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发现的大量石器时代遗物表明，早在原始社会，这里就存在着人类聚居的聚落了。辽阳东部的辽东山地，古代森林繁茂，多山林之饶。辽阳西部为辽河下游冲积平原，河湖纵横，多渔泽之利。占据有利位置和自然条件优越的辽阳古代聚落，后来终于脱颖而出，跃居于周围的其他古代聚落之上。在辽阳发现的有铭文的周代青铜器，不仅表明周朝与这里的关系，而且也表明此时辽阳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了。
根据文字记载，辽阳的最早名称为襄平。战国时代，北方的大国燕的势力达到辽河以东，设置了辽东郡。辽东郡的郡治，就设在襄平。燕国修筑长城，东到襄平。《史记·匈奴传》中写道：“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距胡。”根据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得知，燕国将长城修筑到襄平，是为了分隔开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襄平以南，为从事农业的民族，他们是从中原地区迁移来的。襄平以北，为游牧民族，即胡人。辽东郡首府襄平显然具有双重职能，一是对居住在辽东地区的农业居民实行行政管理，一是对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监督和防御。
实际上，早在战国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民族就不断向辽东地区迁移。在周灭商后，殷商的遗民大批迁移到朝鲜半岛，辽阳地区是他们从陆路到朝鲜的必经之地。在迁移过程中，有的在沿途定居下来，是完全有可能的。
近代在辽阳、熊岳、海城等地发现战国时代的货币。根据钱币上的文字，有的出于赵国，有的出于燕国，有的出于齐国。在辽阳的太子河附近，也掘得赵国的货币。这些事实说明，战国时期，不仅燕国的人民大批迁移到辽东地区，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大批向这里迁移。
战国时代七雄争夺。燕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刺杀秦始皇未遂。秦始皇大怒，派大兵征伐燕国。太子丹逃到大梁水附近，后被杀。后人为了纪念这位有远见卓识的爱国太子，将大梁水改名为太子河。
秦灭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仍设辽东郡，首府在襄平。为了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秦派大将蒙恬筑长城，东到辽东。
两汉时期，仍沿袭这一建置。在今辽阳火车站附近，曾发现汉代瓦当以及大量汉代陶器，在辽阳附近地区，曾发现汉魏时代的墓群，表明这一时期的襄平仍位于现在的辽阳。
东汉末年以后，统治辽阳的政权像走马灯似的不断更迭。先是公孙度于东汉末年割据辽东，自立为辽东侯，称平州牧，仍以襄平为首府。到他的孙子公孙渊时，为曹魏所灭，平州随之而废。晋朝武帝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又置平州。此时平州的最高官员称平州刺史，又兼东夷校尉，居襄平。这时的平州刺史，不仅管辖东北地区的汉族，还管辖东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实际上是东北地区的最高行政官员和军事长官。后鲜卑慕容氏取代晋朝而据有辽东。随着慕容氏政治重心逐步移向关内，高句丽则逐渐扩展势力，占有辽东，将襄平改名为辽东城。直到隋代仍将襄平城称为辽东城。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伐高句丽，攻陷辽东城，以其城为辽州，但翌年又罢辽州都督府。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唐灭高丽，置安东都护府。辽阳一度为安东都护府的首府。
辽阳在历史上曾是兵家相争之地，在这里曾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攻守战。
根据文献记载，这里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战争是三国时期司马懿攻打公孙渊的战争。公孙渊为东汉末年割据辽东的公孙度的孙子。公孙渊对曹魏政权阳奉阴违，表面上臣属曹魏政权，暗里却又和东吴孙权通好，最后终于和曹魏政权公开对立。于是曹魏政权派司马懿讨伐他。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司马懿大军到达辽东。公孙渊派步兵和骑兵数万，在今辽阳市西南约四十公里处的太子河西岸高坨子附近掘壕以拒敌。当时该地称辽隧。司马懿虚张声势，摆出一副要从辽隧经过的样子，但命大军不声不响地从辽隧的北面渡河，绕过公孙渊的主力，直奔守备空虚的辽阳城。公孙渊急忙把军队撤到辽阳西南约七公里处的首山以拒敌，被司马懿打得大败。当时正值阴历七月，连续下了一个多月的大雨，辽河水暴涨，平地水深数尺，对包围辽阳城造成了困难。当时军心动摇，司马懿下令，凡军中有谈论撤退者予以斩首。雨停天晴，完成对辽阳的合围。于是，挖地道，堆土山，昼夜强攻，投射的箭和石头如下雨一般。最后辽阳城内粮尽人相食，公孙渊成为孤家寡人，和他的儿子带数百骑向东南突围，被司马懿大军追杀于梁水之上。
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发生了又一次争夺辽阳城的大规模战役。此年，隋炀帝下令发二十四军征讨高丽。该年三月，隋炀帝亲率大军围攻辽东城。当时隋朝大军会集于辽河西岸，高丽兵凭河险以拒守，隋兵不能渡河。隋炀帝命架浮桥三座。经过两天激烈战斗，隋军进到东岸，又乘胜围打辽东城，久攻不下。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又亲率大军征讨高丽。四月，隋炀帝渡过辽河，命诸将攻辽东城，云梯、地道等各种办法都使用了，从四面进攻，昼夜不息，而高丽都有办法对付。经过二十余天的苦战，仍攻不下，双方都伤亡甚多。
争夺辽阳城的第三次大规模战役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此年二月，唐太宗亲自统帅六军从洛阳出发。四月，誓师于幽州城南。然后，派李勣统帅陆路之师，先渡辽河，攻打辽阳周围的几个城，打退高丽的援军。接着唐太宗亲自率领大军越过泥淖的辽泽，过辽河。唐军将辽东城围困数百重，攻打了十二天，攻势很猛，鼓噪声震天，最后利用狂急的南风进行火攻，终于攻破。于是，唐将辽东城改为辽州。
唐朝末年以后，契丹族兴起于辽河流域。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立辽，为辽太祖。阿保机在统一东北地区的过程中，首先攻占了辽东地区。他对辽阳城的经营给以极大的重视。据《辽史》记载，辽太祖于神册三年（公元918年），亲自到辽阳城。在第二年，下令修筑辽阳城，并迁渤海国的民众充实辽阳，将辽阳称为东平郡，设防御使，大大加强了辽阳城的地位。
在辽太宗天显三年（公元929年），将东丹国的都城迁到辽阳，连其民众也一起迁来。原来，在唐朝时期，在今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的东部直到东海之滨，兴起渤海国，向唐朝称臣纳贡。它的首府称上京龙原府，位于今黑龙江省的镜泊湖附近。契丹兴起，辽太祖将渤海国灭掉，派他的儿子到那里做最高统治者，称为东丹国。辽太宗天显三年（公元928年），东丹国的都城从渤海国的故都上京龙原府迁到辽阳。此时，辽阳被称为南京。当时的辽阳城规模很大，“高三丈，周三十里”，有八门。城的东北角为宫城，南面有三门，四角有角楼。当时的南京，有南北二市，早晨人们汇集于南市，傍晚汇集于北市。辽代崇信佛教，在辽阳兴建了许多寺庙，有金德寺、大悲寺、驸马寺等。当时的辽阳城，美丽而壮观。
以后，在辽太宗天显十三年（公元938年），将南京改为东京，同时又设置辽阳府，通常又称东京辽阳府。这是历史上最早使用“辽阳”一名。虽然，“辽阳”更早见于唐人诗文中，然而，那是泛指辽东地区，并没有专指辽阳城。
太子河一名也是在辽代开始出现的。辽代还以东梁河和大梁水相称。
金代，因金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李氏出生于辽阳，以及金世宗登基于辽阳，辽阳城处于非常荣耀的地位。根据《金史》的《贞懿皇后传》和《世宗纪》记载，贞懿皇后，世宗之母，出自辽阳李氏家族。天辅年间，被选入辽的都城上京，入睿宗宅第，生下世宗。后睿宗死，按照契丹族的风俗，女子若守寡，其亡夫的兄弟可续娶之。贞懿皇后不从此俗，于是出家为尼姑，号通慧圆明大师，并回到辽阳，营建清安寺。清安寺的规模很大，根据辽阳出土的《东京大清安禅寺英公禅师塔铭》所记，“贞懿太后以内府金钱三十余万，即东都建清安寺……有资巨百万……金帛山积。”该寺庙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贞懿皇后不仅建清安寺，后来于金世宗大定二年（1162年）又建佛塔。佛塔所在的寺为垂庆寺。她在临终时，因对故乡辽阳的感情，要金世宗将她葬于佛塔之中，不必与睿宗合葬。金世宗遵从母命，于清安寺内又建神御殿，并将贞懿皇后所建佛塔增大，又于塔前建奉慈殿。
金世宗时所建的佛塔，后来虽又经过多次修葺，基本上还保持初建时的面貌，是辽阳现存的最著名的古建筑，俗称辽阳自塔。塔高七十一米，为砖筑八角十三层密檐式实心塔。塔顶有刹杆，各层悬有风铃、铜镜。塔的下部八面都有坐佛、胁寺、飞天等砖雕像。整个建筑的造形和雕像，艺术水平都很高。
金世宗在辽阳登基做皇帝，是辽阳城在金代的又一重要事件，也是辽阳城在金代居于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元代初期，称辽阳为东京。在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东京为辽阳路。明代设辽东都指挥使司，也以辽阳为首府。虽然历史文献中关于元代辽阳城的情况没有详细记载，但根据明代的辽阳城是在元代的旧基上修筑的这一情况，可以推知元明两代辽阳城的规模大致相同。
明代的辽阳城，从洪武五年（1372年）起，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修筑，最后一次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完成。明代辽阳城“周长二十二里三百九十五丈，高三丈三尺”，有九个城门。角楼有四座：东南为筹边、东北为镇远、西北为平胡、西南为望京。其中望京楼规模雄伟壮丽，为所有角楼之冠。从四座角楼的名称，可以看出当时辽阳城在东北地区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辽阳在明代是东北地区的最大城市，这和辽阳城肩负的使命有密切关系。明代在东北地区设有两个行政区划单位或两个都司，一是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另一个是奴尔干都司，管辖东北的北部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广大地区。奴尔干都司管辖的主要是从事游牧和渔猎的少数民族地区，辽东都司管辖的主要是农业地区。显然，从经济上来看，辽东都司是最富庶的，作为辽东都司首府的辽阳，其繁荣和发展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另外，明朝在辽阳驻有重兵，负有对整个东北地区进行军事监督的使命。
明代是辽阳居于东北首位城市的最后一个朝代。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破辽阳，把辽阳作为都城只有短暂的几年。随着努尔哈赤迁都到沈阳，沈阳就取代了辽阳的地位，跃居为东北的最大城市。在整个清代时期，辽阳退居为设在沈阳的奉天府管辖的一个县，它的地位大大衰落了。
新中国的成立给古老衰落的辽阳带来了新生。五十多年来，在老城西面，建起了许多工厂和学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辽河油田的开发，在辽阳建起规模巨大的石油化工厂，给辽阳市带来蓬勃兴旺的景象。
由于辽阳的地理位置优越，南面和东南面是鞍山和本溪，西面是辽河油田，北临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南面有大连、营口为出海口，沿太子河两岸，有阡陌连片的稻田，可以预见，随着地区性的开发，辽阳的经济将会以石油和石油化工为重点，作为沈阳的姊妹城而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大同
山西省的第二大城市大同，位于山西的最北部，内、外长城之间，北和内蒙古自治区相接壤。自古以来，大同一带就是汉、蒙两个兄弟民族分布地区的过渡地带。直到现在，大同六十多万市民中，还有一小部分蒙古族人。大同以北的内蒙古自治区，气候干旱少雨，但草类却生长得很茂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是一个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由大同向南，年降水量逐渐增多，人们的生产事业也由畜牧业逐渐转变为半农半牧和以农业为主。据说，远在公元前的春秋时代，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汉、蒙两族人民进行交换的聚落。到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取得了胜利之后，建置云中、雁门、代郡的同时，便为这个聚落建立了城邑。它的位置就在今御河左岸的古城村。这种传说虽无古籍记载，却有一定道理，可作为大同市兴起的开端。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正式建置平城县，属雁门郡统辖。平城县的治所就设在那个具有贸易性的城邑里。汉朝初期，沿袭秦朝的郡县制，仍为平城县。平城的东北、西北和西南，三面被山地包围。发源于内蒙古高原上的如浑河（今御河）干支流穿越山地，形成了一些便于南北来往的天然谷道和山隘。因此，平城便成了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匈奴奴隶主单于常常驱使匈奴人从这些隘口、谷道南下，直接威胁着平城及其以南地区的安全。例如，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的冬天，冒顿单于率领一部分匈奴人大举南侵，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被围困在平城东北面的白登山（今大同市东北面的马铺山）达七天之久。从这一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刘邦先后封他兄长刘喜、儿子刘盈、刘如意等为代王，镇守平城。一带和雁门郡的东部都尉驻扎在平城，是大有军事防御意义的。从此，平城便成了我国历史上的北方军事重镇，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重视。这对于平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正因为是军事重镇，使它常受到战争的破坏。
山西大同云冈石窟露天大佛魏、晋时期，鲜卑族拓跋部从东北大兴安岭一带兴起，向西南方的匈奴族扩张。东晋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拓跋珪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建国，史称北魏。到了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他把国都从盛乐迁到平城。同年，又迁“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河（鲜卑族慕容部）、高丽、杂夷三十万，百工伎巧十余万以充（实）京师”平城及畿内地区。从这一年起，一直到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迁都洛阳的九十五年之间，北魏由于实施“计口授田”，发展了农业生产；也由于大量引用、重视、信任汉族知识分子和能工巧匠，文化水平和生产技术都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国都平城的各项建设也蒸蒸日上。这时期的平城，除作为国都外，又是司州、代郡的治所，城内大兴土木，营造宫殿，修建鹿苑，广修寺院，还引出一部分如浑河的水，萦回于平城内外，桥梁、水榭、鱼池随处可见，颇有些江南城镇风光。技工精巧的云冈石窟也是这时兴建的。平城内外，手工作坊很多，其中以“铸石为五色琉璃”最著名。有些宫殿的窗、瓦都是琉璃的，既美观又敞亮，是我国营建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贸易方面，除集、会式的市场外，沿街定居的商店也很多。总之，当时的平城，既是北魏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又是兄弟民族和汉族商业往来、文化交流的城市。北魏迁都洛阳后，平城的政治地位下降，日趋衰落。到了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受到战争的破坏，更加每况愈下了。它的名称也跟着朝代更替屡有变易，北齐时称恒安镇，隋时名云内县，唐、五代又名云中县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