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走进教室，就听到了整整齐齐的童声在朗读：“太阳出来照虎岗，岗上儿童脸发光。齐声作长啸，好象老虎叫。一叫再叫，魔鬼影全消，新的时代来到了。”这是首全赣南各个学校的学生都会唱的歌，彦来已经听得耳朵生茧子了，他有点厌烦，掉身走了回去。
快要进城了，彦来感到身后有人盯着，屡次回身，却什么也没看到。
在城门口的一排小摊旁他有意停下来，装着买个烧饼吃，回头悄悄一看，才发现是个七八岁的小孩跟在身后，一件衣服又脏又破，没有鞋的小腿上染满泥点，看来小家伙从虎岗就跟上来了。
彦来松了口气，扬了扬手中的饼，唤了声“细伢崽，过来。”小孩怯生生挨过来，彦来把整个饼递给他，小孩却摇着头退了几步。
“你不是要饭的？”
“是”，小孩一点也不隐瞒，“我是个小要饭的。”
“给你饼为啥不要？”
“我想问你句话。”
彦来把饼硬塞到小孩手里，说你问，叔叔能帮忙的一定帮忙。
“你是不是在找个人？”小孩的话一出口，彦来就吃了一惊。还没来得及考虑，那孩子又问：“你是不是来找我妈妈的？”
一句话就把彦来的眼泪问出来了。
好容易稳住情绪，彦来一算根本不可能。不管是翠娥或是紫苏的孩子，算来也该十三四岁了，他不可能有这么小的孩子。就擦泪眼说小孩你过来，给我讲你妈妈是谁。
小孩没动那块饼，走两步往贴身衣裳里掏出样东西，小心翼翼放在彦来手上。
那是张用玻璃纸包着的照片。
一个英气勃勃的女人身着红军军服站在那座熟悉的木楼前。
木楼是红二十军在东固的军部。
“姚惠兰，”彦来不觉自语了一声，“红二十军军部机要员。”
“爸爸！”小男孩突然失声狂叫，一双满是泥土的小手搂定彦来的脖子，接着就是阵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晓得你会来找我的，我天天都在等你。”
彦来不知所措，忙问：“妈妈呢？”
“死了，死了半年了。临死前她说她真名叫姚惠兰，不叫蓝惠仙，她说她是红军，让我留下来等爸爸，她等不到了，她说只要说得出红二十军的人就是我爸爸，爸爸，我可等到你了。”
说完才一口咬下半个饼子大嚼，不一会儿就哽得说不出话了。
“孩子慢慢吃，你叫什么名儿？”
“我叫狗儿，爸爸你呢？”
“爸爸叫彦来，走，咱们走，儿子，我带你离开这个伤心地。”
彦来从此有了儿子。
他带着狗儿北上南昌，后来就不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
黄叶飘飘又是几年。
四九年到了。
江西涌起的那股红色的潮水以摧枯拉朽不可阻挡之势冲垮了蒋家王朝，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高声宣布中国人民从些站起来了。
也就在那一年，中共中央对苏区被冤屈错整的一部份人平了反。一九五六年中央专门派出级别极高的中央代表团访问苏区，又处理了8427名错杀者的事。当时用的词是“平反”，说是当年党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些同志是被错杀的。但是8427人只是名义上的“平反”，实际结论是他们即不属于反动分子，也不能称烈士。
同时，中央代表团还给富田事件定了铁案。
既然“肃反”只是扩大化的问题，那么它的主体就是正确的。富田事变的领导者被定为反革命，他们的子孙及家属长期生活在他们亡灵的阴影之下，不能入团入党，不能升学参军，不能进工厂当工人，甚至连民兵队长也不能当。土改划分成份时，他们家里即使穷得连裤子也是一家人共用也被划成地主，赣南、赣西南及东南一带一提“AB”团就人人缄口，生怕一句不慎牵连到自己，“AB”团真的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一九五六年中央代表团到达之后不久，又有一行军人到了富田。为首的首长五十多岁，整天阴沉着脸，行动倒十分干练，他与中央代表团中间的几个人很熟，人们在旅馆和饭店都看到他们相互之间很随意地打过招呼。他手下的七八个军官有年青的也有中年人，一伙人都捏本子拿钢笔，看来是伙文人，平常纪律也不甚严，只有见了老头像老鼠见了猫，不管在干啥，一定要立正敬礼目送老头走开才敢松懈。老头来头极大，有人说他是个什么军的副司令，带了群秀才来富田调查，要写一部红一军团的军史。
中央代表团走了，老头的人还在忙，他们不走，富田附近还有好多地方他们没采访到。
老头有时也下乡，乡下人跟着他的兵叫他钟司令，老头也应承，不过脸色不大好看。
他们调查的内容具体到红军长征以后，留下来打游击的红军和群众做出过什么样的牺牲，有哪些可歌可泣的事例。还有，就是他们姓名和下落，特别是流落到民间的那些红军的女人和孩子。
人们就暗中猜想，他一定是来帮中央某位首长寻找失散的亲人的。这种事解放后发生过好几起，人们见惯不惊，也知道他们的工作保密，于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心想不知哪家穷婆子运气好，不久若是被他们找到，叫化婆马上就飞到北京变凤凰了。
又是十多天过去，人还是没找到，钟副司令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直到有一天，乡邮递员战战兢跑进旅馆，上气不接下气递给他一封电报，才听到他命令所有的军官：准备行装，立即回部队。
后来人们反复问邮递员，说电报上说了些啥，邮递员开始不说，被问急了才透了点风：王命速回。其实说了等于没说。“王命”的“王”字是指姓还是指职位相当于王的人，还是暗语？谁也不清楚。不清楚就不清楚，有些东西清楚了反而不好，人们只知道老钟头要领人走了。
老钟头走了之后，富田人才发现十多个二十几岁的后生被他带走了。有人看见这些小伙子背着包袱，一看就知道是要出远门的样子。他们在村口那株大柚子树下集合，然后就迈着极不熟练的军人步伐，跟老头那伙军官走了。
这一走就是十多年没有消息。人们很快就把这事忘了。
一直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暴发，一切污泥浊水都被清除涤荡，才有个叫春生的中年人想起这件事。据他回想：所有走的那批人全是“AB”团的子弟，他们的老娘老子不是被红军镇压，就是被白匪绞杀，正是因为他们无亲无挂，所以从不与本地联系，乡里的人对他们一无所知。
春生的爹当时担任乡干部，春生也想穿军装住公家旅店，可是那倔老头不收，他只收那批与“AB”团有牵连平常连头也抬不起的人。
春生一辈子耿耿于怀。
春生还在当农民。
文革中间春生造了反，他也当了司令。他这个司令饶不了当年那个招“AB”团的司令，于是他一纸公文送到当年钟副司令驻南京的部队，要求严肃查处这起包庇“AB”团事件。为慎重起见，他还稳稳当当在公文上盖了两个同样的公章。
没想到公文一去如泥牛入海。
春生很生气，他这么大的司令也没有人理睬太不象话了，于是他的公文直接寄到了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军委、省革委会、县革委会。
不久，公文就有了回音。
一天深夜，春生在司令部打完扑克回屋刚睡，有几个阴沉沉脸色的毛头小伙子架起他就走，春生刚要张嘴叫喊，有人就把一只手套塞进他嘴里。春生吓得尿了一裤子，心想这回算玩完了。那群人把春生拖到广场边，说你小子好好听着，再顽固不化干那些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老子一刀骟了你。说完就照他下身狠狠一脚，痛得他一下就昏死过去。
醒过来只见满天星星闪耀，春生顾不得卵蛋生痛，就想他干了哪件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左想右想都起不起来，自己干的事都是保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哪里谈得上拿大炮打无产阶级司……司令部？司……司令？他终于想起来了，唯一对不起的是钟副司令，人家不要你，是因为你有饭吃有衣穿，而司令带走的那批人无依无靠，不跟钟副司令走，大跃进浮夸风那阵不知会饿死好多哩。
春生也不是太坏，他从此没当司令，也没有再写他的公文。
多年以后，清查五·一六份子时，才有人交待那绑架打春生的那些人是他当时的对立派“红蕾”，人家不过是煞煞他的锐气，“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云云不过顺口胡言，人家根本不知道他写控告信的事。
不过春生写到部队的信却确实起了作用。
在南京接到造反派盖有双公章公文的许司令一看就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他说扯鸡巴的蛋，老子招几个兵还要请示你造反派？随手一扯把公文撕成几片扔进了废纸篓，就派人把钟副司令找来，一拍他的肩头说好！你小子平常蔫不溜秋的还能干点事。说得老钟不知泛了哪河水，许司令也不好点破，就说去吧，去吧，老许算又一次认识了你。
后来许司令也落了难，后上任的司令就不那么好说话了。接到北京转来的公文后，一下就把老钟撸了三级，让他去个地师级单位管后勤，说这事留着等待运动后期处理。再一查当年招进来的那批兵，老钟早让他们转业了，各人有了各人的单位和工作，由于不在军队服役，军区也就不再管这事，让他们去了。
钟副司令从此不求上进。后来几次落实政策让他回去他都谢绝了，加上年纪大了以后，回去的事就没人提了。
老钟再次回到富田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那时他已是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手脚不灵活不说，连耳朵也听不大清楚，与人交流要借助助听器了。他住在个远离大城市的疗养院，女儿在北京工作，有两个儿子在海外，和老婆关系又处不好，老婆去了女儿处就没回来，老头说不回来好，反正个人清静惯了，和这个女人结婚是个无奈，一辈子也没爱过她。那天在美国读书的大孙子回来看他，他说鹏儿，我带你去找个人，不管是死是活都要找到的一个人。鹏儿说爷爷你别闹了，奶奶在北京姑妈家正不耐烦，去了肯定要吵，不如等一阵再去。老头就发了脾气，说我看你是让外国人的牛奶灌昏了头，我不是说上北京，我要到江西去，要在那里去找一个我想念了一辈子的人，一个在我梦里出现了一辈子的女人，爷爷要圆个梦。孙子知道老头梦里一直有个女人挥之不去，两个儿子和女儿都知道。孙子是听老爸说的，老婆子肯定是听女儿说的。好在孙子自幼在美国长大，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不一样，听了后就随便打了个响指说OK，I’ll go with you.（好，我和你一块儿去）。
老头虽然腿脚不便，头脑还很清醒，他和孙子在宾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政府的修志办公室。他知道所谓的“AB”团早已不是什么问题了，就直接向修志办的人提出问题，说要找一个叫紫苏的女人，那女人参加革命后去俄国留过学，后来三0年初到了富田，在省苏维埃政府工作过。
修志办的同志经过翻阅大量资料，下午到宾馆找到老头说：对不起，你要找的人早不在了，三0年十二月她被当作“AB”团处死了。说着就递上了份一九三一年一月份出的杂志《红色中华》，上面赫然刊登着有关紫苏的判决书。
老头看了一眼旧杂志，很有些漠然地说这个我知道，这东西我早就看过。修志办的同志有些恼火，就说你既然知道还要来找我们，是不是以为我们整天没事做你老要再给我们添点活儿干？
老头说不是，你们莫误会，我知道这个女人没有死，她还活着。
笑话，天大的笑话！那些人就问你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连白纸黑字都不相信，还有什么可以相信的。
那个喝牛奶长大的小伙子就操起夹生母语说：“你们整端正点，我爷爷是真正的红军，很老很老的红军，他以前领导毛主席，呵NO，NO，毛主席领导他，亲自，他来找他的女人，以前的。”
修志办的那个小伙子认真看了老头几眼，心眼一动就问：“你是不是钟副司令？”老人一点头，小伙子一把拉住老头的手说：“我叫张力，我爸爸叫张大兴，他还是您老人家悄悄招进部队的，转业后在长春工作，他死活要我回富田，一再托人安插要我进修志办，他说将来能为冤死的乡亲办点事就好了。”
“张大兴？”老头边念边想，“张大兴？想不起来了，那年我接走了十七个孩子，我怕他们受父辈的影响，找不到饭吃要饿死，唉，算来我对不起他们的父兄，我有罪。”
这回连孙子鹏儿也不懂了，说爷爷你救了他们，你怎么会有罪。
老头叹了口气，说：“我亲自参加了镇压富田‘AB’团的斗争，紫苏姑娘就是我救的。”
大家见他说得颠三倒四的，一时还没明白过来，他就说：“我叫张忠良，红十二军一连的连长，到富田领队的就是我。”
“张忠良？就是和李韶九一起到富田造孽那个连长？你的大名在富田倒是家喻户晓的。”修志办的负责人李主任听了说，“你还有什么吩咐？”问是在问，人却转身就走，临走还招呼一起来的张力和另一个小伙子说：“走，让他们经过正常组织关系先去找市委，一级一级批下来再说。”
明显看得出来，他憎恨张忠良。
张忠良一下木在当场。
鹏儿双手一摊说，中国官场真难让人猜，猜不透，这些官儿上午还恭恭敬敬的，到下午怎么说变脸就变了呢？
一行混浊的老泪顺着将军苍老如削的面颊流下来，一直滴在刚浆洗过的硬衣领上。
老头长叹一声，无力地坐在木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