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上世纪60年代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之后，实行了“出口主导型”开发经济战略，经济获得长足发展，推动了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缔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目前名列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发达国家名录，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
韩国不仅经济方面成就显著，而且在文化和科技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韩流就是韩国文化“入侵”世界的代表。
中国的韩流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中韩两国1992年8正式建交，1993年韩国电视剧《嫉妒》在中央电视台在播出，这是韩剧第一次登陆内地荧屏，随后内地陆续播出过几部韩国电视剧，韩国娱乐文化开始在内地萌芽。1997年，电视剧《爱情是什么》在央视的热播带动了韩国娱乐文化涌入中国，并以此为契机逐渐形成韩流。引入韩国电视剧、电影，举办中韩歌会等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促进了韩流的蓬勃发展；1999年，北京记者用“韩流”一词形容这一现象，之后该词被媒体广泛使用，韩国媒体及学界也相继借用韩流一词相容本国文化输出的盛况，后来该词又延伸至西方。2012年，曾经留学美国的韩国艺人Psy推出《江南style》短短几个月就风靡全球，就连中国某中学的课间操都改为了《江南style》，他的成功，更加展示了韩国文化的魅力，大大增强了韩国的软实力。
而代表韩国在世界高科技地位的公司无疑是三星，在日本电子企业普遍报出巨额亏损的时局下，2013年年初三星发布的2012年第四季度业绩预报显示：其2012年10月到12月预计营收约为56万亿韩元（约合528亿美元），营业利润约为8.8万亿韩元（约合83亿美元），同比（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8%和66%，三星连续第五个季度获得创纪录的盈利，尤其是在智能手机领域，三星更是同美国苹果公司共同瓜分天下。苹果和三星2012年在手机市场获得的利润总和占到了整个手机市场总利润的103%，这是因为它们的竞争对手摩托罗拉、索尼和诺基亚2012年对手机市场的利润作出的贡献全部为负值所致。据市场研究机构Canaccord Genuity2013年年初发布的报告称，苹果去年获得了整个手机市场69%的利润，几乎是排在第二位的三星的2倍，三星获得的利润对应的比例为34%。因此，这两家公司2012年获得的手机市场利润比例达到了103%。三星电子利润占韩国企业盈利近四成，而且三星不仅仅立足于电子行业，在军工，酒店，旅游等方面也成绩斐然。
（第七章）印度
印度要想短时间超过中国，简直痴人说梦
印度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它却是一个同中国一样，是个人口严重过剩的国家；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却实现经济改革比中国还晚10多年；它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人均GDP只有1400美元（2011年数据），相当于中国的三分之一，却在国防上面大把撒金；印度自诩为全球最大民主国家，却依然事实上存在严重践踏人权的种姓制度。如此多的矛盾集中于一片国土，那么这片国土究竟还隐藏着多少秘密呢？
历史上，中国对印度的称呼几经改变。西汉译为“羌独”，东汉称它为“天竺”。唐代玄奘则仔细探讨了天竺的名称，放弃了天竺、身毒、贤豆这些名称，而根据当地发音，称作印度。
印度经济发展史大致可分为三段时期，第一段为前殖民时期，直至17世纪止；第二段为英国统治时期，由17世纪开始；而第三段则是由1947年印度独立直至现在。
前殖民时期
公元前2800年至1800年，人们在印度河流域聚居并耕种和畜牧、使用统一的度量衡、制造工具和武器，群体之间亦开始贸易，形成了印度河流域文明。考古发现，古代遗迹包括具规模的街道、排水系统及供水系统，其中更有相信是世界首个公共卫生系统及市政府的雏形。1872年的统计调查显示，印度99.3%的人口居于乡村；乡村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与外界隔离并且自给自足。农作物为纺织、食物加工和工艺品提供原料。虽然不少王国发行货币，以物易物仍相当普遍。宗教力量（尤其是印度教）及种姓制度及大家族的制度，对印度的经济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种姓制度有如中世纪欧洲的行会，确保了分工，促进技术的传承。以往，印度对外贸易大多由外国人及伊斯兰教徒经营。纺织品如棉布、披巾及农产品如黑椒、肉桂、鸦片和靛蓝出口到欧洲、中东和南亚地区，换入黄金和白银。
殖民时代
殖民统治改变了税制，由收入税改为财产税，使农民陷入痛苦；而通过契约，殖民者的财产权受到保障。同时，殖民政府亦提倡自由贸易、制定统一货币、固定汇率、统一度量衡、资本市场、建设铁路及电报设施、政治中立的公务员队伍、普通法法制等。不过，在殖民时代末，印度是当时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工业停滞，农业发展未能支持急速的人口增长。剑桥大学历史学家推算，印度占全球收入比重由1700年约22.6%，下降至1952年只有3.8%。虽然英国殖民统治被认为是印度经济发展落后的祸根，但通过审视宏观经济，学者指出印度的经济发展是殖民主义及世界迈向工业化和经济融合的结果。
独立至1980年代中期
独立后的印度经济政策倾向保护主义，强调工业化、国家干预劳工和金融市场、庞大的公营机构、监管商业活动、中央规划等。印度独立后初期的经济政策由其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主导，并由其后的英迪拉·甘地继承。不过，1947至1980年期间，相对其他亚洲国家，尤其是日本或亚洲四小龙，印度经济增长缓慢，更被讽刺为“印度式经济增长率”。
1980年代后期至今
1980年代后期，拉吉夫·甘地放宽投资限制，取消价格控制，降低企业税项。措施对经济增长有帮助，但同时导致政府财政赤字高企，经常账恶化。随着印度的主要贸易伙伴苏联解体，加上波斯湾战争使油价飙升，导致印度贸易失衡，政府濒临破产边缘。印度政府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援，以接受IMF提出的改革经济制度为代价，获得了总额达18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资金注入后，当时的总理纳拉辛哈·拉奥与财长曼莫汉·辛格于1991年正式展开经济自由化改革，取消牌照制度（投资、工业及入口牌照），结束国营公司的垄断，同时放宽外来投资，免除了多个行业的外资审批制度。自此奠下了印度经济自由化的大方向，而此方针亦未受政党轮替所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政党敢触及强势的贸易协会和农场主的利益：改革从未涉及劳动法和农业补贴等敏感议题。1990年代，除了为数不多的低迷时期，印度经济发展迅速。人均预期寿命，识字率和食品安全等也随之进步。1998年的核试验打击了印度的国际信用评级，但持续的经济发展令标准普尔、穆迪等金融分析机构于2007年调高了印度的信用等级。2003年，高盛估计印度的名义GDP将于2020年超越法国和意大利，2025年超越德国、英国及俄罗斯，到2035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三大经济体，次于美国和中国。修正后的2007年统计数据显示，印度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加速流入。据此，高盛公司预测，“自2007年到2020年，以美元计算的印度人均GDP有望增长四倍”，并在2043年前超过美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高盛列出了十项注意事项：1.提高政府治理水平；2.提高教育水平；3.增加大学数目，提高办学质量；4.控制通货膨胀；5.制定可靠的财政政策；6.推进金融市场自由化；7.提升与邻国的贸易水平；8.提升农业生产水平；9.改善基础设施；10.加强环保，改善环境。
印度和中国的竞争近些年来成为了热门话题，甚至还有一个专有名词——“龙象之争”。当全球的目光齐聚中国、印度这两个相邻的亚洲国家时，同样的话题仍将持续——这是一个中国的世纪，还是印度的世纪？学者杨吉曾撰文指出：早在2005年，印度执政联盟国大党少壮派领袖兰密施在其《CH IN D IA应该说得通：中国与印度之探讨》一书中创造性地发明了“Chindia”一词，把“China”和“India”看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大概也可以解读为，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基于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需要，部分印度人士向中国递来的橄榄枝。“龙象之争”久已有之，事实上，从历史脉络到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印之间有着太多的貌合与神离：首先，两国处在皑皑喜马拉雅雪山两侧，中国濒临太平洋，印度环抱印度洋；其次，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合起来拥有超过全球的38%人口；再次，它们是昔日四大文明古国的延续，都曾拥有过最辉煌的时期，大唐盛世和阿育王朝，只是在西方工业革命时，两个大国没有赶上这班车；最后，两国都认为现在是国家全面复兴的最佳时机，它们既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最有前途的金砖国家的成员。
那么，龙象之争的结果会是谁赢呢？目前印度的GDP总量只有中国的几分之一，在未来会否超过中国呢？根据笔者多年的跟踪研究，印度要想在短时间内超过中国，简直痴人说梦！原因如下：
1.基础设施落后
印度没有动车，更没有高铁，火车的速度通常是每小时60公里，而且经常晚点。公路交通也十分混乱，使印度“夺得”一个世界第一，成为公路交通事故最多的国家。据统计，在印度每6分半钟公路上就有一个人因车祸死亡，而死亡者中以行人居多。印度全年的车祸死亡人数已经超过8万人。2008年印度的车祸死亡人数飙升至11.8万人，被称为“公路死亡之国”。中国有句俗语——“要想富，先修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60年，公路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公路只有8万公里，到去年年底中国公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了370万公里。1989年，中国修建了第一条高速公路，上海沪嘉高速公路，但这条路很短，大约是十几公里。后来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是沈大高速公路，我们叫神州第一路，就是沈阳到大连这条高速公路，300多公里，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高速公路进入了一个发展的起步阶段。到2012年年底，中国高速公路已经超过了9万公里。中国交通运输“十二五”（2011到2015年）发展规划称，到2015年年末，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到10.8万公里，覆盖90%以上的城镇人口超20万的城市，而在印度，按国际通行的严格定义，目前印度只有一条高速公路，这条公路的全封闭路段也只有200多公里。
高速公路的发展，它首先加快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讲现代化，首先必须得交通现代化，而交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或者一个主要标志就是高速公路。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会感到最明显的就是中国的高速公路很现代化，包括到西部地区，他们觉得西部地区很多方面都还很落后，但是高速公路达到现代化了。高速公路的发展，有效地改善了我们国家的产业布局。我们国家重大的产业都是沿着交通沿线进行布局的，高速公路是运输大通道，通过高速公路有效地改变了产业布局。高速公路推进了中国的开放进程，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因为修通了高速公路，外商投资进去，加快了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进程。如果我们中西部地区到现在还没有高速公路的话，外商投资进不去的，开放进程肯定要拖延下来。高速公路的发展，有效地促进、支撑了我们国家的消费结构升级。2000年之前，我们国家的消费结构，主要是解决吃穿；2000年之后消费结构升级了，主要标志是什么？消费结构从以吃穿为主转到以住行为主，而高速公路恰恰适应了这个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需要。进入2000年之后小汽车为什么急剧增长？一方面跟我们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高速公路快速的发展，适应了小汽车进入家庭的需要。高速公路有效地拉动了国民经济的增长。高速公路本身就有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效果。美国高速公路大概1美元的高速公路投资能带动6美元的产出，在中国经测算，大体上1块钱人人民币的投入能拉动4块钱的产出。所以，高速公路投资是有效地拉动了国民经济增长需要，而且它同时解决了就业问题，拉动了下游的产业链发展。高速公路在这方面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另外高速公路有效地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高速公路，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速公路发展得比较快。印度这些年增长也较快，但是他的后劲没有中国足。关键在什么？这是世界银行的专家研究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高速公路发展，远远超过了印度，所以它有效地支撑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2.种姓制度阻碍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
等级制在古代世界广泛实行过，尤以印度的种姓制最典型和持久。1947年，印度从英联邦独立后，从法律上废止了种姓制度，但其在社会心理上的影响至今仍未消失。种姓制度把印度社会分成若干社会集团，集团之间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有的种姓之间彼此仇视。印度的辛格政府从2004年上台至今，做的最重要一事，便是在政府控制的部门中对处于种姓制度最底层的民众采取配额制度，确保他们取得工作和学习的机会，但在配额制度的指导下，种姓又一次成为民众之前冲突的根源。印度种姓制度又称瓦尔纳制度，是在后期吠陀时代形成的。它是古代世界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四个等级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吠舍是雅利安人自由平民阶层。他们从事农、牧、渔、猎等，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他们从事农、牧、渔、猎等业以及当时被认为低贱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