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通俗歌曲唱得很好：“三分靠机遇，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它清清楚楚地道出了要避祸求福，必须从自身做起。试想若秦王仅仅依靠世袭的王位而不积极进取，怎能保住其王位？固然，“拼”不是蛮干。要想拼成功，必须通晓大道，透析人生的根本道理，不以物喜，不以己忧。即不以个人贫困富贵高贵卑贱而忧喜于心，而要时时心胸开阔。
孔子穷困于陈、蔡之间，七天没吃上干粮，煮的野菜里没有米粒。宰予疲困饿乏，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和子贡一同说道：先生被放逐于鲁国，隐居于卫国，在宋国一棵树下习礼被人砍倒树，而今在陈国、蔡国又遭遇这样的困境。要杀先生者无罪，辱先生者不禁，先生却载歌载舞不断，先生不知羞辱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吗？颜回无话以对，将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不高兴地推开琴，喟然叹道：“仲由和端木赐是小人呀！要他们俩来，让我告诉他们这其中的道理吧！”
子路和子贡进来后，子贡先说了一句：“像我们现在，算穷困了吧。”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呢？君子通达于道义为真正通达，穷困于道义才真正穷因。现在我们紧守仁义之道，因而遭乱世之患，理应如此，怎么叫穷困呢？反省自己无愧于道义，临难而不丢掉品德，就无所谓穷困；而等待大寒到来，霜雪降下，松柏旺盛的生命力才能得以显现，从前齐桓公有得于出奔莒国，晋文公有得于出亡曹国，越王勾践有得于会稽之耻，在陈国、蔡国遇困境，对我或许是幸运呢！”孔子说罢端庄肃穆地重新操琴，子路闻弦英武地拿起盾牌起舞。子贡懊恼地说：“原来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也。”
学习孔子，像他那样分析生命的意义，辩证理解穷达祸福，无论何时都坚定生活的信念，岂不就使自己的心境一直都保持平静？从而祸患自然消解，福气自会常常伴随着你。
一个人要想把握自己的命运，就要积极进取。常人皆知儒家思想是人世哲学，鼓励人积极进取；事实上道家的“无为而治”也未尝不是拼搏的一种策略，只不过没被一般人所看破。所谓“无为而治”并不是坐以待毙，它是东方人所特有的一种极睿智的思想，它的博大精深蕴藏于冰山之下，不挖掘就难以见其“庐山真面目”。老子不是说：“明道若昧，明道若退”吗？表面消极而内心进取，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处世的原则。始皇嬴政在亲政之前便是如此。
“无为”只是叫政敌迷惑，制造假相来迷惑他们，并非真的无所事事。暗中积蓄着力量，以达到无不为的境界。若始皇嬴政在后期治国上能采用“无为而治”的方式，秦国专制统治的命运就是另外一种结局了。
敢作敢为，天下为先
平庸之人因为缺乏自我挑战的精神，无法获得成功。或者说，平庸者缺乏敢作敢为的气魄，时常令人不耻。平庸的人没有争议，而干一番大事业的人必然被世人褒贬不一。尤其是执有定见，惟我所为的人更是如此。
青少年之时的曹操，时人对他的看法就颇为不一。有关他的为人德行，为许多人所不屑，认为他是朽木不可雕也。
但也有完全不同的评价：说他与众不同，将来必成大器。如为当时俊杰的汝南王俊曾说曹操“定天下者，舍足下而谁？”
南阳何颐，见了曹操，也曾感慨：“汉家气数将终，得天下者，必斯人矣。”还有颍川李瓒，乃党人首领李膺之子，曾为东平相，弥留之际对儿子李宣说：“国家将乱，天下英雄无能胜曹操。张邈是我的好友，袁绍是你的外亲，但也不能投靠，只能投靠曹操。”嘱子照办，果真应验。
同为曹操，时人对其看法却是如此不一。无论作风、性格、精神，英雄见其神武、德者见其奸诈、智者见其权变、厚者见其忌刻……或许这就是许劭的千古“定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一治一乱，一能一奸，因时而变，料定曹操既流芳百代，又遗臭万年。但是曹操的所作所为，一般是不顾身后事的。如曹操在政治方面，为了使自己拥有优势，不避奸臣之名，力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把汉献帝视为一面旗帜以号令天下。
在待人处事方面，曹操也从不规避自己的奸诈风格。如曹操曾对人说：“谁欲害我，我就会心跳。”为论证他说的这些话，他叫一侍从官，“你身上藏着刀到我跟前，我就说心跳得厉害，然后抓住你，从你身上搜出刀。如果我惩处你，你别说是我要你干的，我会厚赏你的！”侍从官照办，结果免不了被杀头。
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后，献帝完全被曹操所掌握，曹操对自己代汉的意图，却一直是讳莫如深的。献帝都许前后，侍中太史令王立曾屡次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替火德的是土德，魏帝承继汉位，能曹性能安天下，只要委任曹氏就行了。”曹操听说此事后，让人带话给王立，说：“知道你忠于朝廷，但是天道深远，希望你不要多说！”曹操其时羽翼未丰，对于这一类称说天命的言论，自然必须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
随着献帝傀儡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曹操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他代汉的意图，这招来了他的政敌的不断攻击，如周瑜骂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刘备说曹操“有无君之心”，说他“欲盗神器”。
若对此不作任何辩解，曹操不仅可能丧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并且很可能会成为四方诸侯“清君侧”的对象，也会受到内部拥汉派势力的反对。赤壁之战遭受挫折后，开始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刘备、孙权虎视眈眈，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将心怀他谋，乃曹操的心腹大患。
在这种情况下，内外政敌乘机加强了宣传攻势，说曹操有“不逊之志”，企图动摇他的政治根基，有人甚至干脆要求曹操交出兵权，以削减曹操的政治实力。为了反攻政敌，安抚内部的拥汉派势力，继续保持自己“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曹操不得不将自己代汉的意图进一步深埋起来，而特别强调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十二月，曹操特地为此下了一道《让县自明本志令》。该文篇幅较长，大致上划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从自己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写起，说当时因自己不是隐居山林的知名人物，担心被世人看作平庸之辈，所以只想做一个有作为的郡太守，以此扬名于世。后遭豪强忌恨，称病回乡，避世隐居。被征召为都尉，又升任典军校尉后，目标有所放大，但也只是想封侯做征西将军，死后好在墓碑上刻上“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几个字。
总之，旨在表明自己年轻时就没太大的志向，而且只想匡时济世，为国立功，并没任何个人野心。
第二部分回顾举义兵、讨董卓以来的经历，说明在起兵之初志望依然很有限，后来实力有所增强，又成为制止袁术称帝的力量，同时为国家、为大义心甘情愿地背着生死危险，消灭了袁绍、刘表，从而平定了天下。如今身为丞相，作为臣子，地位的尊贵已达到极点，已超过了原有的志望。言外之意是，自己不会再有什么野心了。最后结上一句：“假如国家没有我，真不知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王。”意谓自己为阻止别人称帝称王做了很大贡献，既不准别人称帝称王，自己又怎么能称帝称王呢？
第三部分正面表明自己忠于汉室，并无“不逊之志”。先以春秋时齐桓公、晋文公兵势强大但仍能尊奉周室自比，继以周文王得到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然臣服弱小的殷朝自喻，接着表达了对乐毅和蒙恬的深情钦佩之情。
乐毅是战国时燕昭王的大将，曾率燕、秦、赵、韩、魏五国军队攻下齐国七十余城。但昭王死后，遭受昭王之子惠王的猜疑，被迫逃往赵国。
蒙恬是秦始皇时的名将，率大军北击匈奴，但秦始皇死后，却被丞相赵高和秦二世胡亥逼迫自杀。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依然效忠燕国、秦朝。曹操举例说的，意在说明自己一来世受汉恩，二来汉又无负于己，那么自己对于汉室的忠心，就更是毋庸置疑的了。
接下来，曹操深层阐述自己得到汉室信任已经超过三世，以及自己如何忠于汉室，不仅要对世人宣说，还要通过妻妾去向别人宣说，并称这些都是自己的肺腑之言。
最后还引了周公金滕藏书的典故，来说明白己为什么要如此不厌其烦地表露心迹。“金滕”是一种用金属封口的柜子。《尚书？金滕》载，周武王病重，周公向祖先祈祷，愿代武王身死，祷毕将祷词藏于金滕之中。
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周公辅政，其弟管叔、蔡叔造谣说成王将由周公取代，周公为避嫌而出，居东都洛阳。后成王打开金滕发现了祷词，明白周公诚心，又迎回了周公，让他再次执政。
曹操在这里以周公自比，表明自己写这篇文章的意图就像当年周公存金滕之书以备考查一样，目的是为消除人们的疑虑和误解。
第四部分针对政敌的攻击，意志坚决地表示：他不能放弃兵权，返回他的封地武乎侯国去，这既是基于对自身和子孙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打算，他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不仅如此，他还预备接受朝廷对三个儿子的封爵，把它当作外授，作为“万安”之计。
接着笔锋一转，抒写对于古代贤士介之推和申包胥功成身退、拒不受赏的高贵品质的敬仰之情，表示自己虽有“荡平天下”的功绩，然而封兼四县、食户三万，内心依然不安。最后宣称：国家还不安定，他不能够放弃政权；至于封地，他是可以退让的。并具体提出他愿将所封四县交出三县，食户三万减去二万，以减少别人对他的诽谤，同时稍稍减轻自己所负的责任。
曹操在这篇令文中，在很多地方说了实话。不过，曹操处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为了长远的统一大业，实行韬晦之柔，对自己的政治意图做了一些隐饰，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表明了稳稳抓住兵权和政权，同政敌坚决斗争的决心，从统一大业这个大局来看，也是值得肯定的。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冬，曹操得到孙权的配合，赢得襄樊大捷，孙权给曹操上书，称说天命，劝曹操当皇帝，自己情愿称臣。曹操读罢来信，将信出示群臣，说：“这小子竟想让我蹲在火炉上去挨烤啊！”
汉朝有火德王，故此以火炉比汉朝。曹操之意，即他如以魏代汉，必然招致来自各方面的反对，就像在火炉上挨烤一样。说这话的目的一是为了表明孙权的真实用心，二是为了试探一下群臣的意向态度。
曹操的用意群臣自然心领神会，于是文官以陈群、桓阶为首，武将以夏侯悼为首，纷纷劝进。这些人劝进自然都不无阿附曹操之意，但对曹操代汉称帝条件的剖析，大抵还是比较客观的，比如说献帝只剩下一个皇帝的名号，汉朝已一无所有，说的就是事实。但曹操早已成竹在胸，听完大家的建议，冷静地说：“‘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如果天命在我这里，我就做一个周文王得足矣了！”“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出自《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只要将《尚书》上说的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风气方面，以政治也就是参与了政治，为何只有做官才算参与了政治呢？曹操引用这句话，意在说明只要掌握了实权，对皇帝这个名号就可以不作计较。然后明确表示，即使做皇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他也不当皇帝，而要像当年周文王给周武王奠定基业那样，积极创建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去做皇帝。
曹操这句话，事实上已经表明了长期隐埋在他心中的代汉意图，只不过最后一步他不想自己完成，而要由他的儿子来完成。曹操自己为什么不称帝呢？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其一，孙权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劝他称帝。
一来，孙权认为这样做可以赢得曹操的欢心，从而实现吴、魏之间的和好，自己就可抽出身来专心致志地对付蜀汉。襄樊之役中，孙权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回荆州，从背后袭杀关羽，虽然帮了曹操的大忙，但却得罪了刘备，中断了吴、蜀之间长达十年的联盟关系，这时他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缓解同曹魏的矛盾，否则就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
二来，孙权认为曹操若真的称帝，就会再次招来拥汉派的强烈反对，从而陷入困境，削减对吴国的威胁。因此，孙权貌似恭顺，实则是在使坏，曹操看穿了孙权的意图，不会轻易受骗。
其二，从当时情势看，如果贸然称帝，确实会给政敌和拥汉派势力增加攻击的理由，使令让自己陷入政治上的被动。综观曹操的一生，内部的反叛大都发生于他做魏公、魏王之后，这是极能说明问题的。所以，继续维持献帝这块招牌，对于安抚拥汉派，巩固内部，仍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其三，至少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起，曹操一再“自明本志”，说自己绝无代汉自立之心，言辞忠恳，说了将近十年，现在若突然变卦，否定自己，必须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名节，不如一如既往，将戏演到底为好。
其四，更重要的是，曹操是讲求实际，只要掌握了实权，并不怎么看重虚名，“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一语充分反映了他的心思。
此外，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已六十五岁，估摸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也可能是他不愿称帝的原因之一。
曹操不当皇帝，是从策略上全面权衡得失后才做出的决定，是一种聪智而谨慎的谋略。曹操自许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似乎是对他自己一生的功勋地位做于一个总结和评定。
在此，我们想强调的是：曹操不当皇帝，是因为他知道大家已经给足了他面子，他退一步，面子会更大。
果断决策，抢占先机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只用兵之法，就是谋生保家，随机应变也是弥足珍贵的。而随机应变，首先必须有一种“审时度势”的能力。审时度势主要是要求人们认清客观形势，仔细观察事物发展过程中显露出来的机会。审时度势是一种认识，运用这种认识是为了“把握时机”。“谋董卓曹操献刀”是三国中一个非常动人的谋略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曹操就体现了一种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化险为夷的能力。汉灵帝死后，董卓专揽朝政，引起了满朝文武的愤恨。当时任骁骑校尉的曹操，自告奋勇，从司徒卫允那里借来一把宝刀，前去刺杀董卓。当曹操身藏宝刀来到相府时，见董卓坐在床上，吕布站在一旁侍卫。
过了一会儿，吕布出去牵马，曹操认为时机已到，正想拔刀刺杀，但转念一想，董卓力大，正面刺杀不易得手，于是曹操没有莽撞行事。无奈董卓身宽体胖，不能久坐，便躺在床上，并面向墙壁。
曹操见机不可失，急掣宝刀在手，正欲行事，不想董卓仰面看到衣镜中，看见曹操在后面拔刀，连忙转身问道：“你要干什么？”这时吕布已经牵马至屋外，曹操见大势不妙，急中生智，持刀拜跪说：“我有一口宝刀，想献给丞相。”献刀之后，曹操就出门逃之夭夭。
人若要成就大事业，就必须冒大的风险。而行动在风险之中，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各种意外的情况，都需要在瞬间作出抉择，转换原来的意图和行动方向，这确实难度很大。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顺情变意，急中生智，才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随机应变，首先是随机，包含了借题发挥、顺水推舟、将计就计之意。持刀行刺，顺势改为跪地“献刀”，这是借物随机。随机应变，其秘诀就在于顺从自然，因时、因势、因情、因敌意而灵活变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