势。”周云波对笔者说，“他当年的《大趋势》就是这么写的。”
但是，奈斯比特这套在美国和西方行之有效的方法，在中国还是碰到了挑战。
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他发现，在中国，如果仅仅注意自下而上的变化是无法理解许多事情的。
周云波说，在做报纸摘要当中就遇到这样的情形：比如政府培训农民工、向农民工赠书这类信息，奈斯比特觉得既然是政府主导的，那么他并不需要。但是后来他自己也发现，在中国，许多事情都是政府在推动的，“慢慢地他也就接受了”。
在序言中，奈斯比特写到了自己的转变：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作的分析那样。
但是，从奈斯比特的自述中可以发现，中国竟让如此的“老江湖”也犯了迷糊。“事实证明”，他写道，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着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在他看来，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奈斯比特颠覆了自己的方法论，这一转变也使他产生了本书一个至关重要的发现。这一发现是指什么呢？他在书中写道，“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top-down）与自下而上（bottom-up）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
奈斯比特将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模式称之为“纵向民主”。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
“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订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
他解释，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总统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
他用这一模式解释中国过去30年的重大历史事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因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力量之间失去了平衡”。
但是，他说，不得不惊叹于中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他甚至提到了上海磁悬浮事件，群众的“散步”使政府不得不暂停项目。
书的整个基调对中国褒扬有嘉，甚至不乏溢美之词。全书分析了支撑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解放思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结合、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摸着石头过河、艺术与学术的萌动、融入世界、自由与公平、从奥运金牌到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