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人以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为自己的崇高理想，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为之奋斗，不能背离这一基本立场。但是，周恩来指出：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和立场，不是要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摆在脸上，身上披上红袖章，头顶上嵌着共产党三个字。他说："这反会使人讨厌，接近不了群众，影响不了友党。"相反，在某种特殊环境下，需要革命者披上一层"保护色"，甚至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起来。这既不是隐瞒共产党人的主义和政见，更不是离开了革命的立场，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一种迂回斗争手段。"千流万转归大海"，手段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都是通向同一个目标。周恩来在阐述革命策略和方法的必要性时说："有人说共产党不惜手段，我们反对这句话。只要不违背我们的原则，不违背我们的目的，只要采取的方法能够得到社会的同情，那么这种方法就可采取，这就不是不择手段。"
洪深先生是进步的著名戏剧家，不满旧中国的黑暗统治，靠拢共产党，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抗战初期，他在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做抗日宣传工作。有一次他在洛阳和一个国民党杂牌军头子郜子举晤谈，郜问洪深：有没有去西北（指延安）的打算？洪深当即否认，并引用王维诗句"西去阳关无故人"，以示与共产党没有交往。有的同志对洪深掩盖与共产党的关系不理解，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明确地肯定：洪深先生可以这样说，他需要"保护色"。
周恩来肯定洪深在敌军将领面前否认和共产党的关系，是斗争策略的需要，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镇压，为了保存自己更好的实力与敌人斗争。这一策略思想，周恩来在和著名演员金山的谈话中，做了进一步发挥。
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主张对日抗战。为了扩大影响，他们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到所辖桂林去办文化宣传事业。著名演员金山和王莹也在被邀之列。李、白还愿出路费请金山带队到南洋去向华侨宣传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当时金山正积极申请去延安，很可能被批准，如果去了桂林，去延安的多年愿望就会落空。同时他还考虑，作为共产党员，到了国外，远离了党组织，如何为党工作，宣传八路军抗日？金山心情十分矛盾，于是向周恩来如实倾吐。周恩来和颜悦色地对金山进行了一番统一战线的教育和对敌斗争策略的教育。他说："你要站高些，把眼光放远些，桂林、南洋虽然远离延安，但同样可以为抗日出力，为党作贡献。不同的是任务更艰巨，工作环境更复杂，更要讲究策略和方法。"他把对金山的要求归纳成十六字方针，即"工作紧张，生活严肃，态度灰色，经济清楚"。所谓"态度灰色"，就是在坚持党的原则立场的前提下，不能暴露共产党员的身分，外表要用一层"保护色"装扮起来，一言一行十分谨慎恰当，说可以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这些话和事，可能与党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但最终是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
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不仅要求态度灰色，有时还需要披一张白皮，即在党的派遣下，打入军警敌特机关，或乔装成老板大亨、袍哥胡子，以敌对者的面貌出现，与敌人作斗争。周恩来就曾经派遣卢绪章同志去当"资本家"。
卢绪章出身贫苦，1937年入党。1939年，党组织决定把党经营的企业"广大华行"作为党的一个秘密机关，派卢绪章以"资本家"的身分前去主持，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在大后方工商界中活动。周恩来在重庆红岩村接见了卢绪章，向他交代党在当前白区工作的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精蓄力量，以待时机。要求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广大华行"作为党的第三线机构之一，只有在第一、二线遭到破坏后才能动用，所以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来往，不再发展组织，不能暴露身分，即使在妻子面前也如此。他指示卢绪章要对外广交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要参加公开的社团活动，提高"广大华行"和他个人的社会地位，要充分利用各方面的关系做掩护，使这个机关长期保存下去。周恩来最后叮咛："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这里说的就是要外白内红，外部身分变了，里面的一颗红心不能变。
此后，卢绪章像模像样地当起了"资本家"，住的是洋房，出外坐洋车，穿的西服，吃的宴席，住处堆放着成捆成箱的法币，和腰缠万贯的资本家称兄道弟，还要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周旋，真有点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味道。在这充满了血腥铜臭的环境中，他为党结交了朋友，输送了人才，提供了情报，运送了大批解放区急需的钱粮、药物。
当像资本家，并非轻松容易的事。成天念的生意经，还要和那些吮吸民脂民膏、甚至双手沾有我们同志鲜血的人碰杯道贺。既要提防国民党鹰犬的跟踪，又要受不明真相的人的嘲讽。过去的一些朋友指责他丧尽良心和责任感，有的骂他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连他自己的妻子也不理解，产生了误会。卢绪章内心十分痛苦，他多么想脱掉"资本家"这张皮，回到党的怀抱去呀！有一次他向周恩来回报工作时，谈了自己的心思。周恩来耐心劝导他：现在党的工作需要我们受委屈，你到前方去放几炮，也就是消灭眼前的几个敌人嘛。你当好了"资本家"，经营好"广大华行"，即可以做许多重要的工作，还比消灭几个敌人贡献大。
装扮成敌人，是为了消灭敌人；当好"资本家"是为了将来消灭劳资界限，大家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正是广大的地下工作者，动用这种特殊的斗争形式，深入龙潭虎穴，冒着随时牺牲生命的危险，忍受着个人的委屈，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配合着人民解放军的真枪实弹，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继"三老四帅"复出之后，如何使邓小平出来工作，这件事，时时缠绕在周恩来脑海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了第二号"走资派"，1969年，又受到林彪的一号命令迫害，全家被赶出北京，下放到江西农村劳动。
周恩来深知，邓小平重返政治舞台，还需等待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1972年1月六日深夜，战功卓著的陈毅元帅驾鹤西行了！1972年1月10日下午追悼会前几个小时，毛泽东突然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
追悼会结束后，毛泽东向在座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谈话时，特别提到邓小平，说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犯了错误，但他和刘少奇不一样。……"
周恩来听到这，立即小声地暗示张茜，让他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有意识地传出去，制造舆论。
1972年8月4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根据邓小平多年来的表现和周恩来等人的力荐，对邓小平的来信，立即作了批示，大意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工作时是挨整的，他没有历史问题。他协助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进城以后，也做了许多好事……
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最先看到了毛泽东这一批示。他马上将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一起交给中央办公厅，印刷若干份，分别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以便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
周恩来认为，起用邓小平，要趁热打铁，刻不容缓。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马上以中央的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让小平同志搞一些参观、访问和调查研究工作。他还立刻把邓小平原来的勤务员、秘书派到邓小平的身边，协助他工作，帮助照顾他的生活。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认真地讨论了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和毛泽东的重要批示。随后，中共中央便作出了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十天之后，邓小平回到了北京。
十八、跟周恩来学"严""慈"相济
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在审阅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以便供援助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时，发现一份数字核对不上。他当即在电话中严厉批评了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允许！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绝对地负责任。"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代表团驻地看望大家。在午餐桌上，他亲自斟满两杯酒，走到昨天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慈爱地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
1957年4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有一项议程，涉及到一机部的工作，但由于一机部部长黄敬缺席，不得不临时停止这项议程。为这事，周恩来当着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的面批评会议科的工作不细致。他说，现在我们党正在整风，会议科也要在这次整风中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今天黄部长请假，事先没有向我报告。
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到餐厅吃饭，会议科的同志收拾会场上的文件，周恩来处理完文件后，最后一个走进餐厅，想等会议科的同志一起吃饭。由于会议科受到批评，大家都不想吃饭了，就对服务员说：我们不吃饭了，请总理不要等了。服务员去后又回来说：你们快去吧，总理说你们不吃，他也不吃，别让总理久等了。
于是，会议科三位同志便进了餐厅，只见周恩来一人坐在一张餐桌旁，把他们的饭都盛在碗里等着，他们坐下来一句话未说，光低头吃饭，也不吃菜。周恩来觉察出他们的情绪不对头，便劝说他们不能光吃饭，还要吃菜呀。
他一边向他们碗里夹菜，一边问：你们想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大家一齐说：当然愿意。周恩来说：好，你们既然愿意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为什么吃饭不细嚼慢咽，像你们这样吃法，把胃口吃坏了，还能为人民服务吗？
当一位同志很快吃完碗里的饭，站起来要走时，周恩来说："怎么吃这么少？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吃得多啊！是不是我在会上批评了你们，在生我的气呀！"另一位同志回答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总理的工作。"
周恩来关切地说，你们的工作量不轻啊，我经常看到你们加班，很晚才休息。最近需要提到会议上决定的工作较多，每周开两三次国务会议，增加了工作量，你们要注意身体。
几句话说得会议科的三位同志心里热呼呼的。餐桌上沉闷的气氛没有了。周恩来又说：今天你们有点情绪，我看出来了，为什么？过去你们有说有笑，今天为什么不说不笑呀？
这时会议科的同志向周恩来解释说："今天黄部长请假，我们事先请示秘书长批准的。"周恩来一听，爽朗地大笑起来，边笑边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错怪了你们。"周恩来的笑声引起其他餐桌首长们的注意，都回过头来看，并一起会心地笑了起来。
管理，首先是管人。要管人，不能不对人齐之以武，光恩信使命，没有设禁齐众，是成不了方圆的。周恩来对部属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该批评的批评，该帮助的帮助，从不姑息迁就。
周恩来批评人，对人严格要求，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批评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激励人，把工作做好，因此，周恩来非常注意批评艺术。
所以，周恩来来批评人，一方面让人感到一种威严，同时又感到亲切，一种关怀之情溶于其中。因而，虽然是批评，也让人感到温暖、振奋。
严是一种激励，慈也是一种激励。没有严，一味地嘻嘻哈哈，妇人之爱，不足以设禁齐众，达不到激励的效果；没有慈，一味地板着面孔训人，让人无法接受，甚至产生抵触心理，也达不到激励的效果。严必须辅之以慈，并通过慈使严为人所接受。同样，慈必须溶于严中，通过严使慈神圣化。
周恩来的特点，就是善于把严和慈结合起来，一张一驰，文武之道。该严时严，该慈时慈，严中有慈，让人感到严也是一种爱；慈中又有严，让人感到慈中又包含着一种威严，一种更新、更高的要求，继而，促人奋发进取。
十九、跟周恩来学灵活机动
古人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意思是说用兵打仗，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这才是好办法。在政治斗争中也应如此，既要敢于进行激烈的针锋相对的交手，又要善于在一定条件下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这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所决定的。中国革命是以武装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也是不可缺少的斗争形式，两者相互配合，交错进行。不管是军事斗争，还是政治斗争，都不是一次战役或一次谈判能解决问题、达到目的的，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周恩来在总结国共谈判一年来的经验教训时说："反动集团的方针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一有机会就要实现它的方针，但客观形势常常不让它实现，那就要走些迂回的道路。我们也是同样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要搞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方针也是定了的，但也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对比，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政治斗争中的等待、通融、退让、妥协，正是这种迂回曲折的表现，我们不仅承认它，而且自觉地运用它。周恩来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后的一次答记者问题时说："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所做的让步，并不遭到任何困难。因为毛泽东先生和中共中央认为中国政治的进步，不可能一蹴可几的，所以同意采取这种让步的方法，逐渐促进政治的进步。"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在重庆谈判中，签订了《双十协定》，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案，这不仅是双方军事力量在战场上激烈较量的反映，也是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成果，同时也与我方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和妥协分不开，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为了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做出了许多重大的让步，如对军队问题，我方表示愿将现有的一百二十万军队，按照国共双方军队七比一或六比一的比例缩编，即国民党军现有二六三个师，我方应编为四三个师。如国民党缩编为六十个师，中共编为十个师。如对方编为一百二十个师，我方编为二十个师。并表示愿将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不包括豫北）八大解放区的抗日武装，着手复员或撤到长江以北。对比，国民党方面虽口头上表示可以考虑，但实际上加以否定了。
在解放区政权问题上，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四个解决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根据目前十八个解放区的现状，重划省区和行政区，并以原来民选之各级地方政府为各该级政权组织。第二个方案是各解放区省、市的正职或副职由中共推荐。第三个方案是实行县级民选，产生县议会和县长，在此基础上选举省参议员，省参议会再选举省长、委员。第四个方案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这些方案都被国民党藉口"政令统一"，加以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