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总说礼乐，讲大同社会、和谐世界在礼乐中实现。
先讲开篇警句。“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意思有二：一，“野人”先得礼乐。二，君子向“野人”学礼乐，就成为了君子，成就了礼乐。朱子解释“野人”为郊野之人，君子指蜗居城里的士大夫。郊野之人因为得了自然之气，生活在大自然环境中，春光占先，心情也占先。因此城里人要出城到郊外透透气，活活筋骨，这样才好。我们现在把这叫郊游，在孔子那会儿，寓礼乐于郊游之中，一举两得，天人合一。
在本章记载著名的“弟子四人对”中，孔子带领大家神游郊外，通过比较，赞同了曾皙的理想，告诉大家要寓大同于礼乐中，这是最高的理想，也是最好的办法。
一开始，子路说他能当好元帅，三年可使“有勇”，使士兵英勇善战。孔子笑了，没说不好。但要知道元帅上面还有元帅，国王上面还有国王。如果一个人连最大的权威与力量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估计他当了元帅还认不出枪。
接着，冉有说他能当好财政部长，三年就可以“足民”，使老百姓丰衣足食。孔子对此没发表意见。冉有善于理财这是事实，但心很贪，贪心的人怎能做财政部长？这个冉有跟着季氏敛财，刮民无度，后来被孔子逐出门墙。他不懂得民众内心需求，怎敢妄言“足民”？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的问题，只有建立了信仰，通过发展道德生产力，一个国家才会真正的丰衣足食，国富民强。
公西华境界比子路和冉有高，谦虚地说自己愿为“小相”，就是小祭司，即祭司助理，助祭，可以辅助孔子会同四方之礼。孔子对此默默赞许。孔子的沉默有两个意思，一是肯定了公西华的谦虚，二是批评了公西华的认识不到位。所有的祭司都是一样的，本无所谓小祭司，大祭司，其敬天敬神的职能是一致的，有时上帝偏爱小祭司，有时拣选大祭司，天意难测，总之，人人都一样，在灵性上根本不需要谦虚。孔子处处讲谦虚，唯有在灵性上不要求人讲谦虚，相反，要充分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开发自己的灵性，人人都可以自豪，人人都可以做祭司。公西华对此认识没到位，他不晓得孔子希望人人都坦然来到天的面前，是跟随天，而不是跟随孔子，在孔子身边做小相。
在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人回答孔子的点名提问时，曾皙在弹瑟。这个曾皙很“无礼”，但孔子喜欢他的“无礼”。这不是无礼，这是自在。做老师的当然喜欢弟子自在，菩提老祖传法于悟空，岂非因他自由自在，天性完全？菩提老祖点三下，悟空就知道是要他晚上三更进去；现在孔子一连问了三个人，曾皙也就知道该他表现了。我们不要忘记，孔子本是古琴家，音乐家，公西华的瑟（一种琴）是孔子传给他的，孔子并没要求他人不离琴，但是他与孔子在一起就想弹琴鼓瑟，这也是自然的。那时，众人言语已住，孔子微笑望着他。曾皙从容拢住琴弦，琴声渐稀。孔子说：“点，尔何如？”曾皙就说：“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由衷赞叹：“吾与点也！”意思是我跟曾皙想的完全一样。
孔子借曾皙之口，表达了他的“理想国”。但孔子理想国与柏拉图理想国不一样，柏拉图理想国拒绝诗人，孔子理想国人人都是诗人。我们不能说孔、柏二圣有高下之分，而是说民族的传统使用他们的思想不可避免出现巨大差异，最终在灵性上我认为又是一致的。下面试说孔、柏二圣之同异。
伦理方面，柏拉图建立了“善的理想”道德理论体系，孔子建立了“仁爱”道德理论体系，爱与善相称，这是本质相同的。
宇宙论方面，柏拉图提出“创造者”（奴斯）概念，孔子提出“道”（天道）的概念，道即创造者，这是本质相同的。
国家理论方面，柏拉图提出“哲学王”，孔子提出“圣王”概念，指圣人中的王者，《春秋》上称“天王”，指得天命的圣人治世，成为王者。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天王、圣王概念是天子与祭司二合一，是政教合一的。柏拉图的“哲学王”指国王是智慧的化身，这智慧从创造者而来。应该说，两种“王”精神源泉是一致的，精神力量也是一致的。
政治方面，柏拉图看重“武士”等级的严格划分，从而对武士进行培养和教育；孔子同样看重“士”的划分与教育，并且等级森严，教育更严格，天子、诸侯、卿、士、大夫，丝毫不乱。从根本上讲，王也是士，“王”是封了顶的“士”，王是士大夫之道的化身与榜样。在周人概念中，士不是指文士，而是指武士，贵族。孔子继承并发扬武士传统，又加强了武士的教育，培养新一代贵族，丰富了士的文化，加强了国家的凝聚力、战斗力。孔子训练出来的弟子，每个都是勇敢的。曾子引孔子的话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圣人之门，也是所有士大夫的座右铭。孔子与柏拉图的国家建设理念都是以人为本的，具体落在了武士身上，这是相同的。古代国家统治阶层由祭司、王室、贵族、大臣基本组成，除了祭司，所有统治者都必须掌握基本的武艺技能，才能获得基本的统治资格，可以说，武士之道统领了王室、贵族与大臣，国家在“尚武”的旗帜下内部才能统一。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尚武，野蛮的尚武，而是文明的尚武，文化在其中。毛主席说：“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这是毛主席培养士的思想，与孔子、柏拉图在精神上是一致的。只有尚武才能带来真正的文化。尚武不仅是尚武，而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必然表现。中国文化是尚武的，孔子是尚武的。不明白这个，不足以谈孔子。在儒家六艺中，射、御皆是武士之道。在儒家六经中，诗、书记载中国人自强不息的历史。天地有大武，其名为仁。孔子精于此道，与柏拉图暗合。
辩证法方面，柏拉图提出人的认识是一根有高低等级的线。上半段是知识，下半段是信念。知识分两级：最高级的知识就叫辩证法，是不依靠假设而自明的理念与原则。次一级的是理智，需要假设，需要证明。此道即孔子说的中庸，中庸是最高的知识，不证自明，是一切方法的方法，是一切观点的观点，是一切理论的支撑。中庸不是折衷，而是本来为一。君子行中庸不是通过折衷，而是找到本质。柏拉图所说的“线”是一根粗线，上层是知识，下层是理念，其实这根线是一个台，不能理解为细线。孔子之道以中庸为统领，在思维之台居于上层的位置，台基是仁义这一坚实的信念作支撑，使结构稳固，运动和谐，焕发生命。孔子的思维运动之道以中庸作统领，以仁义作支撑，这与柏拉图的思维之台（线论）是相合的。柏拉图在辩证法方面还提出“理念不变”观点，这与孔子易道暗合。易是不易中的变易，整体是不变的，守恒的，如一的。
认识论方面，柏拉图提出著名的观点：“学习就是回忆”。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包含了“学习就是回忆”的意思，并且是不断回忆出新知，回忆带来快乐。
由此上溯，柏拉图的世界观是“洞穴”。在著名的“洞穴”的比喻中，柏拉图认为人好比身在洞中，背向洞口，只有回头才能看到阳光，认识真理。柏拉图的洞穴就是老子孔子说的“道”。人在道中，但假如背离源头，也就丧失了目标。因为人的目标与源头是重叠的，映射的，或说是合一的，同一的。人只有回到道本身，才能认识真理。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要主动。也就是说，身在道上或身在洞穴中的人不能一个劲地进步，要猛然回头，才会舍弃黑暗，投向光明。黑暗的诱惑在于深，阳光的可贵在于浅，一切都是明摆的，一个真诚的人愿意放弃深不可测的黑暗，投身浅浅的光明。人的需求本身并不大，这种知足的心使人幸福。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讲他只需要吃点饭，喝点水，曲着胳膊当枕头，就很快乐了。知足的人本身就是宇宙，诚实的人会发现更多更好的物质。孔子说：“不诚无物”。面对着这个物质世界，我们就这样创造了精神。朱子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活水将浇灌每个人的一生，只要浇透，就有灵光。身在道中，回想道的源泉，就有道的力量，会完成道的目标。我们走出洞穴走在阳光下，但又不抛弃洞穴，晚上还可以回来睡觉，这样对洞穴也是一种安慰。黑暗与光明实现了和谐。我们可以看出，在世界观与人生观上，柏拉图与孔子的认识都达到了和谐的高度，窥探出了光不离暗的真理。中国人把这叫阴阳，柏拉图把这叫辩证法，道理是一样的。
柏拉图与孔子有伦理观、宇宙论、国家理论、政治理论、辩证法、认识论、世界观、人生观八个方面的精神认同，我们不能说他们观点相同，要说精神一致，都达到了真理的高度。真理与真理是不冲突的，真理只有一个。
柏拉图与孔子唯有在对诗人的态度上完全相反，这是同一真理下的不同认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无情驱逐诗人，认为诗人有碍城邦教育，《荷马史诗》宣传英雄的放纵，这是有害的。在孔子的理想图中，刚好相反，要用诗人来建设精神家园，要用礼乐来光照天下，讴歌英雄丰功伟绩，天国与人国同为乐土。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与孔子之所以对诗人的看法不一样，原因在于他们所执的依据不一样。柏拉图针对的是《荷马史诗》，孔子发扬的是周公传下来的三代诗歌《周颂》、《鲁颂》、《商颂》等。同为史诗，《周颂》提倡英雄的克制，如《敬之》讲：“维予小子，不聪敬止”。非常谦卑。提倡要传承祖先的事业，如《良耜》讲：“以似以续，续古之人。”《荷马史诗》则诚然宣传了无克制的放纵、暴力与创新，难怪乎柏拉图站在理性的高度把这一派诗人驱逐出境。我们要看到，柏拉图并没有把所有诗人一棍子打死，他偏激的观点暗含了哲学王的城邦欢迎真正的诗人进入这一意思，但没说出来。孔子则把人类共同的理想国是如何通过真正的诗人最终确立这一宏伟构想明白无误地说出来了。
理想国的建立时间是晚春。也就是曾皙说的“暮春”。为什么一定要是春天？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讲君子的品质是春风，一般人的品质是小草，小草被春风吹拂才会生长。“偃”在此处指柔顺的生长，并非指折倒。只有春风才带来春天，只有信仰才坚定信念。为什么一定要是晚春？因为初春乍暖还寒，仲春春光满眼，都不适合，要等过了那个热闹劲，渐渐结束，渐渐过渡，在这个时候开展工作是最恰当的。比如坐席，大家都走的差不多了，我可以开始唱歌。比如走路，同伴越走越少，最后留下来的手不妨拉紧些。晚春好，晚春是春之道。
理想国的建立要靠礼乐完成。也就是曾皙说的“春服既成。”晚春制下衣服，好在众人面前展示。《礼记·月令》上说：“季春（就是晚春）之月，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现，萍始生。”讲晚春的时候，梧桐才开始开花，田鼠化为小鸟，彩虹开始出现，浮萍开始生长。《礼记·月令》说的晚春四样是有象征意义的，梧桐开花象征凤凰飞来，盛世降临；鼠化为鸟象征灾害从此过去；彩虹出现象征天人合一，彩虹永远是半圆，是期待人来圆满；浮萍生长象征另一生命重新开始。晚春发生的这几件事都是祥瑞，这是一系列的事件，最开始的征兆是梧桐开花，凤凰飞来。正所谓“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凤凰是礼乐的象征，祭司的灿烂华服因礼乐而兴起。
理想国的建立要靠祭司带领。也就是曾皙说的“冠者五六人”。冠者是何人？享受冠冕尊荣的人是王，王身边辅佐的是王的祭同。祭司知天命，以天命立天子。天子为一，祭司为五（五祭司），共称“冠者五六人”。王与祭司同行，领头的是祭司，掌权的是王。
理想国的建立是为了下一代。也就是曾皙说的“童子六七人”。并非只有六七人，而是说极多。圣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下一代服务，“我来是成全。”要让那些还没有生下来的就明白道，为此做父母的甘愿承受一切。
理想园的建立要通过心灵的洗礼。也就是曾皙说的“浴于沂”。沂水是圣人的河流，孔子曾在此发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带走往昔时光的那条河流，我们感谢他把该带走的都带走，留下的全是精华。这条永恒的河流，我们用他沐浴身心。以往我们误以为另有一条河流像银河般从天而降，现在我们才知道，这条河流一直在我们身边。那道看不见的明光呵，将人洗透，扔在黎明的路上，等待众母的捡拾，众父的恩宠。
理想国的建立要攀登高高的祭台。也就是曾皙说的“风乎舞雩”。那高高的舞台是圣人献祭的所在。台上吹来晚春的风，带来草木的芳香。所有的智者在此下跪，所有的婴儿停止哭泣。是的，祖先来了，这一季的庄稼春天就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