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同僚之间怎么能相互征讨呢？
【原文】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於孔子曰：“季氏将有事於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冉有曰：“夫子欲之； 吾二臣者， 皆不欲也。” 孔子曰：“求！ 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於柙，龟玉毁於椟中，是谁之过与？”
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於费；今不取，後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14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於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译文】季氏准备兴兵讨伐颛臾这个地方，冉有、季路去见孔子说：“季氏将对颛臾采取军事行动。”孔子说：“冉求呀，这难道没有你的过错吗？那颛臾，从前的周天子曾经封他主持东蒙山的祭祀仪式，而且它是在鲁国的境内呀。再说他是鲁国的臣属，为什么要讨伐他呢？”
冉有说：“这是季孙氏想攻打他，我们两个臣子都是不愿意的。”孔子说：“冉求呀，从前周任说过，‘陈列出自己的才能而担任职位，不能做到的人就不应该担任。’见到有危险而不去助持一下，见到有人要跌倒而不去搀扶一下，那么还要辅佐的人干什么呢？而且你说的话说得过分了，猛虎和犀牛跑出了关押它们的笼子，龟甲宝玉毁坏在木匣中，是谁的错误呢？”
冉有说：“现在那颛臾，坚固而又靠近季氏的采邑费城，现在要是不夺取它，定会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孔子说：“冉求呀，君子憎恶那些说舍去而又想要而另找借口的言辞。我孔丘也听说有的国家，有的家庭里，不害怕财富少而害怕分配不平均；不害怕贫穷而害怕不安定。如果平均了也就无所谓贫穷了，大家和同了也就不会少了，国与家安定了也就没有倾危了。如果能够象这样，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则就要修励文明的规律招他们来；既然他们来了，就要使他们生活安定。现在你们两个人，辅佐季氏夫子，远方的人不归服而且也不来，邦国分崩离析而你们不能很好地守住，竟然思谋大动干戈于自己的邦国内，我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我们邦国内部呀。”
【说明】本篇为什么一开头就说季氏伐颛臾的事？其实季氏伐颛臾只是一个历史背景，重点在于孔子师生间的对话。这段对话有几个重点：
季氏为什么要想伐颛臾？冉有的借口是颛臾坚固而又靠近季氏的采邑费城，恐怕会对季氏造成威胁。换句话说，就是看到邻居逐渐富强而害怕别人超过自己。这与“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一样，自己没本事却害怕别人有本事，因此，臧文仲之排斥柳下惠，也就是一个“好色”而不“好德”的人，季氏伐颛臾也就是“好色”而不“好德”的。当然，季氏伐颛臾还是想夺取其土地和财富，靠掠夺来使自己强大。这就是“霸道”！以“霸道”来建邦立国行不行呢？孔子肯定反对，但孔子不是空洞地反对，而是说明了建邦立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以这样的方法来建邦立国，则邦国可立而又可安。也就是说，象颛臾这样的小邦国，根本就用不着兴师动众，只要修励文明的规律招他们来臣服，也就行了。
而颛臾这个小邦国，是五百年前周天子分封建立的一个国家，亦是和齐鲁赵晋楚等一样同是周国的社稷之臣国，等于大家都是同僚。依照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同僚之间怎么能相互打架呢？而颛臾无罪且无错，怎么可以出兵去讨伐他呢？如果他确实有错或是有罪，理应是周天子派兵讨伐他，怎么着也轮不到季氏操心。本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变而为“自大夫出”，这乃是僭权、越权的行为，所以季氏是严重地违背了社会行为规范的。
冉有作为季氏的家臣，学了那么多学问，在辅佐自己的主人时，就应该使主人走正道，用王道的思想使自己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在见到有危难的邦国时就应该扶持，扶危济困；就象看见一个东西要颠倒了就应该伸出手去扶一把一样。而冉有却“危而不持，颠而不扶，”不仅不劝阻季氏，反而还帮他说话。这就违背了做臣子的责任，还违背了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冉有没有尽到自己做臣子的责任，让季氏伐颛臾的思想得以发展，就等于是让猛虎和犀牛跑出了关押它们的笼子，是要伤害人的；而凡是出兵征讨，扩充武备，弄得自己国家里经济崩溃，民不聊生，也就象龟甲宝玉毁坏在木匣中一样，这是谁的错误呢？当然是冉有和子路的错误，他们应该有能力制止季氏的野心，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也就应该“陈力就列，不能者止”，不要再担任那个职位的责任了。这就如同现在的“引咎辞职”一样，不能担当责任，就下台。
现在冉有和子路两个人，辅佐季氏夫子，远方的人不归服而且也不来，邦国分崩离析而不能辅佐主人很好地守住，竟然思谋大动干戈于自己的邦国内，孔子自然要担心季孙氏的忧患不在颛臾，而在邦国内部了。因为武备一举，人人都想争功夺利，鲁国必然要起内乱，而鲁国内乱一起，别的邦国就可以乘乱而入，鲁国也就将不复存在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确实如此。战国末年，楚受秦进逼而东迁，对鲁国的攻伐随之加剧，楚考烈王十四年（前249）终于吞灭鲁国，鲁顷公被废黜，鲁国就此而亡。
而季氏、冉有、子路等人都没有用仁民爱物的思想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也没有遵守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僭越权限，滥用权力，也没有用最佳的行事方式使远人来服，也没有尽到自己做臣子的责任，妄图依靠武力、依靠霸道来使自己富强，这怎么能行呢？这怎么可能成功呢？即使获得了暂时的成功——即从形式上消灭了颛臾，而最终的结果也是导致自己的灭亡。因为真正建邦立国的道理不是靠武力、不是靠霸权、霸道。
2．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原文】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译文】孔子说：“天下政治清明，那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祭祀乐章以及征伐等事宜都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来决定的。天下政治黑暗，那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祭祀乐章以及征伐等事宜就是由诸侯国的国君来做主了。社会行为规范和祭祀乐章以及征伐等事宜如果由诸侯国的国君来做主，大概能传到十代，十代之内不会失去其地位；社会行为规范和祭祀乐章以及征伐等事宜如果由大夫这类的官员做主，最多传到五代，五代之内不会失去其地位；如果是大夫的家臣把持了国家政权，那么传到三代之内不会失去其地位。天下政治清明，则政权就不会由大夫把持；天下政治清明，则王族的外支亲属就不会议论朝政了。”
【说明】社会行为规范的制定、祭祀乐章和征伐等问题都是由中央政府统一策划规范，不论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经济等等，中央政府都可以事权专一，那么，整个国家、社会就都能安定，就都能上轨道，也就天下太平了。如果各诸侯国的国君自己来制定社会行为规范和祭祀乐章以及征伐等问题，也就说明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丧失了权力，中央政府失去了统辖的能力。而中央政府失了这些能力，也就说明最高统治者没有掌握真理，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局面。而社会行为规范和祭祀乐章以及征伐等事宜如果由诸侯国的国君来做主的这种局面，大概只能传到十代，十代之内不会失去其地位，因为这始终是靠霸权而取得的。而靠霸权而取得的政权，是不能完全慑服民心的；民心不服，政权也就很难稳固。政权不稳固，也就很难维持下去了。一个国家靠的是什么？人民！没有人民的国家叫什么国家呢？而人民的拥护，就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要素。
季氏作为鲁国的一个大夫，自己就决定征伐颛臾，根本无视鲁国的国君，更无视周朝的天子，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这种无视中央政府领导的自私专权，只能暴露出他的狼子野心，暴露出他的贪欲；而他的这种“虎兕出於柙”的思想与做法将会危害更多的人民。而被危害的人民，虽然暂时会屈服于他的淫威，但最终是会奋起反抗而推翻这种反动统治的。所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这种残暴统治人民的政权终是不会长久的。
而“陪臣执国命”，就更是违背了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所以就更是维持不了几十年。春秋晚期，鲁昭公被三家驱逐，流亡客死异乡。其后不久，三桓属下的家臣阳虎等人又起来劫持大臣，控制国政，一度形成“陪臣执国命”的局面。鲁定公时（前509～前495），阳虎失败出奔，三桓重新掌权。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的局面呢？这就是周朝的“天子”无道，权力旁落。自周文王奠基，周武王灭殷而一统天下后，周朝的后代子孙逐渐沉溺于物质享受，好利而淫乱，以及好大喜功。周穆王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把戎人迁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穆王好游行，致使朝政松弛。东方的徐国率九夷侵周，甚至西至河上。穆王南征，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平定。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沉重压榨，奋起反抗，厉王命虢仲征伐，结果失败。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起义。公元前781年，幽王宫涅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前 779），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
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继承制。商代已有嫡长继承的雏型。西周时期，宗法制度发展成为系统制度。严格意义的宗法制度，只在卿、大夫、士的范围内施行。这些阶层各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国君的嫡长子立为太子，继承君位，其他各子即为别子。因为别子也是国君之子，故又称公子。别子不能与继承国君的太子同祖，必须分出去自立家族，成为这个家族中嫡长继承系统的始祖，不再改变，称为大宗。别子的长子以外各子，长孙以外各孙……都是庶子，对大宗而言，称为小宗。其间血缘关系超过五代，就不再宗原来的小宗。由大小宗构成的整个家族中，大宗居于族长地位，称为宗子。始立这个家族的别子一般有卿、大夫爵位，爵位即由宗子承袭。而幽王死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今地不详），形成两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余臣在公元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这些不按照既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行为的事情，也就造成了大权旁落，大夫、陪臣逐渐掌握权力而架空天子，最终也就导致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自陪臣出的局面。
后来的秦始皇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权力旁落的现象，故而建立了中央集权统治的政府，收回了所有藩镇权力。再后来的汉、唐、宋、元、明、清都是采用这种中央集权统治，但可惜的是，均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3．权与利的结合，导致了权力的畸形变化
【原文】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
【译文】孔子说：“贡赋税收之去到诸侯王室，只能持续五代；政权到了大夫的手中，只能持续四代。故而三桓的子孙是要衰微的。”
【说明】天子有了礼乐征伐的权力，贡赋税收也就归于天子，而贡赋税收去到了诸侯王室里呢？也就说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了，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是说诸侯们虽然越权，但贡赋税收仍能归于天子，归于中央政府，所以诸侯们还可以维持十代。但贡赋税收一旦落入诸侯们的腰包，诸侯们也就只能持续五代了。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呢？贡赋税收是维持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经济基础，诸侯们虽然越权，但如果贡赋税收仍能归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就还有较雄厚的财力对外抗衡，对内治理；而一旦中央政府丧失了雄厚的财力，就再也无力对外抗衡，无力对内治理了。这时各诸侯国便会开始无休止地争权夺利，外族便会乘虚而入，侵略中国了。而在内外皆乱的情况下，诸侯王们还能维持多久呢？孔子这不是妄下预言，而是仔细分析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而作的判断。事实证明，春秋战国的历史，社会的发展也确实是按照这种规律而变化的。
这也就说明，孔子清楚地看到私有制的畸形发展，权与利的结合，导致了权力的畸形变化，政权不再是帮助人民安居乐业的的力量，而成了统治者剥削人民、压迫人民，满足自己私欲的力量。从《周易》中可以看出，周文王之壮大周国，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民摆脱商纣王的残暴统治，让他们安居乐业，所以周国能获得成功。孔子也认为，只有让自己的国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国家也才能繁荣富强，长治久安。而政府的职能也就应该是帮助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的。如果政府的职能变成了剥削与压迫，政府的官员对人民是剥削与压迫，不仅“远人不服而不能来”，就是自己的国民也要跑了，“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故而权力旁落到大夫手里，是维持不了多久的，三桓的子孙也是必然要衰微没落的。因为国家失去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无力对外抗衡，也无力对内进行治理，也无力帮助人民安居乐业，人民又怎么能够帮助国家繁荣富强、长治久安呢？！
4．朋友花言巧语，是有害处的
【原文】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译文】孔子说：“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有三种。朋友正直公正，朋友诚实、信实，朋友知识广博，是有好处的。朋友善于回避、躲避问题，朋友很善良而且柔弱，朋友善于花言巧语，是有害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