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大同者，吾人之鹄也。”1918年6月，他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便计划在岳麓山下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工半读，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爱的新村。为选择地点，他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村镇。因朋友中多数不能久在湖南，他亦有北之行，故“事无成议”。1919年春，在“新村主义”和“工读主义”的影响下，毛泽东又重新拟就了一个十分详细周密的岳麓山附近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将计划书中的一部分内容，即《学生之工作》一章，公开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号上，以实现“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毛泽东描绘到：“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新村”。这种人同的社会理想在毛泽东后来的政治生活中亦有相似的体现。到晚年，毛泽东曾多次回忆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当时的人民公社追求“一大二公”，被毛泽东认为是寻求农民的彻底解放，把农民变成共产主义新人的途径。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作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制度。同年同月，党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1958年毛泽东到河北、河南农村视察时，对幼儿园、幸福院、食堂、医院都表现了很大的兴趣，每到一地，总是和幸福院的老人们“亲切地握手致意”，追根溯源，足见大同理想对毛泽东的深远影响。
三是精神革命与“变化民质”的思想。梁启超在《新民说》一书中认为，近代中国的“积弱”，主要原因在于“民国”的“愚昧落后”、“道德败坏”和缺乏“国家思想”、“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等，梁启超强调“苟有新民，何患于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改变“人心道德”，提高国民觉悟。这种重视思想启蒙的倾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梁启超把一切问题归咎于“人心道德”，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精神领域的革命，这就在实质上贬低了现实政治斗争的意义。但无论其积极意义还是消极意义，都在毛泽东的思想与行为方式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直到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仍然认为，吾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主张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种观点与《（新民说》基本一致。1918年，毛泽东和蔡和森等在长沙创立学会，又确定以“新民”为会名，在为新民学会起草会章时，毛泽东提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也正是这种观点的具体化。只是在后来经历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毛泽东才从思辨的领域进入实践的领域，才开始突破梁启超《新民说》的唯心主义局限，找到一条改造“人心”和改造社会的现实道路。可以说，毛泽东后来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提高党员素质，他主张的改造知识分子，甚至改造战犯，改造地富反坏右等等，与受“变化民质”思想的影响也有某种程度的联系。
四是康梁笔法的影响。康梁都善文，他们不屑于恪遵古文“义法”，不满足于雕章琢句，而注重落笔自然，辞以达意，有利于经世致用，他们执晚清文坛牛耳，影响相当深远。特别是梁启超，文章独具魅力，更能打动人心。梁启超自称启超素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魅力焉。”毛泽东当时就是被这种魅力所支配并起而仿效的一个。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斯诺谈话时就说他的作文曾视梁启超为楷模。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无论其诗作，还是宏篇巨著，气魄宏大，寓意深刻，语言贴切，意境高远，真可谓一代著文大师。
杨昌济和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生活，给毛泽东一生以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在此期间接受了许多著名时人在思想上和人格上的磨砺，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斯诺谈话时曾说造“我在这里一一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了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谈话时，又说：“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毛泽东非常怀念在一师的那段岁月。1925年，当他回想起自己在一师那丰富多彩的学生时代时，曾满怀激情地写下了《沁园春·长沙》一词：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竟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在一师开始培养起来的革命情怀和宏伟人格。
【评点解析】
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他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青年毛泽东也是曾国藩的推崇者之一，对曾国藩的著述和有关曾氏生平的论著，都认真研读过。
曾国藩的军事活动经验，对后来毛泽东的战争生涯也不是毫无关系的。大家都知道的，另一位有名的湖南人蔡锷，于1911年编有《曾胡治兵语录》，就是一本毛认真读过的书。毛泽东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嘲讽过他，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不过是把《三国演义》、《孙子兵法》当作现代战略；并且说，《曾胡治兵语录》乃敌人蒋介石所专有的东西。因为蒋介石也是一个极其崇拜曾国藩的人。关于曾国藩的治军打仗，非本文探讨的范围，这里介绍两个例子，可以引起我们的思考。
曾国藩治军以“禁骚扰以安民”为第一要义，列入《劝诫营官四条》的第一条。《曾胡治兵语录》“第八章仁爱”中有曾的这样一段话“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须日日三令五申，视为性命根本之事，毋视为要结粉饰之文。”咸丰八年，曾在江西建昌大营作《爱民歌》，长500余字，表示了他何等重视军民关系：“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小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火，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筑墙莫拦街前路，砍柴莫砍坟上树。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奠掳人当长夫；一个被掳挑担去，一家吓哭不安居；娘哭子来眼也肿，妻哭夫来泪也枯。”“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另一个例子是，同治元年9月十一日，曾国藩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遵从戚继光的遗教：“练兵之要，首在统将”，而“练将”首在具有“忠义血性”之“将德”，这样，“才堪治兵”、“不怕死”、“不急名利”。“耐受辛苦”四者，方能相从并得，驭兵制胜。他认为带勇之人要懂得谋略，“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从实际出发，不拘泥书本，不因循旧法，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他从《孙子兵法》等古代兵法中总结出一套战术原则，如以主待客，后发制人；奇正互用，虚实结合；集中兵力，以十攻一，等等。并撰写通俗的《陆军得胜歌》等，使这些原则将喻兵晓。湘军攻陷南京时，兵员最多不过十余万人，而太平军人数量多时达五十多万人。
从人民军队的本质出发，后来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明他一开始战争生涯，就极端重视建立良好的军民关系：“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众所周知，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战争中，人的因素第一，比武器的因素更重要。当然在本质上，重视军民关系与重视人的因素，曾国藩是从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出发，他杀人如麻，从不手软，自称“勿以杀人多为悔”，却又著谈佛祖慈悲，所谓“爱民”，也不过是“理学家”的一种虚伪而已。但作为治军之道，曾国藩显然比他的后辈弟子蒋介石要高明得多。
这里只是就现在笔者手中的一些资料，从治学方法，探求本源，修养之道，勤俭刻苦，文章气象，直到带兵打仗，等等，以说明毛泽东早年读书时，就很看重曾国藩。这与毛泽东对求学的看法和态度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早在1910年，毛泽东17岁时就给父亲写了一首关于求学的七绝诗以表明自己外出求学的决心。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从这些侧面也可看到，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没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做养料（包括曾国藩的言行），就产生不出他这样一个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的伟大革命家来（参阅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
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到达长沙，他对华国锋、卜占亚说，当时，传说开除了我的党籍（指井冈山斗争时期）。小是党员就不能当党代表了，但可以当师长。我们一个师有两个团，一个农民起义的团，一个是袁文才、王佐的团。南昌起义是正确的，但不上井冈山，想依靠外援。后来又打回湘南，我带了一一个团到湘南去拉他们。到了桂东沙田，我讲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逐步发展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毛主席讲完这段话之后，义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并带着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
唱完歌后，毛主席说，你们不光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还要理解，还要按照它的要求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