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固然有一套刻板的方式，就是他的装束、习惯、嗜好，也同样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前清做官的时候，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换上黑色制服。他这种喜欢穿着短装的习惯早已形成，在彰德隐居时是如此，在中南海的时候也是如此，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改变，只有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改穿袍子、马褂。他在夏天穿一套黑羽纱制服，冬天换穿黑呢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矮立领，4个暗兜。他所戴的帽子，夏天是“巴拿马”草帽，冬天是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帽子前面正中镶着一块宝石。他所穿的鞋，夏天是黑色皮鞋，冬天是黑色短筒皮靴。靴内衬有羊皮，靴的两旁嵌有两块马蹄形的松紧带。他由于有轻微的风寒病，所以不愿穿新做的皮鞋、皮靴。他是从来不穿绸衣服的。他的衬衣裤夏天是洋纱小裤褂，到了严冬天气，除了绒小裤褂以外，外穿厚驼绒坎肩一件、厚毛线对襟上衣一件、皮小袄一件、厚毛线裤一条。这时外面的黑呢制服也就都换成皮里的了。不论吃点心还是吃饭，他都是穿着整整齐齐。居仁堂内烧有暖气，温度本来很高，他又穿着这么多的衣服，自然要遍体出汗。因此，在吃完东西以后，往往是腾腾的热气笼罩了他的头部，那样子，好像是刚从浴室里出来似的。
他沿着上嘴唇留着沿口胡子，胡子末梢都突过嘴唇。他吃东西的速度比一般人都快，用大海碗吃面条，几口就可以吃完。他在喝汤或喝稀饭的时候，往往弄得胡子、衣服都沾上汁沥。他又从不用手绢，遇着他擤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他就用衣袖一擦了事。所以，他的衣服上就有很多这些东西的痕迹，看起来很不雅观。为了他的仪容，姨太太们就得将毛巾沾湿，帮他擦拭干净，他自己是从不动手的。他比大家吃得快，吃完了有时候就和大家谈些闲话，说笑一会儿。等到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站起来。有时候就一会儿也不等，吃完以后，立刻走开。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每到炎夏酷热，汗自然流得很多，他却从不自己洗，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就是他的下身也同样是让她们给擦的。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做的木制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他平时不喝酒，只是逢年过节喝一些绍兴酒。他嘴里经常衔着雪茄烟，却从来不抽水烟、旱烟、香烟。特别是鸦片烟，那真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他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独自一人出外巡查，恰恰在一个营盘里发现了一个小军官在偷偷地抽鸦片烟。这个小军官一见是我父亲闯了进来，手里的烟枪没有来得及放下，吓得浑身发抖，立刻翻身下地，跪着求饶。我父亲顿时大怒，亲自用腰刀把他的首级砍了下来。可我们家里，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后来都抽上了瘾。但这些人都是偷偷地抽，绝不敢让他知道一点风声。外间传说他有“阿芙蓉”癖，有的小说甚至还说他每顿要抽八口神仙烟，那实在是无稽之谈。他爱吃药，中药是吃参茸等滋补之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西药只吃苏打片之类帮助消化的药。此外，当时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人奶，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
他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二、三、四3个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他所喜爱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她有着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二、三、四3个姨太太既都是天足，她们嫁到我们家的时候，又都已经成年，要想缠足已经不行了，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于他。其中，四姨太太死在他直隶总督任上，算是少受了一些罪，二、三两位姨太太，却一直到他死，双足才得离开“寸子”。但是，她们刚刚离开“寸子”的时候，却反而不会走路了。
(三)
我父亲整个家庭的家务，主要是由被他宠爱的某个姨太太来经管的。至于我娘于氏，只是个主妇“牌位”，当然很少过问家务，就是他自己，也同样是很少过问的。经管家务的姨太太，每每狐假虎威擅权凌虐他人，但是身受其害的人们，却由于我父亲在给她撑腰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
我父亲规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都要由老的随时教导指点，新的丝毫不得违拗”。所谓早进门的，老的姨太太，实际上就是那个管家的姨太太。前一阶段里大姨太太对二、三、四姨太太的管教，以及后一个阶段里五姨太太对六、八、九姨太太的管教，都是依照着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来办事的。
大姨太太由于骤然间来了3个对手，要分享我父亲对她的宠爱，当然内心很有醋意。因此，她表面上说是教导和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来虐待她们。这3个朝鲜籍的姨太太一旦来到我们这样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里，说话既不利落，又不懂得那一套封建礼法，自然就给了大姨太太很多借口。因此，大姨太太便乘我父亲不在家的机会，常常无事生非，非打即骂，有的时候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为了不让她们有躲闪的可能，还曾把她们绑在桌子腿上来毒打。我母亲左腿的残疾就是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的后果。
按说，几个人被责打得那么厉害，我父亲不可能听不到一点半点，可是他却认为他所定的“家规”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五姨太太也就仍然能够假借“家规”的名义，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于六、八、九3个姨太太非打即骂，特别是九姨太太年纪轻，进门的日子浅，又不懂得什么规矩礼节，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就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太竟然把她的头都打破了。
我父亲在处理家务的时候，还出现过这样不合理的情况。有一次，我在专馆里把石笔研成细末，先撒在讲桌下面，使得前来上课的董文英老师当场滑倒，这种不尊敬老师的行为，本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父亲在听到了五姨太太的报告以后，只把我叫了过去，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好好念书，以后就不给你饭吃！”这个时候，我母亲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便把我叫回自己屋里，重重地责打起来。我父亲不但不认为她管教自己的女儿是正当的，反而很严肃地向她说：“以后你再敢这样打她，我也照这样打你”。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虽是比较马虎，但他对于所谓“男女之防”，还是非常重视的。他的几个姨太太和一切女儿，在进了中南海以后，他从不让再出中南海的大门。由于二姐和我曾多次要求大哥带我们出去玩一趟，大哥无法，才偷偷地把我们带到他在外边的住处——锡拉胡同去了一趟。我们这绝无仅有的一次外出，往返所坐的汽车，是撂下车帘的。在大哥那里听京剧名艺人王瑶卿、王惠芳等人的清唱，也是隔屋子听的。这固然都是大哥的安排，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我父亲“家规”的严厉。就是在彰德老家、在中南海内，他也不准我们任意闲步。二姐和我要从所住的居仁堂到我娘所住的福禄居去，一来一往，都必须坐人力车。这个人力车，无论冬夏都支着车篷，我们坐上去以后，还必须放下车帘。伺候我们这些人的，也只有丫头和老妈，我们所见到的男性，除了自己家里的兄弟以外，就只有一些“跑上房”的男孩子。这和清宫里除了太监以外看不到别的男性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
除此之外，我父亲还在家庭里的称呼方面以及区别姨太太的身份方面，都仍然沿袭着我们袁家的一些不成文的传统“家规”。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们对大夫人都叫“娘”，对自己的生母叫“妈”，对别的姨太太就在“妈”前冠上一个数目字，如五姨太太称为“五妈”。对大姨太太叫“亲妈”是例外，但那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对那没有生过子女的，就冠上她的本性，称为“姑娘”，如“张姑娘”“李姑娘”。姨太太对大夫人叫“太太”。大夫人对姨太太也是冠上一个数目字，如六姨太太就叫作“六姨太”；对那还没有生育儿女的，也是冠上她的本性，叫做“×姑娘”。在生了儿女以后，才称做“姨太太”。七姨太太是例外，但那又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姨太太生了儿子，在满月时，由大夫人发给大红裙子和外褂。当我母亲生二哥克文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准许把二哥过继给大姨太太，所以她们俩人同时穿上了大红裙子和外褂。至于生了女儿的姨太太，就只能发给水红色裙子和外褂。姨太太的娘家人，从来不准当作亲戚来往，就是有人来看望，也是把来人当作“下人”来看待的。
我父亲对待儿女的婚姻，当他和所谓知己之交在私室密谈时，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例如像上面已经谈过的二姐和五哥的婚事，就是在他和端方密谈时订下的。虽然二姐对于这门亲事非常不满意，可是又不敢向我父亲说明。因此，有时她只好偷偷地哭泣。我父亲知道了以后心中不免后悔。但他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悔婚。后来二姐坚决悔婚，那是在我父亲身死之后了。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婚事，有时很明显地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当然，他的所谓知己之交的朋友。其中的很多人都同样是大官僚，他们彼此之间结为儿女姻亲，不可讳言地是想在政治上彼此帮助提携。他为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儿，以他们向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准备把我许配给清逊帝溥仪，他的这一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时谈一下我们家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反应以及我所表示的反抗。
关于我父亲是怎样向清室提出的，又是委托什么人去提的，我们事先都不知道。在他向清室提出以后，有一天，大哥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三妹，我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我听了，大为不满．哭闹起来，一直闹到我父亲的面前。我父亲问明情由，便把大哥说了一顿。后来，他见我还在哭闹。就又有意识地说了一句：“以后我非把你送礼不行”。我听了，更是不依，就哭着说：“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你要把我送礼，我死也不去”。说完以后，扭头就走向一旁，不停地哭泣着。我父亲听了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九姨太太在旁说：“你看她这个样子，孩子不听话还行吗？你还哈哈笑呢！”我父亲接着说道：“就为的是逗她那犯混的样子好玩。她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们家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她那样有勇气的！”当时五姨太太就说：“别的孩子都叫你给吓破了胆了，所以谁也不敢这样。你看她这样的不听话，将来谁娶了去，谁倒霉”。我父亲又笑了起来说：“那也不见得”。
我父亲在提出这门亲事的时候，已经是在自己决定要做皇帝之后了。他既不准备让溥仪复辟，当然他就没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国丈”的地位。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他鉴于在清帝退位的时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清皇族的不满，因而想借此来缓和一下矛盾，从而使他们在自己称帝的时候，不至于公开表示异议。这件婚事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于我的积极反抗。
但是，我父亲对于二哥的婚事，却是另一种方式。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一年他带着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颐和园给西太后拜寿。那时，二哥已经有十七八岁了。西太后接见了他们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聪明的样子，非常喜欢，就提出来要把她娘家的侄女配给二哥为妻。我父亲当时“奏明”我二哥从小已经定了婚，这才作罢。实际上，二哥是没有定过婚的。因此，我父亲在回到天津以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处托人为二哥说亲。当时的条件是，只要姑娘本人好，至于娘家的门第、贫富，都可以不必理论，就这样，定下了刘家的姑娘。刘家很穷，所以陪送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我们家代办的。亲事说定了以后，接着便在天津督署内举行了婚礼。这样，我父亲才算把和西太后所说的谎话给圆上了。
现在谈一下我父亲所定的从姨太太以下的月费的数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费是80元到100元。原来是每生一个孩子，加给月费3元，到了中南海以后改为加6元。二姐和我特殊，月费都是30元。每月月费由“账房”按着房头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当姨太太们需要购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如衣料、首饰等等的时候，总是用一张白纸条写上需用的款数，请我父亲在条上批示，然后再由“账房”将款送来。这种特殊费用，她们总要等到我父亲高兴的时候，才敢拿出条子请他批示，不然是会碰钉子的。还有另外一种要钱的方式，那就是买好了东西，开好了账单，请我父亲在账单上批了“照付”后，再送交“账房”取款。一般说，这种账单的款数都是比较小的。
我父亲所用的“管事的”，主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申明善，一个是符殿青。这两个人都兼管着“账房”的职务。申明善，小名叫小狗，从十一二岁起就在我家当差，人极聪明能干，很能得我父亲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账房”以外，还专门担任着替我父亲“置办”姨太太和丫头的任务。像上面所谈过的六、七、八、九姨太太和在我父亲身边伺候的几个扬州籍丫头，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给“置办”来的。此外，他还兼管“传”戏。我父亲在彰德隐居以及后来在中南海时期，每次唱“堂会”，都是派他一手办理的。除此之外，我父亲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随在身旁伺候的，一共是4个人，申明善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何致祥和马其昌3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和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家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面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就叫他“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明了我父亲以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还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供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的家里把人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