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与民俗的联系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从发生学的角度讲，它是华夏民族远古原始信仰中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的传统宗教。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道教信仰深深地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心灵之中，从古到今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具有广泛的影响。
民俗，是由社会上的民间群体自发地产生，而又自觉地传承于民间群体之中，具有世代相沿的传承性事像（包括思想和行动），并以有规律的习惯性活动来约束着他们的行动和意识。这种约束力不靠法律条文来限定，不靠史书文字记载来明示，也不用依靠实证科学手段来验证，而是依靠人们的心灵信仰，习惯势力和传袭力量。如果从探究民俗产生的最初动因和维持力来看，心灵信仰无疑是最核心的因素，一位法国哲人曾说：宗教是“古代民俗的贮藏库。”具体说到中华民族的民俗，道教信仰对民俗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深厚的影响力。
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虽然对中国道教和中国民俗有专门的研究，写出了不少专著，直接或间接地也涉及到了两者的关系，但至今还没有对道教与民俗的相互关系作专门系统的探讨，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中国道教本来就是从华夏民族远古宗教信仰孕育产生出来的，它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几乎是与中国悠久的古代历史共始终，因而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史学大师陈寅恪在讨论到中国文化思想时曾明确指出：要继承和发扬“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传统。”儒家，诚然是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特别在“治国平天下”等方面，还起过主导作用。但是，在宗教信仰层面上却远不及道教影响大，故在此不多置评，单论“道家之真精神”。
陈先生所指的“道家”，显然指的是道教（当然包括道家在内）。其所谓“真精神”到底是什么呢？简括来说无非有二：一是道家总结了上古历史中丰富的兴衰成败之经验而得出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思想，即形而上之“道”。而道教则又进一步丰富了这种哲学思想，提出”重玄之道”，并把“道”神化为主宰一切的人格神——元始天尊。二是道教立足于华夏民族本位而又兼容并包的“虚容”精神。它把大千世界的一切，古今中外，凡有益有利于“我”者，一概“包容”，然后通通为我所用。即所谓“杂而多端”，在信仰上的多神崇拜。之所以具备这两大特点，就在于道教深深扎根在融汇了中国广袤疆域中各地区各民族的丰厚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是华夏民族原始宗教当之无愧的继承者。
黄河与长江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在这里，早在远古时代就生息繁衍着众多的民族，经过千百年的相互交往，逐渐融合汇聚成有共同文化纽带的华夏民族。关于华夏民族的原始宗教的具体情况，虽然没有遗留下来实录性的文字记载，但我们却可以从先秦古籍中那些追溯历史源头的记述和如今仍保存有原始宗教遗风的少数民族（他们在远古时代也曾居住在中原地区），如彝、瑶等族的现状考察中，窥见其概貌。诸如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巫术、驱鬼祛病、祷雨祝生、占卜预测、画符书咒，以及神话传说：盘古开天、女娲伏羲、夸父追日、东皇太一、西王母、黄帝炎帝等等即是。所有这些基于万物有灵说的信仰，是原始社会中华夏民族共有的认识观念，形成文化心理，构成思想模式，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左右着远古时期中国人的思维活动。至今，我们还可以从甲骨文和先秦诸多书契中，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初年的帛书、竹木简牍和帛画及其它文物找到它们的踪迹。帛书、竹木简牍总计有十数万字，内容除黄帝、老子书、易经外，尚有养生、辟谷、导引、房中、医方、阴阳、符箓等，极为丰富，文物中则有死后升天的帛画，这些都折射式地反映了原始宗教的影像。可是，当我们把这一系列出土文物加以综合分析时，就可以明确无误地认识到，所有这些帛书和其它文物提供的资料总的思想内涵，皆属于道家文化范畴，与道教密切相关。而且透过马王堆大量的出土文物，我们可以看到战国晚期或秦汉之际社会思想状况的概貌，也可以说这就是道教文化思想的雏形。
至于说到号称道教祖师的黄帝、老子，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种种关于他们的神话传说。到了秦汉之际，黄老道盛行，有关他们的神话传说更为流行；他们的言论著作（当然那时出现的不少黄帝书，多为后人伪托），则包含着对华夏初民生活经验和原始宗教抽象的概括，并已形成哲理。黄老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阴胜阳，无为而治，这清楚地表明它与远古的母系社会有着某种血缘关系。同时还应指出，只有道教的教祖追溯黄帝、老子，而带有较多理性色彩的儒家，则大谈尧、舜、周公，却鲜言黄帝。由此不难看出，道教思想渊源之久远，显示出它与华夏原始宗教的紧密关系。
二、道教与民俗的演变
源远流长的中国道教史，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原始道教阶段，民间道教阶段和正统道教阶段。我这样对道教史进行分期，绝不是人为地把道教产生的时间向前推进几百年，以显示道教的古老悠久，而是还道教历史以真实面貌，上与原始宗教相衔接，并以此证实中国宗教发展的连续性，在中国历史上根本不存在无宗教信仰之断层。
原始道教的上限，至少要追溯到战国时期。
在战国时期，原始宗教的遗存——巫觋，当然继续存在，而更重要的是在滨海地区的燕齐等国出现了或隐居山林，或游说于民间乃至上层人士中间的神仙方士。至于为什么神仙方士都出于燕齐两国，这恐怕与地理环境上临海这个自然条件有关。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则是引发海上有居住神仙的三仙山神话的诱因。这些神仙方士或从事于个人的修炼，或兜售其神奇的引神招鬼之法术，或期许人们服食灵丹妙药可以长生不老等等。其人数已不在少数，并且收徒秘授，传宗接代。这些方士们的活动，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开始引起诸侯（如齐威王、齐宣王）、士大夫们注意。后来在《庄子》书中所描述的“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而又能长生不死的“神人”，正是当时神仙方士们用以招徕信众的典型。正是这些方士成了酝酿催化出道教最初的经典教义的产婆。再者，邹衍所倡导的神秘主义的阴阳五行，五德终始及大九洲之说，曾受到几国君王的信奉，他的门徒（颇类方士）阐扬师说，大谈阴阳五行，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战国后期，齐国稷下学派，兴起黄老之学。与此同时，黄帝问道于广成子，后得道飞升等种种有关黄帝的神话传说，也纷纷出笼。
到了秦汉之际，原始道教的形迹更为显著。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其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炼奇工。”秦皇还多次遣方士出海寻找三仙山，以求不死之神药。汉初，黄老道太行，推出伪托的黄帝所著书多种。其中尤以老子和他的《道德经》倍受重视，一些《道德经》注也相继问世，如严君平的《老子指归》等。这些都为老子与神仙方术的结合作了思想上的铺垫。
汉武帝时，因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希图长生，千方百计地求仙药，至使神仙方士者流更为活耀。李少君、申公、奕大等，献奇方异术而争宠。为皇帝招神弄鬼，把武帝弄得神魂颠倒，甚至对之言听计从。一些王公贵族也纷纷效尤，广招方士，请求神仙之术，如淮南王刘釀杜撰出原始道教的经典《天官历包太平经》，将道教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民间道教段应以西汉成帝时甘忠可造经教人干政为起点。
齐人甘忠在西汉成帝时，造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并以此经教义教人，意在传教干政。经书之作竟长达十二卷之多，绝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为原始道教阶段，无数神仙方士们，先后传布的各种说教，相沿积累而成，显然属于道教系统。其后甘忠可上奏皇帝，呈上《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意在有所作为。不料却为刘向所谮，奏言甘忠可假鬼道网上惑众。被下狱而死。甘死，其著名信徒夏贺良、丁广世、郭昌等继续串联活动，又曾上书哀帝，劝其改元，可使汉衰而复兴，生皇子，息灾异。而哀帝居然采纳此议，改元为“太初元将”。但是，因夏贺良等人企图“妄变政事”，受到权臣们的反对，终以“左道乱政，倾复国家”罪，遭诛杀。
从甘忠可、夏贺良等造作经书，传道授徒，两次上书皇帝，并得到哀帝的采纳改元，前后历史长达十数年，信徒上上下下不在少数，理应看作是道教史上的一次创教活动而未获成功的重大举措。只不过因创教者们被诛杀，经书被毁，传教内容仅略知一二，不知其详，而在历史上湮没无闻罢了。
到东汉时，有记载的民间道教派别甚多，决不仅只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两支。有关经典《太平清领书》和《太平经》及丹经《参同契》的情况，在此不遑多论。下面只简单叙述一下道孝支派的活动情况。
早在光武帝刘秀登上皇帝之位以后的建武年间，就发生了史称“妖巫”的三次造反事件。史书载：“初，卷入维汜，妖言称神，有弟子数百人坐伏诛。”“后其弟子李广等，宣言汜神化不死，以诳惑百姓。建武十七年（公41年），遂共聚会徒党，攻没皖城，杀皖侯刘闵。自称‘南岳太师’。先遣官兵数千人，前往讨伐，结果反被起义军所败。于是，“使（马）援发诸郡兵，合万余人，击破广等，斩之。”其后，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妖巫维汜弟子军臣、傅镇等，复妖言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称将军。”前后数年，三次起义，皆为“妖人”维汜及其忠实信徒所为。他们“妖言称神”，自称“南岳太师”，信奉祖师“神化不死”，而且能维持数年不散，起义规模能打败官兵数千人，最后需要东汉名将马援率诸郡兵万人以上征讨，才镇压下去，显然已经具备了相当严密的组织程度，从种种迹象看，维汜徒众应属于民间道教支派。此后，所谓“妖巫”事件相对沉寂，不见史载。东汉安帝后，则再度兴起。据统计，史书载以“妖贼”或“妖言相署”的起义事件，安帝时四起，顺帝时九起，冲、质二帝在位不及二年，竟然也发生了十一起，桓帝时二十起！著名史学家贺昌群曾指出：“东汉史籍中，凡称‘妖贼’的，多半指与太平道思想体系有关，并以此为号召的农民起义。”笔者认为，贺先生的论断符合历史事实，正如《后汉书》中所言：“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寝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千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
由此可见，整个东汉时期，民间道教教派活动，从光武帝建立东汉开始，一直未停顿过，安帝顺帝以后，尤其是桓灵二帝期间，民间道教的活动已遍及各地，以“托验神道”相号召的起义也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最后终于酝酿成了东西两大民间道教支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如果，我们研究道教史的学者，不去发现记述西汉末及东汉整个一朝民间教派的活动由小到大，陆续出现在全国各地，就很难理解道教信仰能如此地深入人心，当张角在汉灵帝光和年间创立太平道就能一呼百应，迅速发展到全国八个州，徒众达数十万，最终掀起席卷全国的黄巾大起义。同时也很难理解三国时张鲁竟能以五斗米道统治汉中达三十年，而当张鲁投降曹操之后，五斗米道不仅未收敛消失，反而却能向全国上下层人士中普及，形成全国性的宗教！
道教由民间道教变成被封建朝廷承认并给予支持的正统宗教，则要到公元五世纪中叶的南北朝时期。至于民间道教如何经过寇谦之和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等人的改造终于得到北魏太武帝和南宋文帝的承认与信奉，在此就不加赘述，与本书相关的部分将在适当章节涉及展开。
从正统道教创立到唐宋时期，是道教迅速发展，并逐渐达到鼎盛时期的阶段。这期间，道教得到朝廷的承认，受到皇权的保护，还出现了几个特别崇奉道教的皇帝，如唐玄宗、宋真宗、宋徽宗等，教义思想，宗教仪式，丛林制度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和完善，出现了不少著名的高道、真人，形成了遍布全国各地的道教宫观和洞天福地。然而，道教的正统化，确实对道教与广大平民百姓的血肉联系受到一定限制，但却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道教本质上是民间性宗教这一固有的特点。道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因受到封建政权的支持，比原来处于民间时期更增强加大了。
在绪论中笔者将道教发展史的三阶段这一全新的提法加以论述，目的在阐明道教是华夏民族原始宗教理所当然的继承者，或者说原始宗教本来就是道教史前史这个道理。而道教发生的历史，即原始道教，则是从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不应再像以往的道教史那样，从东汉末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写起。这一新结论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对我们在本书中探讨道教与民俗，也有特殊的意义。
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刀而解。”这一论断，确实“含义丰瞻”，可以说评价得相当准确，一语中的。中国道教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民间性的宗教，是远古华夏民族的传统宗教信仰综合与提升的产物，深深地植根于华夏的肥田沃壤之中，是每个中国人最根本的核心信仰。而著重于社会伦常秩序，主张人世的儒学（当然也具有宗教的内涵）和后来从印度传入中土的佛教，虽然对中国人的信仰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可是与道教相比则要略逊一筹。特别是从对于一旦形成就具有比较牢固的传承性的民俗来说，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的影响，显然是独一无二。
民俗，既然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而中国的民俗，当然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在我国，各民族各地区都有各不相同的民俗。然而，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华夏民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家庭，他们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在此地生存繁衍，根据共同生活的需要创造了中国的民俗，它是华夏民族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体的反映，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这一共同的民俗，还自然而然地化作为每个炎黄子孙自幼濡染而来，终生载负于身心的一种魂牵梦绕的情怀，使你在远离家乡故土的时候，怀念不已，而且离之越远越久，思念就越深越切！“狐死首丘”和“落叶归根”两句成语，就是主要道出了民俗对华夏民族“游子”的巨大影响力。当然，回归故土，返国寻根，内涵是多方面的，有出生的茅屋，熟悉的土地，亲人乡邻、家族及祖上的坟茔，而特别重要的是，作为儿时就已铭刻在心头的生活形态，世代传承的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