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酷的法度彻底击碎了秦国原本就不强大的旧分封制度，甚至几乎完全剥夺了家庭对个人的庇护。这确实让秦人在王权面前无所遁形，只能接受国家的予取予求，变成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王家兵蚁”。然而这样的交易安排对强势一方看似便宜占尽，但却很难维持，极有可能被这看似无敌的霸道反噬。商鞅本人最后就因为受自己最心仪的连坐法所困不能出逃，被一心报复的旧贵族们车裂惨死，而“秦人不怜”。最惨烈的成功造就最彻底的失败。
商鞅变法：最惨烈的成功造就最彻底的失败
商鞅变法是一个非常极端和典型的组织再造案例。虽然商鞅本人最后被车裂，下场非常惨烈，但他的变法成效极为突出，远远超过同时代的魏国李悝变法、楚国吴起变法、韩国申不害变法。他通过奖励耕战、废除世袭卿禄制度、推行郡县制等方法，塑造了秦人的“事功”精神，使秦国面貌一新。秦国原本是关东六国不屑与之往来的蛮夷小国，商鞅变法后如愿以偿地成为横扫六合的强秦，成功地实现了强国的目标。
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从交易的角度来看，商鞅变法中有哪些事件、因素能为我们进行组织再造提供借鉴。
首先，商鞅变法中留下了一句成语“立木取信”。这对凝聚组织成员、创造变革气氛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当我们确定组织再造的目标后，工作的重点就是如何让组织内的基层成员接受认可并产生正面的反馈。所以有必要根据组织成员特点来设计实施一些精心的活动和重要的举措，依靠戏剧化的效果将组织再造意图直接传递给基层成员，避免僵化的宣贯方式和机械的层层转述造成信息的削弱与混淆。对绝大多数成员而言，一场《白毛女》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南昌大会上的轮番讲话，更比“县委关于落实市委的关于落实省委的关于落实中央某某工作会议精神的会议精神的会议精神的会议”式层层转述要及时准确得多。
通过立木取信，商鞅让秦国的底层民众相信了他的言出必行。但更重要的是他能克服种种阻力，坚持力推鼓励耕战等政策，并且将其贯彻到底层，真正渗入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潜入他们的气质。这才是形成秦人“事功”精神的关键。这里面就有创造交易环境和缔造交易对象两方面的问题。
交易环境的问题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因素，这里我们要重点探讨的是中层干部的问题。在各种大型组织中，上面是决意推进组织变革的决策层，下面是承当变革最终载体的基层成员，上下两层间的联系则要通过中层干部，这就使得中层干部起到了交易的中间层作用。这个中间层是顺畅地承上启下还是阳奉阴违从中作梗？此处的不同对组织再造能否成功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就商鞅变法而言，其交易中间层就是原本由旧世袭贵族垄断的官员阶层。这些旧贵族享受着世袭的官位、俸禄、部曲，在自己的封地里就是土皇帝，非常不愿意国家机器的力量涉足自己的小天地。而商鞅变法需要让国家法令直达平民，把民众的精力都集中到有利于国家扩张的耕战上。这使得商鞅既需要有足够的勋位和利益来激励民众，又要有新的政府机构和官吏团队来保证这些激励切实到位。所以他一方面推行军功爵位制，规定爵位依军功授予，并配以相应数量的田宅、奴婢等，而且官吏只从有军功爵位的人中选用。这使得未获军功的旧贵族们无法再维系世袭的特权，激励平民通过从军立功进入国家官吏体系。另一方面他推行郡县制，设立县令、县丞、县尉等专门官吏职位来推行国家政令，把世袭贵族在封邑内的政治特权收归中央，建立起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这样商鞅就拥有了强有力的变法执行层。
在解决准备交易对象的问题上，商鞅面对的局面是平民们原本多依附于各级旧贵族，他们的时间与精力大多被旧贵族们的个人利益所占用。而商鞅希望将他们放到一个无遮无拦的位置上，只能受制于秦国的中央政府机器，直面国家法令毫无退路。为此，他推行了严苛暴戾的连坐法，并以铁腕实施禁止私斗（此处的私斗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领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而发生的“邑斗”）的政令，不惜为此大批诛杀对抗新法的高官显贵。《史记》上对此的记载是：“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天地。”因为对抗新法，秦公的兄长被削去鼻子，储君的老师则被在脸上刺字，储君本人也险些被废黜。严酷的法度彻底击碎了秦国原本就不强大的旧分封制度，甚至几乎完全剥夺了家庭对个人的庇护。(1)这确实让秦人在王权面前无所遁形，只能接受国家的予取予求，变成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王家兵蚁”。
这是商鞅改天换地的大谋划中最好的交易对象，近乎于本书引言中所说的埃奇沃斯交易方框图里被逼到零点、任人鱼肉的交易者，他们正是秦国能在500万人口基础上兴兵60万吞灭六国的根本。从这个角度上讲，商鞅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政治家和交易设置者。然而这样的交易安排对强势一方看似便宜占尽，但却很难维持，极有可能被这看似无敌的霸道反噬。商鞅本人最后就因为受自己最心仪的连坐法所困不能出逃，被一心报复的旧贵族们车裂惨死，而“秦人不怜”。因为“蚁群”不堪忍受苛刑峻法，原想垂远万世的秦皇朝最终在遍地怒火中二世而亡。最惨烈的成功造就最彻底的失败。
从商鞅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创造交易环境问题的一个核心议题是缔造合适的中间执行层，准备交易对象问题的核心则是整合目标交易对象，使之最终接受规划中的交易内容安排。
王安石变法与康梁维新：干部决定大局
我们来看看历代变法中，中间执行层的问题对变法效果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中，王本人风度清高不屑于迫害政敌。赵宋皇室有优待士大夫阶层的传统，宋神宗在政治上又比较单纯，对王安石的支持力度有限（王安石上朝时候曾被宫门侍卫杀死坐骑、打伤家仆，面对这种明显的政治施压，宋神宗却被几个蹩脚的借口说服没有采取任何实质行动支持王安石，只是对王口头安慰一下）。这些使得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守旧官僚只是被放逐出汴梁，其中很多人担任了地方长官掌握实权。而旧党的领袖人员如文彦博、韩琦、司马光则集中于西京洛阳，他们满腹牢骚互相应和，使反对新政的言论对官场舆论有很大影响。宋神宗缺乏再造官僚体系的政治决心。这令王安石难以限制保守士大夫和旧官吏们的特权，为国家增加财税收入的青苗、免役、均输、市易诸法面临阻力丛生的困境。同时王安石身边可以用于替换旧官僚的人员有限，只能是谁表态支持新法就先用起来，结果提拔了许多只想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导致新法推行过程中泥沙俱下。王安石本想通过推行重视策论的新科举模式来培养一批重视实务的新读书人，并从中选拔合适官吏来革除官场虚文习气推行新政。无奈缓不济急，而且司马光一上台就迫不及待地废除了新科举模式，王安石缔造新政合适执行层的努力就此半途而废。
尽管变法并未伴着王安石本人的辞世而彻底人亡政息，但新政的推行在新旧两党日益残酷的党争漩涡中不断反复，导致朝局混乱国力渐衰。不久之后北宋朝廷在靖康之耻中覆灭，东京汴梁的皇室宗亲全部被掳北去沦为女真人的奴隶，新政富国强兵恢复汉唐版图的梦想彻底破灭。不动士大夫官僚的利益并没有让赵宋皇室坐稳天下，他们从此只能偏安东南一隅苟延残喘了。
戊戌变法中，康梁依靠的光绪皇帝本没有调整官吏体系的实权。在荣禄代慈禧、光绪询问变法方略的奏对中，康有为轻佻地表示只要杀一二重臣变法就能取得实效，这深深激怒了本就敌视变法的满蒙亲贵和守旧官僚。康梁又极力主张废除科举用新学录士，这把全国苦读四书五经指望一跃成龙的读书人都推到了变法的对立面。洋务派官僚虽然对维新主张抱有同情，有可能和变法派站在一起，但大多圆滑地隔岸观望。康梁拒绝李鸿章向强学会捐款等不智举动，则不仅使得强学会、保国会很快烟消云散，更使洋务派这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与他们越去越远。处处树敌的行为使维新志士们很快陷入四面楚歌的孤立境地，以至于不得不铤而走险，把挽回局面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说服袁世凯孤注一掷上。这样没有执行层可依托的变法自然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败亡不问可知。
此后的庚子巨变、辛丑国耻中，慈禧的盛怒和八国联军的压力，把朝中大批新旧两派大臣分别送上了黄泉路。等到慈禧喘息稍定再想起推动新政时，朝中人才凋零，疆臣尾大不掉，地方精英们也大多对清廷绝望。兴巨资打造的各支新军成了反清的主力，扭转时局的机会已不再为满清皇朝所有。当清廷最后拼凑的皇族内阁、亲贵禁卫军中唯一算个人物的良弼遇刺身亡后，数以万计的红带子、黄带子中再无人能支应残局，覆灭对清廷已是解脱。摄政王载沣在裕隆太后颁布逊位诏书后的反应是：这下我终于可以回家抱孩子了。
旧的中间层未能用好，新的中间层又没培养出来，两次变法就这么失利了。中间层问题对组织再造的重要性可以说怎么讲都不过分，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组织很可能再无变革甚至生存的机会。年龄、任期、学历、制度性轮岗、强调履历全面，今天很多组织都在使用这些或硬或软的一刀切。尽管这些操作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很多个案上并不能提供最佳选择，但却慢慢解决着中间层存量与增量间的矛盾，改变着组织内的一些陈旧逻辑。决心和策略，这是解决中间层问题的要害，也是影响组织再造成败的关键。
在企业里我们也常常能看到类似的情况。推进基于严格照章办事的流程化管理的ERP体系，或者鼓励淡化岗位工作界限的无边界管理，在实施这貌似南辕北辙的两类管理变革中，企业遇到的最棘手问题却往往是同一个：中层干部们对自身权责变化的不适应和消极抵制。他们的不合作使得企业新管理体系赖以成功的根基——基层员工对新管理方法的适应与认同——难以建立，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企业就无法实现变革目标。然而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总会碰到需要对以往的成功模式做必要的扬弃和变革，否则就可能在市场的新变化下落后甚至出局。为此企业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设计相应策略，开创适于变革的组织环境。比如当年联想推进ERP时柳传志请自己的夫人担纲总协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各路诸侯们勉强配合交权。又比如GE高层为推动无边界管理，异乎寻常地大量组织多部门的经理人共同学习与沟通，高管层亲自到场交流宣贯理念，并只使用GE股票期权这个唯一反映集团整体绩效的工具来激励GE经理人，促发他们的无边界行动。
总而言之，在一个组织内推动深入全面的变革再造时，必须认真思考如何能用好中间执行层这个抓手，想清楚为此需要下怎样的决心、用怎样的策略，这是决定成败的问题。
胡汉一体与侨土合流：统一背后的南北竞赛
在整合目标交易对象、为实现组织再造目标创造条件方面，历史上也有很给人启发的例子。
在南北朝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南北双方的王权力量都很有限，在名义统治区域内真心接受他们统治的民众比例不高。
北方的各个胡人政权长期处于混战中，而且它们大多没有在长城内建立长期稳定王朝的雄心，不过是些想捞够了再回塞外老家的强盗。作为北方民众主体的汉人自然不会认可这些胡人劫匪的统治。所以北方各个胡人国家难以动员民间力量，只能依靠有限的本部族力量应对各种火并，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段历史上如走马灯般的国家更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