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议和开始后，蔡锷的态度非常明确，极力反对同袁议和，坚决主张北伐。1912年1月20日，他致电孙中山说：“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我再株守和议，大局必为所触动也。伏乞大总统赫然震怒，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袁世凯在和谈中玩弄手法，施展伎俩，提出国民会议议决国体，会议地点应设在北京等。蔡锷极力反对，“国民会议袁世凯于北京开议，又欲省州县公举代表，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设我会议而堕袁之狡谋，定为君主国体，则各省必不肯承认……故此时必无和议可言，惟有诉诸兵力耳”。蔡锷的意见代表了南方一部分革命党人的主张，但不为主流。大部分革命党人、立宪党人主张与袁妥协，促袁反正，利用袁的力量迫使清帝退位，然后举袁为大总统，以迅速结束革命。袁世凯在得到南方的许诺后，一面派其僚属加紧逼宫，一面指使武汉前线统帅段祺瑞等通电赞成共和，向清廷施加压力。对北洋将领此举，蔡锷是持怀疑态度的。他说：“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坠奸计，而误事机”。
由此可见，由于戊戌积怨，蔡锷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把袁世凯作为仇敌看待的，即使辛亥议和，也对袁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二)拥袁不遗余力(1912年3月-1914年10月)
蔡锷拥袁，是从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开始的。他发电祝贺说：“共和成立，五族大同，此后经纬万端，责任尤巨。公宏才伟略，群望所归。接南京电，欣审已宣誓就大总统之职，钦幸莫名，谨肃电贺”。从此，走上积极拥袁的道路，直到1914年10月，才开始流露出对袁的不满。蔡锷拥袁，不遗余力，在民初重大政治问题上，他都坚定地站到袁世凯一边，为袁氏独裁专制政权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1．为袁世凯中央集权摇旗呐喊
袁世凯虽在北京建立起中央政权，但南方各省地方政权，大部分还掌握在革命党人或受革命影响的人的手中，这是辛亥革命后中国形成的政治格局。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利于资产阶级对袁世凯的监督，确保民主共和制度。蔡锷则主张尽快打破这种局面，拥护袁世凯强化集权，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向袁世凯献计说：“在大总统维护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人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即各省都督，眷怀国事，亦岂有自为风气之思。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望早裁决施行，以巩国基，而消隐患”。蔡的建议，正合袁的本意，于是立即发电嘉奖，“旋奉大总统铣电嘉励，无任欣慰”。
蔡锷不仅大力鼓吹加强袁中央集权，而且为袁加强集权效力。1912年6月，袁世凯破坏《临时约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度，不经内阁副署，径下命令，委任王芝祥为南方宣慰使，迫使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有鉴于此，广东都督胡汉民致电蔡锷，提出“联合各省，一致进行，保障共和，监督政府”的积极建议。蔡锷不以为然，复电说：“中央政府如初产婴儿，似以拥护维持为急……非不得已之时，不必过加督责”。他还通电各省都督，拥护袁世凯建立强有力之中央政府。“查我国情势，非筹建强有力之政府不能统一内政”。
2．与袁世凯一唱一和，攻击《临时约法》和议会
《临时约法》是由临时参议院制定的、袁世凯曾信誓旦旦向国人宣誓遵守的一部资产阶级的临时宪法，它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国基础，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各种利益，是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最大障碍，最为袁所不满。他经常抱怨“约法因人成立，多方约束，年余以来，常陷于无政府之地，使临时政府不能有所展布”。蔡锷不仅和袁唱一个腔调，指责《临时约法》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1912年12月17日他就说：“临时政府之疲荼不振，国本动摇，实《临时约法》有以使之然，可为前鉴”。他指责约法不适于中国现情，并把民初的混乱局面皆归之于约法。他说：“光复以来，叫嚣呶扰，牵制纷歧，政令不能厉行，奸宄因而咨肆，未始非《临时约法》有以阶之厉也”。《临时约法》具有临时宪法性质，它规定国会召开后由国会制定正式宪法。袁世凯极力干扰破坏国会制宪，欲使制宪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弃《临时约法》精神，制定一部专制主义的宪法。为此，蔡锷为袁出谋划策，他曾致函袁的秘书长张国淦和派范熙绩、肖坤等进京，建议由袁指定梁启超、杨度等人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一部宪法草案，以起到先入为主的作用。蔡锷还说，此举若遭议会反对，“总统有认为滞碍难行者，通电各省，锷必与各省都督联名抗争，务期达到拥护中央之目的”。这个建议，在当时革命党人还有一定实力的情况下，袁世凯也认为过于偏激，虽然也想了不少办法，力图控制制宪权，但最后还是遵从《临时约法》，由国会制宪。蔡锷拥袁，可为卖力。
国会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当选的国会议员，大多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信奉民主真蒂，依据《临时约法》赋予的立法权、同意权、弹劾权等，对政府“严明监督主义，以期国家进步”。国会合法行使职权，屡遭袁世凯攻击，“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在国会与袁世凯的斗争中，蔡锷总是站到袁世凯一边，主张扩大总统权力，削弱议会之权，“大总统不可不有解散议会之权”，“任命国务员不必求国会之同意，夫国会监督政府，其要点在有弹劾权，事前之同意，实属赘疣”。1914年1月袁世凯下解散国会的命令，事前经过蔡锷任审查长的审定，并冠以救国的美名下达。在宪法与国会问题上，蔡锷与袁世凯的政见完全一致，且上呼下应，配合得十分默契。
3．处处事事袒护袁世凯，压制、打击国民党人
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民国元年八月改组为国民党)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虽然其本身有许多缺陷和不足，但它不失为一个比较坚定的资产阶级政党，是民初维护辛亥革命成果、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主要力量。蔡锷虽一度和革命党人合作，取得了云南重九起义的胜利，但他在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处处事事排斥、压抑同盟会(国民党)，袒护袁世凯，甚至不惜以武力配合袁世凯，镇压国民党，成为袁世凯的政治帮凶。
1913年2月，国民党取得了第一届国会选举的胜利，参、众两院均为多数。国民党选举的胜利使袁世凯大为震惊，派人于3月20日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枪杀于上海车站，由此酿成“宋案”。不久，“宋案”大白于天下，国民党人纷纷揭露袁世凯的罪恶行径。蔡锷虽然也承认宋教仁“奔走国事有年，缔造共和，着绩尤伟，其学识宏通，尤今不可多得之才”。但对杀宋的主犯袁世凯不置一词，却要国民党人“勿侠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宋案”尚未解决，善后大借款事又发。4月26日，袁世凯不经国会同意，私自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刻的善后大借款合同。消息传出：国民党人怒不可遏，对袁氏大张挞伐。蔡锷不论事非曲直，一味袒护袁世凯，“对此危机，舍借款还债外，别无急治标之方。政府此举。凡在内外，当予宽谅”，“借款系政府万不得已之举，且条件已经前参议院通过，并非政府违法，无反对理由”。
“宋案”、善后大借款的连续发生，袁世凯的违法行径、独裁专制野心的一次次暴露，使国民党人再也忍耐不下去了。7月12日，李烈钧在湖口讨袁，7月15日，黄兴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爆发。二次革命爆发后，蔡锷立即向袁世凯献计说：“添重兵驰赴各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他对讨袁军大肆攻击，甚至一改昔日仇视《临时约法》的常态，给讨袁军以“割据”“叛乱”的罪名。他发表通电说：“民国宪法尚未篡定公布，则《临时约法》自应遵守。今以约法规定领土内宣告独立，形同割据，是谓破坏统一”，“讨袁之名，断难成立。谓袁有政治罪过耶？则责任在国务员，讨袁之事，更属悖谬”。为帮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蔡锷还曾组织滇、黔、蜀三省联军，“拟出师三镇，以为官军声援”。二次革命末期，他还派兵入川，镇压熊克武讨袁军。
蔡锷拥袁，历历在目，迹迹可考。蔡锷拥袁，直接关乎于民初政局。由于他的积极拥袁，增强了袁世凯的政治、军事实力，民主制度、民主力量过早地被袁扼杀，袁世凯军阀专制政权得以迅速确立。而这一切，又使袁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助长了其称帝的野心。所以蔡锷拥袁，在客观上对民初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1916年1月，梁启超在致蔡锷的信中，对他们民初几年的活动进行反思，“当思辛亥以还，非吾侪党派轧轹，意气相陵，何至两派俱伤，使夫己氏匿笑而坐大”。同一时期，进步党下层党员反思的更为明确彻底，“吾党四年以来，拥护袁氏，断送国家应速忏悔”。其中，也流露出对其领袖人物梁启超、蔡锷的不满。
蔡锷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他为什么这样倾心拥袁？我们认为：
首先，蔡锷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仇袁、拥袁以及后来倒袁都是为了爱国。他仇袁、反袁、倒袁是爱国之举，无须说明，怎么拥袁也是爱国呢？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南北统一。蔡锷认为，袁世凯是中华民国的象征，拥护袁世凯就是拥护国家，拥护统一。既然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那就应该支持他、扶持他，依靠他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一个强大的国家。正如他所说：“总统当国家行政中枢，负人民负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陷国家于不振之地”。所以他一心一意地拥护袁世凯搞建设，最怕中国出现内乱，由内乱而引起外国干涉，以陷国家于不利之地。二次革命他支持袁世凯镇压国民党就是如此心态，“外人谋我方急，正利我有内乱，以实行瓜分毒计。赣事不幸，竟致决裂，阋墙衅起，外侮将乘，哀此神州，陆沉可惧”。“我国自改革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破坏”。蔡锷这种心理，是辛亥革命后人们普遍要求社会安定的共同心理。革命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建设国家，而不再是革命。所以二次革命中，几乎整个资产阶级都站到了袁世凯一边。蔡锷拥袁，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袁世凯拥有一定的军政实力和统治经验。他在清末练就了北洋军六镇，新政中革新政治，发展经济，政绩突出，赋有统治经验，被许多人认为治理中国非袁莫属。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虽然在政治上不断破坏《临时约法》，打击、镇压革命党人，加强独裁专制政权，但在经济上也制定了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加上袁善于欺骗，一而再、再而三地声明拥护共和。因此，许多人被其迷惑了，一时识不清袁的真面目，把治理中国、发展中国的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孙中山曾在一个时期就是这样认识的。他说：“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练、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蔡锷更视袁为“近代伟人”，“宏才远略”，因此，“想带着袁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蔡锷如此，梁启超、严复、张謇等也莫不如此。梁启超认为，“袁氏本自有相当之势力，苟能善用之，诚足以致中国于治强”。严复也曾说过，“顾居今之日，平情而论，于新旧两派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这么多伟人、名流都曾拥袁，对蔡拥袁就不难理解了。
再次，蔡锷拥袁，还与其忠实执行进步党的大政方针政策有关。进步党是以梁启超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右翼政党，由清末立宪派转化而来，该党虽然也有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蓝图，但在民初，在袁世凯北洋势力、国民党、进步党三大政治集团中，该党的斗争策略是拥护袁世凯，建设强大的中央政府，依靠袁世凯进行温和的、渐进的改革，而把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视作“祸国派”“暴烈派”，作为第一大敌人而打击之。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受梁思想影响颇深，自然为进步党人，且任进步党本部名誉理事和湖南支部的支部长，不仅是进步党的领袖性人物，而且是进步党中的实力派。所以，虽然他和国民党的领袖黄兴有着较好的个人关系，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忠实执行进步党的方略，拥护袁世凯，反对国民党。二次革命前，黄兴等曾约蔡锷与其一致行动讨袁，他不但不响应，反而向袁作了汇报，“闽、湘约滇，亦未应，复电斥之”。其拥袁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最后，蔡锷拥袁，是辛亥革命后一种民族心理的具体表现。即辛亥革命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宪法、国会、总统、内阁等全部移植过来，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政治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反袁的锐利思想武器，这无疑是进步的。但对整个民族来说，由专制而骤易共和，儒家文化、传统观念、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在人们的思想中还占有相当的位置，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袁世凯则较好地把握利用了这种民族心理，战胜了国民党人，确立起专制政权。他曾说：“虽易帝国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议会者尚轻，使为国家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唤散，恐为大乱所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