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4年）西道堂修建了一座清真寺，北庄门宦召集许多人，准备拆毁西道堂清真寺，西道堂也号召信徒保护清真寺，后来经当地官府出面干预。一场教派门宦纷争才告平息。1908年西道堂两个信徒又被北庄门宦信徒殴伤，西道堂与北庄门宦又开诉讼，后经调解，双方“顶经息和”（面对《古兰经》发誓）。
在发展信徒的同时，马启西开始组织信徒过集体生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许多信徒或输全部家产，或输家产一半，过起了道堂集体生活，大家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为了发挥穆斯林经商的特长，同时也为了增加收入，西道堂开始在临潭经商。经过西道堂的坐商和行商的辛勤经营，最后积累到百万银元以上的资财。
民国初年，马启西要求信徒男的剪去长发（即辫子），女的禁止缠足，及时引导信徒顺应时代的发展。1914年河南农民起义军白朗进军临潭，旋即退去。甘肃回族军阀马安良诬称马启西勾结白朗，在当年五月十九日将马启西及其两个弟弟、一个儿子和一个侄儿以及西道堂骨干信徒共17人押到旧城西河滩枪杀，马启西全家只有一个三岁的孙子被人藏于做饭用的大蒸笼中才得以幸免。同一天，马安良又派军队到临夏和政县台子街，将当地西道堂信徒马英贤等8人逮捕后立即杀害。
2．丁全功惨淡经营
丁全功是西道堂的第二任教长．祖居云南，清末举家迁居临潭，为人处世豪爽义气，“临难而不辞，遇困而独当，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粗衣单食，从不计较”。1914年7月，西道堂的敏海峰、马德真赴兰州申诉马安良擅杀之罪，但甘肃督军张广建对上诉置之不理。同年8月丁全功、敏志道、马明仁等人前往北京再次上告，至京后向总统府、大理院、陆军部申诉。马安良得知后．派儿子马廷襄前去北京，四处行贿。结果北洋政府只将案件批转回甘肃，西道堂上诉人员知道在甘肃无法公正处理，不接受转回甘肃结案的处理意见，继续上诉。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西道堂再次上告，结果黎元洪又批转回甘肃，在此情况下，西道堂上诉人员先后分两批于1916年底至1917年初返回临潭。
1917年正月二十五日．丁全功为在1914年五月十九日殉难的马英贤等临夏和政县台子街西道堂的8位信徒诵经。马安良得知后，暗中指使当地外号叫“胳膊司令”的马英×纠集台子街附近五庄口北庄门宦数千人，将台子街西道堂包围了七天七夜，并用石块抛击包围圈中的西道堂信徒。丁全功只得率众突围，突围
中丁全功和敏志道身受重伤，丁全功因伤重而殉难，同时殉难者还有敏学昌、丁仲和、马麻氏等五人。甘肃督军张广建随后派人将西道堂骨干信徒马明仁、敏志道、冶清源、马永祥和对方首领“胳膊司令”弟兄二人一同押往兰州的皋兰县监禁。
（二）西道堂的发展壮大阶段
“和政台子街事件”发生后，马明仁、敏志道等被解往兰州关押，经受了两年多的牢狱之苦后释放。马明仁出狱后就任西道堂第三任教长，立志以十年为期．重振西道堂。他收集离散的信徒，建立农庄，发展农业，同时西道堂的商业活动也在这一时期经过扩展遍及整个甘青川藏地区。
1946年敏志道继任西道堂第四任教长。当时，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敏志道采取各种措施和办法，尽力维护西道堂的团结，使西道堂继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西道堂采取了种种实际行动，表现出了对新社会的极大合作热忱。1958年在宗教改革运动中，西道堂组织体制被解散，只保留清真寺履行宗教信仰的功能。
1．马明仁教长周密筹划，西道堂全面发展
马明仁能言善辩，而且擅长理财。从兰州返回后，他率领西道堂信徒在教务、农业、商业、林业、牧业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1919年后西道堂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得到了其他各个教派和门宦的承认。马明仁接任教长后，健全了道堂组织，开始走上振兴繁荣的道路，在各地不断地建立农庄，行商和坐商队伍不断扩大，又把商业的利润投资到林业和牧业。经济活动的成功使西道堂以集体方式生活的信徒生活状况明显好于其他教派单家独户的生活，这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前半叶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吸引信徒人数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
西道堂对创建清真寺非常重视。早在1904年就建成一座礼拜堂，1921年因面积太小，按照大清真寺的图样另行建造。1929年因战乱被焚毁，1942年又重新修建．这是西道堂的中心寺——清真西大寺。另外，1941年在尕路提建起了尕路提寺．1947年修建了拉知清真寺和长拉川清真寺，1948年修建了太平寨清真寺和卓洛清真寺，1949年建起了和政县台子街清真寺，修建这7个清真寺花费达20余万银元。西道堂又资助在兰州重新刊印刘智著作《五功释义》一千册，书印成后除赠送给其他教派外，其余全部发放到信徒手中。后来还建立了图书馆，所藏阿文、波斯文及汉文经籍达三千余册。
从1919年起，马明仁开始着手振兴商业，到1929年，西道堂恢复和重建行商队14个，（商业）资金总额已达银元200余万元。1941年后，西道堂转而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占用了大量财力，行商队伍逐渐压缩，减少到10个商队，驮牛保持在1000头左右。虽然规模有所缩小，但行商活动仍在继续进行。
西道堂的农业发展规模仅次于商业，因为实行集体生活，粮食对上千口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事，因此每一任教长对农业都非常重视。从马启西教长开始就已经建立了农庄。后来，即使西道堂商业经营非常成功，在每年营业利润相当可观的情况下，也没有放松对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视。在马明仁教长去世前，已经建立了13个集体农庄，另外有4个农业点，从事农业的人口达到近1000人，总耕地达9923．9亩。西道堂用经商的利润前后共购买了15处森林．分别委派了负责人，建立了林场。
1919年，马明仁在西道堂“天兴隆”商号大院内创办了“临潭普慈小学”，凡是道堂内7岁以上的适龄儿童全部免费入学，并吸收当地其他各族子弟100多人入校学习。1922年，西道堂集资1000多银元，修建了“临潭旧城私立第四高级小学”。到1929年止，累计毕业学生180多人，有的学生还考入兰州一中、兰州五中和兰州师范学校深造。1943年西道堂为了解决回族女子教育问题，又创办了“临潭旧城私立启西女校”，马明仁教长自任校长，到1944年学生人数达150名。1948年，为了便于本地学生深造，西道堂开始筹建“启西中学”。由马富春（华西大学哲学系毕业）任校长，1949年临潭解放，学校未能招生即停办。
2．敏志道教长苦心经营，西道堂艰难支撑
1946年敏志道继任西道堂第四任教长。敏志道担任教长时，西道堂的各项事业发展速度减缓，开始呈现出一种衰退的趋势。这种趋势在马明仁担任教长后期已经初露端倪，此时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商业方面，商队数量减少，勉强维持运行，但是在那个战乱不断的社会，无法保证经商安全。西道堂的商队经常遭到袭击，人员、财物损失惨重。商业上少数商队的经理趁体制不健全，中饱私囊的行为严重破坏了西道堂商业的正常运行。在农业上，各农庄的负责人逐渐打破道堂统一核算的管理办法，开始自收自支，道堂只补欠收，而收不到余粮、余钱。商业和农业中出现的这种现象起初虽然是个别现象，但从内部腐蚀了西道堂这个团体，使它慢慢地发生分化，一部分掌握农、商、林、牧业实权及管理层大权的人积起了私财，道堂内出现贫富两极分化．这使以“人人平等”为号召的集体生活慢慢地失去了最初的吸引力，这是当时西道堂发展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1949年底临潭解放后，教长敏志道赴碌曲县拉勒关养病，直到1954年返回旧城。解放初在临潭农村实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西道堂虽然暂时可以不实行土改。但在敏志道教长的倡议下，1952年为全县的农民主动支援了1000亩耕地、150头耕牛、50辆车和部分粮食及银元20000元，推动了全县土改运动。新社会下“人人有田耕、人人有饭吃”的社会现实就是西道堂数十年来的一贯追求，可以说新社会的目标与西道堂的理想部分重合，这是西道堂大力支持新政府的深层动机。
临潭解放后，西道堂商业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大部分行商队停止运营，少数几个坐商店铺还在继续经营。到1956年全国实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西道堂“天兴隆”号商行出资10万元，实现了公私合营。15处林场全部献给了国家，各个农庄和牧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分别建立了互助组、合作社，最后又过渡到人民公社。
西道堂创办的启西女校在临潭解放后继续开办，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到1958年已达到200多名，这所民族女校从1950年到1958年共毕业学生40多名，其中汉族学生占60％，回族学生占40％。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这所学校遭到了不公正对待，西道堂推荐的4名教师全部被划为右派后被辞退．1958年学校被政府教育部门接管。
1957年底宗教改革的工作组进驻西道堂。对西道堂的宗教制度进行改革，把西道堂的清真寺、道堂以及大量的土地、森林、大牲畜等生产资料收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废除了宗教中的一切封建特权，废除了清真寺的等级制度、打罚制度、封建隶属关系等。经过改革，西道堂的制度化组织解体。
三、西道堂的特点
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四大教派之一，因具有独特的教义、与众不同的集体生活方式、重视发展商业的人世思想等特点而备受人们的重视，被称之为“新模式教派”、“穆斯林宗教公社”、“经济宗教社团”或者叫做“新社会的模式”、“合作社”。也有称之为“理学派”或“汉学派”等。西道堂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特色
中国伊斯兰教四大教派中的格底目、伊赫瓦尼、赛来费耶和四大门宦虎夫耶、嘎德林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都是创教者到中亚、西亚学经或者朝觐后带回的经典创建或者由外籍传教士直接传人中国的。西道堂的教义来源却与上述教派和门宦截然不同，它主要宣讲明末清初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刘智翻译和撰述的伊斯兰教著作。
刘智是明末清初伊斯兰教汉文译著活动的集大成者，他调和伊斯兰教与儒家思想，指出“清真之礼，出自天方圣教，而儒家之礼，多相符合，虽风俗异，细微亦有不同，而大节则总似焉”。西道堂的创始人马启西的早年求学经历使他集伊、儒文化于一身，易于把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联结起来。用“汉克塔卜”（汉文经书）讲学经义，人人都容易接受，教外人也会因易于理解教义而消除疑虑。由于汉文经书通俗易懂，前来听马启西讲经的回族一时大增，连一些汉族和藏族也在听讲后加入了西道堂。之后西道堂历任教长都把用刘智的汉文经典传教作为定例，“以宣扬金陵介廉（刘智字介廉）氏学说，而以本国文化发扬清真教学理，务使本国同胞了解清真教义为宗旨”。
（二）独特的集体生活组织形式
西道堂在组织形式上信徒分为堂内和堂外两部分，堂内400余户、1000多人实行集体生活，堂外所有信徒实行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西道堂堂内过集体生活的信徒大部分住在总堂和分布在临潭县境内的12个农庄以及一些林场、牧场内，各自进行农业、商业、林业、牧业以及后勤服务工作，整个西道堂大家庭处于教长的统一领导之下，教长统管道堂的教务、农业、商业、林业、牧业、后勤服务及教育等一切事务，在教长之下设正、副总经理，在总经理之下，设分管农、商、林、牧、副业的经理、场长或负责人，具体由他们组织安排劳力，从事当年各业生产，管理宗教事务和日常生活，定期向总经理汇报生产经营情况。
西道堂的全部财产属于过集体生活的信徒所有，堂内信徒的衣、食、住、行由道堂统一供给，人人平等，西道堂大家庭提倡婚姻自由。西道堂独特的集体生活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宗教、文化、社会等方面原因。
1．来源于伊斯兰教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乌玛”制度
公元622年，穆罕默德带领一部分穆斯林到麦地那去发展伊斯兰教，他把所有的信徒不分民族、部落、家庭和地区的界限组织在名字为“安拉的民族”的宗教公社内，通常简称为“乌玛”。“乌玛”是一种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等功能于一体的社会团体，在“乌玛”内部，全体成员一律平等．在统一的规则下共同劳动、生活，在享受平等权利的同时履行同样的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