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要先于人民而劳
【原文】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译文】子路问关于政事。孔子说：“领先于人民而劳动之。”子路请孔子再说得丰富一些。孔子说：“不要厌倦。”
【说明】上篇《颜渊》就有好几个人问“政”，本篇一开头就是子路问“政”，是紧接上篇而下来的。大家一定还记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有一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先”字就是从《论语》这里来的。孔子告诉子路，要先于人民而劳，这里面包含了很多道理。孔子是继承了周文王思想的，而周文王极端讨厌商纣王的荒淫奢侈，也知道人民讨厌、憎恨商纣王的奢靡与沉重的赋税。因此他提倡质朴、朴素，《尚书·无逸篇》载周公训戒成王说，文王勤俭，穿着普通人的衣服，到田地上劳作（“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这与商纣王的“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周文王提出的朴素、质朴，赢得了众多的民心，包括商朝以及其他诸侯邦国的民心，以至到“文王晚年，已经取得了当时所谓天下的三分之二”（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而周文王所教导的这些质朴与朴素的民众，使周国得到了很多有用之材。孔子此时，周文王已去世五百多年，周朝分封建立诸侯邦国后，各诸侯邦国的国君也逐渐骄奢淫侈了，整个社会风气都是贪图享受，没有国君再象周文王一样勤劳朴素了。因此孔子的本意是要子路学习周文王的“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即“先之劳之”，而且还要“无倦”，即劳动了许久以后，不能厌倦。为什么？如果你象某些国君一样，在立春时象征性地摸一下锄头、犁把，那老百姓是不会相信你的。因此要长时间地无厌倦地劳动，将土地视为自己的，真正与老百姓一样，人民才会相信你，才能信任你，才会服从你。你才能真正获得民心，得到人民的拥护。也就是说，在个人的修养中，一个领导人宁可有困难时自己先上，有劳苦的事自己先做，绝不能自己坐着享受，有困难都让别人去承担，那样会失去民心。而且，困难的事处理多了，劳苦的工作做多了，人都会生出厌倦之心；要无厌倦之心，很困难。所以孔子提醒子路，“无倦”，是很有用心的。
2．举荐你所知道的人
【原文】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文】仲弓去做季氏家族的官吏，来向孔子询问处理政事的问题，孔子说：“先有掌握管理，宽免别人的过错，举荐有才能的人。”
仲弓问：“怎样才能知道哪些人是优秀人才？”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人，你所不知道的，别人就会放弃吗？”
【说明】仲弓去做季氏家族的官吏，因而也来问政。处理政事，最首要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掌握管理”，掌握你的职位上所应管辖的范围，然后着手管理起来。这是孔子“正名”的一个原则，正名而后才能干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下节即论此问题）。在管理所辖范围内，首要的就是宽免别人的过错，也就是说，刚一上任，不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到处得罪人，先“赦小过”，再想办法“举贤才”。等到你将贤才举荐上来后，就是“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了（《颜渊》第二十二节）。至于有些还不知道的贤才，他们为着各种各样的原故，也会毛遂自荐，不会放弃机会的。这与后世的领导人不一样，他们一上台，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新官上任三把火，弄得人人自危，民心沸怨，于是丧失掉民心。孔子这里所说的不是耍滑头，而是作人做事的至理名言。至于举贤才，就如同交友一样，在《颜渊》篇中已经讨论了许多，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3．名不正，则言不顺
【原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译文】子路说：“如果卫国的君主等待您去治理国家，您准备先干什么事情？”
孔子说：“首先要正名吧！”
子路说：“有这样的人吗？您真是曲折、绕远了！为什么要去正名呢？”
孔子说：“粗鄙呀，仲由！君子对于自己所不懂的事，大概都要挖掘一下吧。名份不正，则说出的话就不顺情理；说出的话不顺情理，就办不成事情；事情办不成，那礼乐制度就不能兴起；礼乐不能兴起，则刑罚也就不会得当；刑罚不能得当，则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所以君子正了名后，就可以名正言顺了，说出话来必定就能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是不能有一点马虎的呀。”
【说明】子路于“政”还是没有弄懂，于是他反问孔子，你怎么“为政”呢？是“先之，劳之。”还是“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谁知孔子却用上了“正名”原则。这个“正名”原则孔子已经说了许多次，但子路没有把它放到“为政”上，也就是说没有把它与“为政”联系起来看。孔子对齐景公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须各自遵循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君主要象个君主，臣子要象个臣子，父亲要象个父亲，儿子要象个儿子，并遵循各自的行为规范，才能符合各自的做人的标准。假如让一个君子来“为政”，工农兵学商、农林渔牧副，让他管理什么呢？必须先要确定其管理范围和职责，他才能名正言顺地管理这一方面的事。如果一个君子所学的是文，让他去管理农林渔牧副，或者是他明明管理着文化方面的事，却要他去过问农林渔牧副方面的事，则是名不正；名份不正，则他管理这方面的事就说不上话，或者是说话没有说服力，这事也就干不成了。这事干不成，那么这方面的礼乐也就兴不起来，也就是说，这方面的社会行为规范建立不起来；这方面的社会行为规范建立不起来，刑罚就会不得当；刑罚不得当，那么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不知道奖惩，手足无措。这是孔子根据“正名”原则进行的的一套推论，这个推论是“为政”的重要理论，也是“为政”的思想指导方针，也是我们生活中的思想指导方针。根据这个思想指导方针，统治者在处理国家事务上，必须先要确定事务的范畴，才能确定立个什么官，才能确定这个官职的职权和责任。而这个官员才能根据职权和责任干好他的事。生活中也是这样，做儿女的责任就是要听父母的教导，不到时候，他是不能承担父母亲的责任的。即使是他生儿育女以后，他有了作父母的责任，但在他的父母亲面前，他仍然是父母亲的儿女，还是要承担作儿女的责任。
那么，正了名以后，责任也就明确了，责任明确了，事情也就好做了；然而，说话就不能马马虎虎了，因为，你所说的话，都是要负责任的。
4．可以学稼、学圃，但不能去稼、去圃
【原文】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文】樊迟向孔子请教学习种植五谷。孔子说：“我不如农民。”樊迟又请教学习种植菜蔬或花草。孔子说：“我不如老圃。”
樊迟退了出去。孔子说：“真是个普通老百姓呀，只有少年人的智力，这个樊迟。在上面的统治者重视社会行为规范，则民众不敢不敬仰；在上面的统治者重视最佳行为方式，则民众不敢不服从；在上面的统治者重视真心诚意，则民众不敢不说真话。如果这样做的话，则四面八方的人民都会背负着他们的小儿女来投奔，怎么用得着自己去种植五谷呢。”
【说明】刚说了“正名”原则，樊迟就想学种庄稼。这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两千多年来，凡是读书的士子，读了《论语》这一段后，都不肯当农民，自力谋生，这就是对《论语》的误解。孔子在这里并不是贬低樊迟，也不是瞧不起农民，而是在说了“正名”原则后，樊迟应该懂得自己的名份所在，他跟随孔子学了许多知识，应该是承担一些较大的社会责任，引导普通老百姓更好地生活。也就是要他“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地做上面的事，尽上面的责任。我们要注意孔子的语气，樊迟是“请学稼”，“请学为圃”，而孔子结尾的一句是“焉用稼？”意思并不是不教，也不是反对他学习，而是叫樊迟不要亲自去种植五谷，去当一个农民。我们学习知识是为了什么？一是自力谋生，二即是为国家效力，三即是为人民服务。当一个人学了很多知识后，不去为国家效力，不去为人民服务，而只想当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也就辜负了他所学的知识。比如现在一个物理学博士，抛开自己所学的知识而去当农民，他也就辜负了国家对他的培养和人民对他的期望。作为一个统治者，或者说作为每一个普通的人，都应该知道稼穑之艰辛，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但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去当农民。
社会是由许许多多的人组成的，也是由各方面、各行业的人组成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懂得并尊重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名份，尽到自己的责任，这个社会才能健康而稳定地发展。若是每个人都不懂并且不尊重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名份和地位，这个社会也就会混乱不堪了。本篇主要是围绕着“政”事，也就是讲怎样处理政事的，因此，一个为政者可以去学稼、学圃，但不能去稼、去圃。
5．读书要读懂
【原文】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译文】孔子说：“朗诵《诗经》上的诗篇三百章，授给他处理政事的权力，却不明白；让他出使四方各国，却不能独立应付；书读得再多，怎么能处理政事呢？”
【说明】孔子从樊迟欲学种稼、圃顺势就跳到读书问题上，意思很明显，一个人既然读了书，学了知识，就应该认真、用心学习，否则读书不成，为政者当不成，当农民亦不成。古代君王们多派人到各地去“采诗”，收集民间百姓对统治者的意见。《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因此，《诗经》作为一个民间诗歌的总集被汇编起来以后，就成为了统治者“为政”的理论依据。因此，孔子认为，作为一个统治者，依据《诗经》，基本上就可以“为政”了。然而，如果不能明白读懂，也是没有用的，也是不能处理政事的。
6．独立于法律之外行吗？
【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译文】孔子说：“为政者自己本身品行端正，即使不下命令，人民也会遵行；本身行为不正，即使下了命令，人民也不会服从。”
【说明】不论是学稼或是诵诗，为政者最首要的是自己本身品行端正，这是每一个为政者的个人品行修养。正什么呢？就是以社会行为规范为标准，以“正名”原则为标准，寻求最佳的行事方式即为“正”。这样就能处理好政事，并且，自己本身行为“正”了，所谓“上行下效”、“君子之德风”，那么整个社会风气“正”了，也就是“不令而行”了。如果自己本身行为不正，自己超然独立于社会行为规范之外，独立于法律之外，而要求其他人都遵守社会行为规范，那么同样也是“上行下效”，人民也都是不会服从你的政令的。
7．以“仁”为主的处理政事的精神
【原文】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译文】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治、文化精神，乃是兄弟之情谊的精神。”
【说明】为政者处理政事的精神，应该是以“仁”为主的，就是要以与人相互亲爱的精神来处理。而鲁国、卫国的政治精神，还保留着一点点这方面的文化，还没有形成完全的霸权和霸道。而同时期的齐国、楚国、晋国、秦国等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都在不断地扩张军备，搜刮财富，侵略较弱小的国家，已经形成了霸权和霸道政治。所以孔子称赞“鲁、卫之政，兄弟也。”这与孔子在《泰伯》第二节中所说的“君子笃於亲，则民兴於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乃同一意。
8．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满足于生活现状
【原文】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译文】孔子说到卫国的大夫公子荆时说：“他很善于居家过日子，刚有了一点财富，他就说：‘将就凑合着足够了；’少有了一点积蓄时，他就说：‘差不多完备了；’当富裕了一点时，他就说：‘差不多是完美了。’”
【说明】上节说到同时期的齐国、楚国、晋国、秦国等国，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都在不断地扩张军备，搜刮财富，侵略较弱小的国家，已经形成了新的霸权政治。而卫国的大夫公子荆，则是一个私欲很少的为政者。他的“苟合矣”、“苟完矣”、“苟美矣”，都是说明他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够满足于生活现状。也就是说，他作为卫国的一个高级官员，并没有去追求那些绫罗绸缎、肥马轻裘、高屋大厦。他把他的精力放在处理政事上，放在关心民众疾苦上。有这样的官员处理政事，当然卫国也就“兄弟也”，乃是以兄弟之情谊的精神处理政事了。
9．想要普及全民教育
【原文】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译文】孔子到卫国去，冉有替他驾车。孔子说：“这里真是繁荣啊。”
冉有说：“既然繁荣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
冉有说：“既然富裕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说明】卫国的以兄弟情谊处理政事的精神使卫国出现社会繁荣的景象。然而，为政者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人民的繁荣富庶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古到今，古今中外，为政者大都是忙于使民安居乐业，但很少有统治者真正能做到使民“安居乐业”的。战争、犯罪迭迭频起，层出不穷，究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民众的文化知识过于贫乏，人民的文化素质低所致。所以孔子要提出“教之”，就是想要普及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所以现在各国政府也在努力普及教育。如果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得到普及，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逐渐端正了。
10．献身于教育的伟大理想
【原文】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译文】孔子说：“如果有用我来‘教之’者，一年的时间就会有起色，三年便会见成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