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8月，济南惨案爆发。鲁督张树元和济南镇守使马良对日本人殴打车夫，强索民财，武装闯入城镇，任意逮捕鲁人，不仅不制止、不抗议，反而帮助日本人镇压人民，逮捕商人，枪杀爱国志士。这激起了吴佩孚的无比愤怒，他怒不可遏地致电府院，痛斥政府对鲁民“不惟不赐延见，——请愿者露宿风餐，奈九重万里，不得申诉——反而横加摧残，暴戾恣睢，淫刑以逞。”斥张树元：“不尽守土保民之责，反附奸党作恶之举，戒严嗜杀，独立谋焉。”骂马良“不良”，“滥杀无辜”。指出：“山东青岛，系中国共公之领土，非少数人之私产也。况其地当冲要，为我国沿海第一门户，决不能送于外人。故全国人民，同心协力，誓死上争，拒绝签字，非达交还目的不止”。
1919年11月，日本人挑起“福州事件”。吴佩孚即通电各省：“日人在福州殴击学生，戕杀军警，并枪伤美教员，似此野蛮举动，轻视我国，蔑视友邦，不惟我国士民大动公愤，即各友邦，亦咸不直日人所为，军人只顾内争，不能卫国保民，此对国军二字，未免有愧色矣。师长(吴自称)自上年罢战主和，即为息争御侮起见，国体所关，民命尤重，闻此噩耗，义愤填胸，谨厉戎行，愿为外交后盾。”随后，在《致国务院为敌日之前驱》电文中，吴佩孚明确表示：“倘中日交涉至不得已而诉诸武力……届时敢请联合湘、粤、桂、滇、黔各军，力加整顿，备效前驱”，“移师对外”。
1920年1月19日，日使小幡酉吉奉本国训令，向北洋政府外交部提出山东问题交涉案。要求中日直接交涉，并发正式通牒，逼北洋政府就范。吴佩孚再次打破了北洋军界的沉寂，首当抗日先锋。他上书大总统徐世昌，请他完全拒绝日人关于鲁案直接交涉的照会和阴谋。他严正指出：“今我政府若与之直接交涉，国体何存？人格安在？我国民不惜以牺牲流血之价值，仅博此拒签之余地，若政府遽与直接交涉，是不啻与国民宣战也”。吴佩孚还调动、联合直系诸将领，呈文国务总理靳云鹏，请其“拒绝直接交涉，驳还日牒，以释群疑，而定人心”“切勿为一方权利(指皖系)而牺牲国家领土，勿为一时权利而牺牲青史名誉。”由于吴佩孚的坚决抗争，北洋政府终于未敢直接与日本交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吴佩孚在“五四”时期的言行是与“五四”精神相唱和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对抗的，实有收回山东主权之功。当时的舆论也一致认为吴佩孚的言行是“赤诚爱国”、“大义昭然”。国民党的机关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时评指出：军人吴佩孚的表现具有“卫国御侮的决心”上海百余团体致吴佩孚的电文说：“倘能一本民意以义始者，亦以义终，四亿同胞，固誓为后盾。”陈云说他当时：“是相信吴佩孚的”毛泽东等新民学会派代表赴衡阳请愿时称赞吴佩孚：“自将军以战胜之师，首侣和议，次争外交，继斥安福之祸国，信义昭于中外，愿望洽于全湘。而今近则湘人，远则国人，其视线已尽将军之一身。”蔡和森也曾撰文指出：吴佩孚在五四时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攻击安福、新旧交通系卖国，无论其动机如何，这些行动总像是一个未为国际帝国主义所收买的军阀了。”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了我国东北。吴佩孚在成都“闻报，一夕不寝。黎明，出示电稿，盖抗议倭庭速返关东之地，否则率师周旋”。遂即“趣装北归”，绕道赴京，旨在利用旧部于学忠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的形势，志在抗日，挽回大局。他给日本驻成都总领事馆的电文是：“前既据我东鲁，今又窃我沈阳，人谋虽巧，公理难容”。天津《大公报》记者问他对时局的意见，他振笔直书：“和内攘外”。这些主张都与蒋介石的态度尖锐对立，而恰恰与我党的主张一致。
吴佩孚于1932年1月31日抵北平。国民党华北军政长官张学良来迎，吴佩孚严责张学良不抵抗之罪。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吴佩孚请国学大师章太炎代书申讨通电，义正辞严地指出“故清废帝溥仪，受日人嗾使，于长春就伪满洲国执政之职。警报传来，不胜发指！查东三省自汉魏已隶中国版图，近于‘约法’载明，为中华民国之行省。伪称满洲独立国，实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方今四海横流，国亡五日，佩孚以退处之身，不能默尔”1932年4月，国联调查团成立。中国代表顾维钧陪调查团谒拜吴佩孚。吴佩孚向调查团递交《致国际调查团书》，严正要求“列强应遵《九国公约》，尊重中国主权，确保领土完整。”1935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掀起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一时间，日本特务、汉奸、吴氏旧部，纷纷进吴公馆，拉吴出山作傀儡。吴佩孚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劝驾者，指出：“若另组政府，实国家不幸中之尤不幸矣。”“自治者，实自乱也：自治者，人治也。治其所治，非吾人所谓治也”。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举世震惊的“七？七”事变。吴佩孚身陷虎穴，他决心抗日到底，不惜以身殉国。1937年8月27日，当过民国代总理的江朝宗在北平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并任会长。9月1日，江朝宗拜访吴佩孚。吴佩孚当面责骂江朝宗：“你的年纪比我大，还要落水当汉奸，受万世之唾骂！真是白发苍苍，老而不死是为贼。从今以后，请别上我这儿来！”
1938年7月12日，日本五大臣会议正式批准了“建立一个新中央政府”的建议，并开始酝酿“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加紧建立一个“巩固的新生政权”而便于“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政府”。吴佩孚由此成为日本特务接拢、引诱的“第一流人物”。日本特务土肥原的工作机关因此改称“吴佩孚工作机关”，日本妄图“建立一个以吴佩孚为中心的新政府”，土肥原开展了对吴佩孚大规模的政治诱降活动，并亲自出马与吴佩孚直接交锋。第一次，土肥原说：“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答：“自身不能救，焉能教人？”第二次，土肥原说：“请玉帅出来调停和平，”吴佩孚答：“请贵国天皇及中央介公双方来电，请我出任调停，当然可以。”第三次，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护中日民族问题。”吴佩孚答：“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连东北也在内。”
土肥原连碰钉子，并不死心，精心策划了攻克吴佩孚，“逼其出山”的对策：一是在北平设立名为“南山庄大迫机关”，专门从事“敦请”吴氏出山工作，并调来吴佩孚开府洛阳时代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协助劝吴，利用“旧友关系，日夜在吴身边游说，进言。”二是收买、贿赂、指使吴氏旧部、僚属、汉奸各色人等假借“民意”、“和平”，“万箭齐发地致劝进电”，诸如：“拯大局之危亡，救小民于水火，舍吴公子玉，其谁能之？”叫嚷请玉帅出山“安呼号之苍生。”“结友邦明达停战之好”。三是，利用报纸、广播等工具，大肆制造谣言，似有吴佩孚出山的“事实”，欺骗世人，逼吴就范。而吴佩孚根本不为所动。吴佩孚将自己的寿棺摆在庭院，以表示不出山不当汉奸的决心，史称“陈棺言志”。
1939年1月31日，日本特务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公开说明他对中日和议所持的态度，并给吴佩孚起草了一篇书面讲话稿要其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而吴佩孚却借记者招待会之机发表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谈话。他说：“余过去之行动，足堪证明，余向以维持和平为职责。余在1918年、1922年及1924年三次行动之动机，皆为和平而发。”“恢复和平，必须全面的、平等的，因为我们晓得：‘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刻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的交涉对象。”
1939年2月20日，中共发言人董必武撰文肯定吴佩孚的言行“尚能维系全国人民之望”并鼓励他继续战斗，“发扬其固有精神”、“留取丹心照汗青”、“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吴佩孚真的按中国共产党的期望、全国人民的意愿去做了。他坚持御侮抗日，百折不挠，拒不接受日本特务和汉奸的高官厚禄的利诱和威逼，难能可贵地保持了自己的晚节，虽然最终被日本特务残暴地杀害，却“以身殉国，名垂青史。”国内有的传记说吴佩孚“权衡再三”，“落个汉奸的臭名不值得”，“所以他决定和日本人顶一阵，或许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这种猜测是毫无根据的。就在吴佩孚被害前，他还寄语他的部下“抗战必胜，日人必败”，他还将改头换面的岳飞“满江红”赠给友人曾琦：“甲午耻，犹未雪，民国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扶桑魔窟。壮志饥餐岛夷肉，笑谈渴饮倭奴血。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铁的事实充分证明吴佩孚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吴佩孚，可以认为，吴佩孚作为一个旧军人，尽管他身上有那个时代、那个阶段的烙印，具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做为一个炎黄子孙，他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最优良的品质——爱国主义。他是为国家、民族利益而献身的，因此，他应该同岳飞、戚继光、文天祥、林则徐一样，名列光耀青史的伟大爱国者之列。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对爱国志士无比崇敬，对外来侵略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的无比鄙视，对国家兴亡、民族振兴的无比关心，应当成为今天维护民族统一、自强自立的强大精神支柱和我们伟大国家与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重要精神动力。
(唐锡彤)
试析吴佩孚不作汉奸的根源
崔虹
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6岁即人私塾，1896年22岁时中秀才，后因避祸投军从戎。从淮军聂土成部戈什哈(勤务兵)做起，凭借其秀才的功底，受到曹锟的赏识，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掌握了直系最多的兵力和权力，成为一时枭雄。他镇压京汉工人大罢工，双手沾满工人的鲜血；排斥异己，到处调兵遣将，挑起军阀混战；敌视南方革命政权，叫嚣“先扑灭北方之赤化，然后扑灭广东之赤化”，企图以“武力统一”中国。但正如周恩来同志1924年指出的“近数年来吴佩孚更以北洋正统的号召打倒段祺瑞，赶走张作霖，傀儡一阵黎元洪，然后以先宪后选的手段扶曹锟进了三海，他自己也随即正位直鲁豫阅使，吴秀才这样一气呵成的北洋正统之争，浩浩荡荡地南征北战四五年，似乎北洋正统后横的地盘又可继袁世凯之后而更行扩张了。但这不过是吴秀才一种梦想吧！”
曹锟贿选总统以及直系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日本的支持下也不甘心蛰居东北，图谋控制北京政府。直奉矛盾激化，遂于1924年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争以直系大败，曹锟被俘，吴佩孚逃往南方而结束。此后吴佩孚虽几次试图东山再起，忽尔联合冯玉祥、孙传芳与奉军作战，忽尔联奉反冯，但在北伐军的攻势下，主力被歼于武汉，最后辗转流落北京。七七事变后，日本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试图拉吴佩孚担任全国性傀儡政府的首脑。1938年汪精卫公开投降日本后，日本更是策划“汪吴合作”，甚至提出“汪主政，吴主军，平分秋色”的方案，但最后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被吴佩孚所拒绝。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去世。
关于吴佩孚之死，有多种说法：国民党认为“吴并非因病致死，确系敌威胁利诱，迫其发表拥护新政权宣言，被吴拒绝，乘吴牙疾就医致死。”而日本当局则宣称，“吴系重庆方面收买天津某要人设谋毒杀而死。”无论其死因如何，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虽与其他军阀一样，穷兵黩武，镇压革命，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吴的不出洋，不居租界的口号，表现了他不愿依靠外国人讨生活的性情，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吴佩孚不做汉奸的民族气节，还是应予以肯定的。本文试对吴佩孚拒作汉奸的思想根源做一初步探讨。
(一)
吴佩孚在民族危机关头拒当汉奸，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分不开的。首先，吴佩孚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熟读经书，对孔孟之道极为熟稔。在从幼年到青年的二十余年中，吴佩孚虽曾因父亲病亡中断在私塾的学习，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学业，仍以各种方式坚持自学，为通过科举人仕而努力。1896年他以院试第37名考中秀才，虽不能因此说他旧学根底深厚，但也反映出他对此确实下过一番工夫。在这点上他与响匪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又有着显着的区别。虽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儒家思想已在一些腐儒手中演变成对抗“西学”、阻碍改革的工具，对中国实现近代化产生过较大的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对国家、民族的强调也对国人爱国情操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作为北洋军阀中的“儒将”，吴佩孚喜用儒家的“忠、孝、礼、义”训练部属；在民族大义上，较之其他军阀，吴佩孚也有更清醒的认识。
吴佩孚在军队的训练上，除重视军事教育、操练及军队装备外，还经常以儒家思想训导官兵，要求他们“慕上古之英雄豪杰，诵先哲之训语箴书，善读春秋，力行忠义，方足以致忠邦爱国之志，成谋勇兼施之将”，“为将士道，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他非常崇拜民间的忠义化身关羽和精忠报国的岳飞，动辄以反帝爱国的面目通电声讨皖系、奉系的卖国行为，一时令人以为他是北洋中的“革命将军”。
对自己，吴又提出了“三不主义”：“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不举外债”，虽然有人指责他哗众取宠，但在某种程度上，吴佩孚确实实践了他的信条。
在用人上，吴佩孚拒用亲属，曾亲自下令，吴姓的“天、孚、道、远、隆五世永不叙用。”这种用人观在北洋军阀中还是较为罕见的。
二次直奉大战时，吴佩孚败走天津，在阎锡山、冯玉祥及奉军的三面包围下，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拒绝手下躲人租界，以保安全的建议。即使在牙疾恶化面临生命威胁时，吴佩孚仍拒绝到租界就诊，最终死于家中。
192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打击下躲人四川后，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派其特务机关长与吴接触，表示日方可资助“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帮助吴佩孚东山再起，被吴严辞拒绝。在吴兵败，亟需财力支持的情况下，能做到不为日方利诱所劝，对一个旧军阀来讲，确属难能可贵，这与吴早年所受的儒家教育应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