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成大事者没有一帆风顺的，总会经历挫折与磨难。能笑对人生，不畏失败，敢作敢为的人才能建功立业，为人瞩目。勇气能荡平前进路上的羁绊，发挥自身的优势，主动创造条件，保持一颗进取的心，战胜困难，勇敢前行，就能使人获得非凡的成功。
修炼内功，提高德行
耶律楚材出生在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1190年)金朝中都燕京(今北京)的一个世宦人家，他的父亲耶律履，原是金代的学者，因其品学兼优，做了宰相，即尚书右丞，权力极大。
耶律楚材生活在动乱的社会中。那时，整个中国正处在元朝大统一之前的各国纷争阶段，大金国为最强，其盘占中原，统治着北中国。但它的鼎盛时期已过，国势一年不如一年。南宋王朝虽是偏于江左，但一刻也没忘记北上收复失地，时常地向北方挑战。立国甘陕的西夏，也对称霸中国怀有野心，趁势与南宋交结，在西北方向侵扰。真是诸强对峙，战事频传。
此时，金国西北部的附庸蒙古族也乘机崛起，铁木从自被本部族推选为首领后，经过连年的征战，统一了蒙古。金章宗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成为全蒙古的“汗”(皇帝)，尊称成吉思汗，是为元太祖。这个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方不断地向金国发动进攻。金国对其咄咄逼人之势难于应付。
成吉思汗的蒙古军事政权建立后，靠着其强大的军事实力，逐步向四邻征战。为了免于受到西夏的牵制，成吉思汗决定在攻金之前，先用兵西夏。公元1205-1209年间，成吉思汗对西夏攻伐三次，大大地削减了西夏的力量，使之再没有出外征战的能力了。
随后，经过一番周密部署，从公元1211年起，成吉思汗便大举进攻金国。已走下坡路的金国因为一直意图谋反南宋，怎会是成吉思汗的对手，蒙军“所至都邑，皆一鼓而下”、“凡破九十余郡”，直到兵临金国中都燕京城下。
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五月，围攻燕京年余的蒙军，一举攻破燕京，右丞相完颜承晖自尽殉国，耶律楚材眼见金朝的大势已去，于是，在城陷之后，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空怀经天纬地的才能绝迹于世，弃俗投佛，在万松老人门下钻研佛理，一去三载。艰难的时世，炼就了耶律楚材，他等待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实现壮志的机会。
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机会终于来了，成吉思汗既定燕地，他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此时，他听说了耶律楚材是位难得的人才，并且又是被金国所灭、与金国有世仇的原辽国宗室后裔，便遣人求之，询问治国大计。耶律楚材虽然修身养性，过着隐居的生活，但是，他时刻也没忘掉干戈扰攘、生灵涂炭的神州大地，极想依仗靠山，伸出双手去换救水火中的芸芸众生。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接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他二话没说，即刻应召前去，以便使自己的盖世才华得以发挥。成吉思汗十四年(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的军队，在对自己的宗主国金国实施了接二连三的痛击之后，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于是，除了仅用小股兵将继续对中原金地侵吞外，集中精锐部队，进行了着名的西征，进攻花刺子模国。
在进军花刺子模国战争中，耶律楚材曾力主并掌管在塔刺思城(在西辽都城虎思窝鲁朵西)屯田。这个地方是中西交通的要塞，且土地肥沃，经济发达。这一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举措，对于只知道打仗，侵夺财富的蒙古军事贵族来说，意义深远。蒙古军也正是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
成吉思汗病逝于公元1227年冬。按照蒙古国的惯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分得其父的直接领域，即斡难河及客鲁连河流域一带蒙古本部地方，并且代掌国政，乃为元睿宗。
公元1229年，睿宗拖雷已监国两载，按照成吉思汗的遗沼，帝位应传诏太祖其三子窝阔台，蒙古到了太宗时代。
蒙古帝国进入奴隶制社会于成吉思汗时期，窝阔台即位之后，其管理的疆域，多为已经进入封建社会的北中国，因此，这位少主在整治国家上显得力不从心，并且应兴应革的事过多，真是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此时，全靠耶律楚材尽心竭力，定国策，立担章，出台了一系列当务之急的法令，加速了这一民族的封建化进程。
颁发法令之前，首先制定了既往不咎的政策，对那些因法律不明，而误触法网，按当时的老规矩必杀无疑的百姓们，不追究法律责任，或给予从轻惩处。这是抑制蒙古一向滥杀，因获某种罪过而死者不计其数的最有效方法。同阁的一些臣僚嘲笑他，说此举实过迂腐。耶律楚材不为所动，力排众议，反复而耐心地把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讲给太宗听，终得圣准。此项政策的实施，稳定了人心。
接着，耶律楚材便制定颁布了十八项法令，成为官民遵照执行的标准。包括官吏设置、军民分治、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这些参照了中原先进制度并列为蒙古国策的法令，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决断，对后来正式确立的元代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如实行军民分治后，军职不得干预民事，国家直接掌管军队，这样，不仅遏制了军官的骄横狂妄，同时也打击了分裂割据的权势，保证了国家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此项法令，一直作为元朝的一项基本国策。
蒙古贵族崇尚武功，根本没有税制观念，若这样发展下去兵虽强但国却贫了，但他们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以近臣别迭为代表的人主张，以牧业为主来保证国用，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耶律楚材竭力反对这种将燕京农业地区变成牧场的落后措施，他深知如今的蒙古国已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理应实施汉法，大力发展农业，如果保守地强调畜牧，是狭隘的、不合国情的落后政策，他直截了当地给太宗算了一笔账：“陛下马上要南征金国，军需从何而来？仅靠畜牧是远远不够的。假如发展燕赵的生产，以地税、商税，及盐、酒、冶铁、山泽中可以获利50万两银，8万匹帛，40万石粮食，足以供给南征，这不远胜于变农为牧吗？”窝阔台经过认真思考，认为颇有道理，便命耶律楚材全权筹划，实施征税制度。
由于法制的健全和实施，国家日益兴旺起来。
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中国被金国统治了近120年，到此结束。蒙古灭金之后，三权鼎立的局面终于结束，形成了长江以北的蒙古和长江以南的南宋对峙的态势。
公元1257年，南宋政权终于在蒙军的铁蹄下宣布灭亡。
蒙古灭宋，统一了中国，后来蒙古军还远征欧洲，使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军事大国。当时，耶律楚材的智谋起到了特别大的作用。
从耶律楚材跟从成吉思汗始，“以儒治国”的思想，在他的言行中全都显露出来，如在成吉思汗时代对于单纯崇武思想所进行的批驳；太宗登基按君君臣臣的思想确定尊君抑臣的朝仪；逐步铲除屠城杀掠的陋习；施以仁政与百姓等等。耶律楚材的这些政治主张逐步得到了推广和实施。好在窝阔台是比较开明的，对耶律楚材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基本上他是赞成的，这使得耶律楚材在战火平熄之时，加快了自己主张的以儒治国的步伐。
耶律楚材崇尚儒术，力倡教化，当务之急便是网罗人才，积极宣传。他遣人寻得孔子五十一世孙孔元措，奏请袭封为“衍圣公”，下谕收集旧礼乐人员，设置太常礼乐吏官。招徕名儒梁陟、王万庆等人，到东宫宣讲儒学，使大臣子孙受读。
此外，还在燕京等地修建编修所、经籍所，宣传孔孟之道，开展文化教育活动。耶律楚材收集到周、程、张、朱等理学书籍后，在燕京创建了“太极书院”传授理学。耶律楚材实行这些政治举措，卓见成效，对于已成为维护蒙古国统治的官方哲学——儒学最高统治者给予极多的赞赏。
窝阔台汗九年(公元1237年)，太宗听罢耶律楚材“制器必用良工，守成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恐未易成”的上奏后，当即宣布“我可任儒者为官”的旨令。耶律楚材接旨后，详细制定了经义、词赋、论三科的校试方法，命宣课使刘中、杨奂等人到各地选拔儒生，这一年始得士子四千余人。由于大批的儒生入仕理国，加上耶律楚材反复的倡导，不但大大地改变了官员的文化结构，而且有力地促使了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儒家学说为统治阶级提供的一整套攻心御人的统治之术，耶律楚材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蒙古帝国的倡导和实施，对于完善统一后的元朝国家机制，统一全国的思想意识和蒙古民族的发展，都有着相当大的作用。
耶律楚材不仅在政治、军事活动中具有远见卓识，而且在经济改革、理财富国方面，也时刻表现出略胜一筹的谋略思想。
耶律楚材竭力主张轻徭薄赋，目的是减轻百姓的负担，从根本上壮大国家、巩固政权。耶律楚材还着手制定了有关手工业、商业和借贷等项规定。
在商业方面，耶律楚材还在“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方面，制定了不少规章制度，对促进经济发展极为有利。
通过耶律楚材的努力，蒙古统治者很快建立了适合中原地区高速发展的封建制度，平定了战乱的破坏创伤，把封建经济推向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耶律楚材历仕成吉思汗、拖雷和窝阔台三朝，长达30年之多，一直是君臣相得，他在从政治国上有一句名言：“兴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事无巨细，只要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他都极泽巧谏，运用其智慧和谋略，力争得以实现。即便是涉及到君王个人，也概不例外。
治国需要雄才，安邦需要智慧。耶律楚材是极其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人才，出山之前他并没有什么骄人的成绩。但被重用后，授予权柄，在政治舞台上导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的“话剧”，凭借骄人的业绩，卓着的功勋，得以提拔重用，在世人心中留下了极好的口碑。
天生我材必有用。只要你修身而提高德行，迟早有一天会受命于天，担任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到那时，名誉、地位、财富都已不在话下，应有尽有，就像前苏联故事片《列宁在十月》里的主人公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其实，人追求一点功利也是应该的，但不能急功近利。换句话，我们所强调的，是从内功练起，修炼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然后水到渠成地获得一切。
对于太宗窝阔台，史书上称他的功绩“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牛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这里或许有言过其实之处。毋庸置疑的是，这与耶律楚材的智慧计策和精心辅佐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忠臣能臣，明君再明也难以取得显赫的成就，耶律楚材事三朝，君立并在每朝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的确才华出众。
时机成熟便出手
所谓“成事在天”，是指成就事业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这句话的立足点是“谋事在人”。秦王嬴政未登位之时，由于狠毒专权，赵氏太后欲合伙谋害秦王嬴政，而立他们的私生子为王，嬴政必须对严峻的命运做出抉择：若任其为之，不做任何准备，则很可能会为狠毒所害；如下手过早，自己羽翼未丰，实力待充，对手就能很容易打败自己。因此他决定暗中防备，早做准备，等待时机再行动。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处处留心，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多余。
秦王嬴政不是听天由命的软弱主儿。他不动声色，积蓄力量，伺机动手，打算将赵氏集团一网打尽。主意已定，行事就有了明确的路线，也就等于把命运握到自己的手里了。秦王赢政二十二岁时，他从国都咸阳跑到祖庙所在地旧都雍，举行了加冠礼，就留在雍的蕲年宫。哪知此时恶毒的赵氏却先发制人，他盗用了秦王和太后的玉玺征发军队出兵攻打蕲年宫，想一举杀害秦王。
秦王嬴政早有提防，身边的卫队拼力奋战，来犯的秦军有一部分散去，另一部分反戈。年轻的秦王命昌文君、昌平君二人发兵攻击赵氏的队伍，两军交虞于咸阳效外。秦王嬴政军队斗志旺盛，“斩首数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战中，亦爵一级。”赵氏所征调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一交锋就溃散了，这也是邪不压正的必然结果。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搞分裂、搞动乱，总是不得人心。
与赵吕的斗争中，年轻的秦王，并没有听天由命，而是主动出击，避祸求福，这是一种态度。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使他一生都能把握机遇，创造出无人可比的业绩。从秦王成功的具体事例我们不难感悟到这样一个道理：成功须从自身做起，即“谋事在人”。
《诗经》中说：“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悔予！”意思是：趁着天晴没下雨，取些桑根皮，修补旧窗户，看他巢下人，谁敢欺侮我！据有关专家考证，这首诗是三千多年前的周公写给他的侄子周成王的，希望他勤政，努力办好国事，不要粗心大意，以免招来内乱外患。
此诗为历代名君贤臣所推崇，孔子赞扬这是首好诗，他说：“讲得对啊，把国家大事都办妥了，谁还敢欺侮他。”孟子也说：“在国家太平的时候不做些准备工作，而只贪图享乐，这其实就等于自招祸害。”明代的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也说：“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这首诗给人的启迪是：但凡干大事，总要有所成败，而成败也就关乎着一些个人的命运问题。所以，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多操胜券，古往今来高瞻远瞩的谋略家，无一不是运筹帷幄。虽说时常出入于九死一生之中，仍能悠闲自得毫不怆惺，这就是操守胜券、把握命运的重要方法。而“临阵磨枪”、“临渴掘井”是不能稳操胜券、从容应敌的，因而也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秦王嬴政之所以能轻松地避开赵氏集团的阴谋祸害，关键在于他事先作了详细周密的布署，所以在缪氏发动武装叛乱的危急关头，能处乱不惊，随机应变，充分地显现了自己作为杰出政治家的风采。
古人阐述过一些生活中的道理：在平地注水，水往潮湿处流；在铺放均匀的柴上点火，火向干燥处燃烧。山上的云如同草莽、水上的鱼如同鱼鳞，干旱时云像袅袅烟火，阴雨时云像淡淡水波，这些现象无不与它们赖以生存的东西相互关联。人的祸福也是如此，它必然与人的作为密切相关。
《商箴》上写道：“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就是说，祸福是自己招致的。祸福背后总找得到人为的原因。舜在历山耕种，在黄河边制作陶器，在雷泽钓鱼，天下的人都喜欢他，杰出的人才都跟从他，这是人为的结果。禹周游天下，寻求贤人，为百姓谋求利益，疏通淤积阻塞的积水河流，是人为的努力。汤武王修身自贤，积善其身，忧民患劳民苦，这是人为的努力。可见圣人高人避祸求福也并不是坐等天命，而是靠自身谨慎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