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美国仍然继续敌视中国，支持蒋介石集团盘踞台湾，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们对于美国的倒行逆施，在进行坚决回击的同时，又不拒绝和美国的接触。中国和美国一起参加了解决朝鲜问题及中南半岛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谈了一百多次。尽管这些会议和会谈存在着尖锐的斗争，但也是为了寻找共同点，以求达成某种协议。周恩来还代表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对美国人民友好的真诚愿望。
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已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方针已定。但是全国人民普遍反对内战，希望在和平环境中得以休养生息。在这种形势下，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国民党谈判。经过多方努力，终于签订了和平建国《双十协定》，以后，又签订了《订战协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这也是从对立中求同的一个典型事例。
周恩来还根据异同点的性质和大小，创造了求同存异的多种形式。
协商求同。在人民内部和统一战线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讨论对话，应某些重大问题达成统一认识，这是中国统一战线内部议事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发扬民主求同存异的一种基本形式。例如中国共产党经常就国家大政方针、重大决策及重大人事变动，事先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酿讨论，听取他们的意见，既丰富和完善了党的认识和主张，又就这些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避免了像资产阶级议会厅里那样的争吵、打斗的民主闹剧。
妥协求同。当矛盾双方各执己见、彼此无法说服对方时，相互做出一定的退让妥协，以缩小分歧，达成共识。不管是政治谈判、外交谈判、经济谈判还是别的方面的争执，观点上的必要妥协，利益上的互谅互让都是十分重要的。
等待求同。当协商无效、妥协不成时，不急躁、不勉强，更不能以势压人，强加于人，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条件，促使形势发生转机。相互从各自基点后退，不是扩大距离，而是促使双方靠拢，找到相通之点的重要途径。
逼迫求同。适用于矛盾尖锐的对立双方。当双方面临共同的利害关系，而矛盾的一方，又缺乏主动自觉，尚在迟疑徘徊时，只有在一定外力推动下，才可能使共同点成为矛盾主导方面。例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的：在军事上，对于其反革命进攻给予有力的回击；政治上动员全国民众起来抗日救亡，形成强大的全国性的抗日浪潮；组织上促成国民党政府内部的分化，争取蒋介石周围一切有民族意识的人，转到团结抗日的立场上。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就会分别致函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地方实力派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等，英美派、黄埔派中的宋子文、胡适、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以及陈果夫、陈立夫等，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陈述危亡的形势，促使他们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利益，置于主要的地位。有的我们还直接派人与之联络，签订某些局部的协定，在一定范围内制止了内战，实现了联合抗日。最后通过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实行兵谏，迫使他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
立异求同。存在尖锐的对立的矛盾双方，在寻找和肯定共同点的同时，鲜明地陈述和表明各自的立场和观点。"立异"，也是存异，并不要求立即消除分歧，而只是弄清和标明分歧。如果运用得当，不仅不妨碍求同，而且有利于求同。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国共双方通过重庆会座，签订了《会谈纪要》，在《纪要》中，不仅把双方一致同意的内容在文字上确定下来，并且对没有取得一致的问题，也分别说明各自的看法。在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还罗列了共产党方面先后提出的四种解决方案双方目前争执所在，表明了继续商谈的愿望。
1972年2月，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防华，中美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也不是回避分歧，而是弄清分歧。尼克松来华前说："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是寻找某种办法，使我们可以有分歧，而又不成为战争中的敌人。"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上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但是，在讨论会谈公报时，美方希望在公报中只强调共同点，不提双方分歧，以显示尼克松中国之行的成果，这也是国际交往中通常采用的公报形式。但周恩来不同意这样做，并提出一个建议草案，既列出双方达成的共识，又摆明各自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美方开始不理解，周恩来耐心地向对方解释说：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际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二十多年的隔阂，不可能消除于一旦，掩盖分歧的做法给两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些幻想，也将会使他们失望，反而不利于两国关系。经过双方反覆讨论，最后签订了一个求同立异的公报。
求同立异的方法，适用于对立较久、隔阂较深的双方，这种既肯定"同"，又标明"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利于明确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去掉幻想，努力去扩大共同点，缩小和解决分歧点，不致因掩盖矛盾而盲目乐观，或在群众中引起错觉。一旦出现新的波折时，也会有思想准备。连尼克松也承认，一个星期之内不可能建立一座跨一千六百英里和二十二年隔阂的桥梁。
避异式：立异式是正视矛盾，标明分歧。避异式正好相反，是回避矛盾，撇开分歧。一般来说，只有正视矛盾，才能解决矛盾。但从处理事物的具体方式方法来说，有时却需要回避矛盾，才能增进友好气氛，以利于寻求和发展共同点，最终有利于矛盾的解决。
"存异"的内涵，按照周恩来的解释，就是"撇开分歧"、"把不同的保留，不发展争论"。这实际上讲的就是"避异式"。
把握异同的变化
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人们的政治倾向、利害关系及处理人和事的态度和方法经常在变，人们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也经常在变。周恩来于1945年在总结统一战线的教训时指出："在这二十五年革命奋斗当中，我们所遇到统一战线的变动是这样多，这样大，又这样复杂，因此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他这里所说的调查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指各阶级间异同点的变化情况。
在国民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曾经和无产阶级共同携手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他们追随蒋介石离开了革命。"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面前，他们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而革命性增长，与工农革命力量的共同点扩大，成为工农的盟友。
敌人营垒也不是铁板一块。周恩来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不变的。"可是帝国主义不仅是一个，而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这些敌人又常常不一致，所以敌人营垒又是变化的"。蒋介石为代表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共产党代表的工农革命力量之间，就经历了由朋友到敌人，从敌人再到朋友，又变为敌人的复杂过程。
如果对这种异同的巨大变化视而不见，用凝固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求同存异就不会有好的结果，甚至南辕北辙，发生认敌为友或认友为敌的右或"左"的错误。周恩来指出："右的观点把昨天的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当作朋友。"如曾经和我们合作过的汪精卫，当他已经走向反动、转化为敌人了，右倾机会主义者却看不见这种根本性的变化，继续把他当作可靠的朋友，相信他，依靠他，结果上了大当。""左""的观点把昨天的敌人而今天可能成朋友的人当作敌人"。如曾经在"九·一八"事变前参加了围剿红军的第十九路军，当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后，毅然起来反蒋抗日，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可是持"左"倾观点的同志，不仅不给予应有的支持和配合，反而继续把他们当成敌人，拆他们的台，结果朋友站不住脚，我们自己也陷于孤立的困境，丧失了有利的形势。
可见，对矛盾双方异同点的变化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对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及对未来的预测，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前提和基础。凡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或虽是敌我性质的矛盾，但又必须求得政治解决时，都应该根据复杂多变的形势，不仅敢于而且要善于去求同存异才能有效的协调和处理所面临的矛盾。
首先，要善于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求同。有的尖锐复杂的矛盾，看起来毫无共同之处，水火不相容，可是由于事物的变化，使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互相靠拢，会合一起。因此，领导者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把握时代的脉络，透过五花八门的表象，洞察其实质，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发现共同之点，并促进相互间的妥协和联合，推动事物的发展。
华北事变前后，蒋介石集团面对日本加紧深入侵略中国，对日态度渐趋强硬。在和日本外交接触和谈判中，一改过去那种卑下顺从的态度，敢于提出某些合理的要求，保持较为坚定的立场；开始对苏联表现出友好姿态；毅然改组南京政府，排除汪精卫等等亲日派。蒋介石还于1936年7月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明确表示绝不签订承认"伪国"的协定，对"牺牲的最后关头"做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即"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从这些迹象，看出蒋介石国民党有可能改变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在民族危机面前，可以和国民党找到共同点。因此，党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定争取"剿共"剿了十年的国民党英美派共同抗日。
其次，敢于在一定条件下存异。求同存异并非是绝对的，并非可以适用于任何矛盾，可以不分时、地点和条件，可以不讲是非，离开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当时机成熟条件具备时，就应抓住不放，敢于撇开分歧点，在共同点的基础上，团结和联合起来，没有这种气魄和胆量，就可能丧失时机，使矛盾得不到应有的缓和和消解，给事业造成损害。
国共两党既有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又有历史上的恩怨和一系列现行政策的根本对立。但是为了实现全民族抗日，共产党把双方长时期积累下来的恩怨和对立撇在一边，从四个方面做出重大让步，把阶级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统一起来，服从于民族的解放。如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一项基本政策。为了争取团结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抗日，共产党把这一基本政策暂时搁置起来，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政策。这体现了无产阶级无私无畏的品格和以民族解放为己任的广博胸怀，正国为如此，才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再次，善于在时机不成熟时待同。异同点的消长和增减，取决于客观情势的发展及矛盾双方的态度。有些矛盾当时无法调和，但只要处理得当，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柳暗花明，找到相通之处。所以既不能责人之所不及，强人之所不能，本来没有共同点，却单方面去求同存异，或强行要别人接受他当时不可能接受的东西，同时又要看到，事物是起变化的，现在没有共同点，今后可能找到共同点。领导者必须高瞻远瞩，预测异同点的变化趋势，把握发展规律，善于在时机不成熟时细心谨慎地创造有利条件，耐心等待形势的变化和时机的成熟。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尽管停止了内战，不得不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但其亡共之心未死，只是变换了消灭共产党的方式和日程，所以一直不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合法地位，把共产党联合抗日主张看成是"输诚"，把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当作是"收编"，提出要朱、毛出洋，拒绝我们提出的国共两党共同遵守的纲领。以后在八年抗战中，也一直不承认各党派的地位，给人民军队的编制数目很少，抗战初期仅三个师，后来增加到六个、八个师。他们称呼共产党为"异党"，多次发动反共摩擦。周恩来指出："抗战八年中，蒋对共产党无论在形式上本质上都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
可见，国共两党虽已联合抗日，但仍然存在许多原则上的分歧。我们既不因有这些原则分歧而破裂统一战线，也不因联合抗日而放弃必要的斗争，而是不管其承认与否，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并有理、有利、有节地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给予打击，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及解放区得到迅速的发展。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面对空前强大的人民军队，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发表了《双十会谈纪要》，解决了多年没有解决的一些重大问题。尽管蒋介石的主观意图仍然是通过会谈，实现取消共产党、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目标，但他终究在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中国的命运和前途，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必须由国共两党平等会座，两党领袖"共同商讨"、"共定大计"才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周恩来肯定了蒋介石三个方面的变化，即"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和数目"。蒋介石的这三大变化反映了国共两党实力的变化，也是中国共产党善于待同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他善于把握异同的变化，在和许多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时，一般经历了从文化交往、经贸合作入手到正式建交，先发展民间关系，后建立官方关系，先设立贸易机构、联络处，后设立代办处、大使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关系逐渐积累，共同点由少到多。如果不是这样根据异同的大小和变化，与对方建立相适应的关系，而是采取简单的非此即彼的态度，是难以推动国家关系向前发展的。
当时我国和外国建交，有一个基本原则，必须和台湾国民党集团断绝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英国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新中国较早的一个，但他仍然保持在台湾设立的领事，在联合国投票支持蒋介石，反对新中国，我国只同意与其互换代办。到了1971年，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的国力及在国际上的分量也大大增加，经过二十多年经贸、文化等各方面关系的积累，英国撤销了在台湾淡水设置的"领事馆"，改变了对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态度，两国终于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