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白茉莉：少年黄仁宇与他的家庭
对于少年黄仁宇来说，令他最为恼羞的，莫过于下雨天别家的孩子穿时髦的雨鞋，而他只能光脚踏着木屐，在湿漉漉的街巷发出沉闷无趣的声音。他偶尔会向父亲黄震白抱怨，但更多时候，他只能独自忍受内心的痛苦。家庭的现状让他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一切。
1918年，黄仁宇出生在长沙一户破落的小公务员家庭。除了简单的三餐，如果想在长沙街头买些烤番薯、烤玉米或是别的零食填嘴，那么只能去梦中相见；口腹之欲多少还能忍受，但多数同学出于学习的需要都拥有一支漂亮的钢笔，而他因家中拮据，拿到手的却只能是普通的毛笔与墨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心灵的痛楚时时折磨着他，无法抹去。
黄仁宇的童年生活原本不需要这样寒酸甚至窘迫，黄震白完全有能力使他的妻儿过上体面的日子，并得到他人的尊重。黄震白年轻时曾以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建讲武堂，也曾受校长许崇智影响，在同盟会，也算是元老级人物。1911年，许崇智参与发起福州起义，宣布福建独立，不久黄震白即被许任命为参谋长。
后许崇智一路高升，从陆军第14师师长到福建北伐军总司令，到中央监察委员，兼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长，再到粤军总司令，直至广东省政府主席，其身边人也随之飞黄腾达，黄震白也不例外，虽然期间因袁世凯称帝而使四处逃离，但袁死后黄的生活又恢复平静与安定。
只是好景不长在，云漂水流之后，蒋介石因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身亡，开始借此以各种借口排挤许崇智。1926年2月，蒋介石以其军力为后盾，用一封薄薄的劝退信逼自己的这位结拜义兄离开了广东，从此消失在中国的政坛上。
许崇智的离开是黄震白，同时也是整个黄家的转折点。出于传统的军人荣誉感，他不甘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服务，更不愿意为其他军阀卖命，无处选择的黄震白只得打道回府，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在机关单位随便找了份差事以养家糊口，黄家的生活顿时高峰跌落至谷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黄震白的人生是失败的，他没有能够以自己拥有的资源去谋划一份至少不会像这般拮据的生活。但就人格而言，黄震白无疑是高贵而令人尊敬的。他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沉沦黑暗，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个黑暗的世界作出了抗争。然而，在世道纷乱的年代，这样一种抗争显得软弱而无力，生活的现实逼迫着一家之主必须将眼光放在近处。在黄震白看来，自己的人生也就这样了，但儿子却不能像他那样做一个沉沉浮浮，没有出息的普通人。
在黄仁宇还未设定自己的人生轨迹时，身为父亲的黄震白抢先为他铺好了道路：顺利考上大学，然后寻个体面的工作。当时所谓体面的工作，除去在洋人开设的银行、商社以及海关、电报局外，就是做律师、工程师等等实用职位。这是当时黄震白对这个儿子最大的希望。
黄仁宇虽然对理科没有多大兴趣，但是出于孝顺还是同意了父亲的规划。事实上，少年黄仁宇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他14岁时就已是《湖南日报》副刊的特约作者，而且还画得一手好画。他所写的世界名人传记，每篇都有他自己手描的人物画像。年少时在文学上打下的基础，与其以后的历史着作扫脱严肃单板的桎梏不无关系。
彼时的黄仁宇还想不到那么遥远，他所要做的就是在喧闹的社会环境中完成他的学业，考上好的大学，然后找份好的工作。然而内心所想永远敌不过外部事件的发展变化，黄仁宇想要安分守己地做个“乖宝宝”，但是社会的浪潮却无法让这个已小有思想的年轻人安坐于教室，对外面的世界无动于衷。
那时的黄仁宇已是一个中学生，与其他热血的同学一样，对湖南省主席何建指定的迂腐老旧的校长颇为不满，一致要求省政府撤换校长，并停止在体育课中进行军事训练，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斯巴达式的野蛮教育。在政府还未做出表态之前，黄仁宇的父亲却率先有了动作，他不仅要求儿子停止这种毫无尊长的行为，更亲自跑到学校监督儿子的学习。
其实黄震白并非怕事之人，如果他胆小如鼠，毫无骨气，那么他早年也不会加入同盟会。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他称作“中国式的男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耐一切，而为了尊严，可以放弃一切。这个尊严是家庭，也是国家。尤其是对军人出身的黄震白来说更是如此，从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点，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黄震白起先要求家人远离这场战争，但没多久还是毅然让两个儿子参军卫国。几十年后黄仁宇在学术问题上对权威的不屈与坚持，与父亲的这一性格不能说毫无关系。
父亲对孩子的影响，多数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当时没有太多的感触，而在时光流逝之后，孩子成为老人，才能真正体会父亲的用心。黄仁宇也是如此。他自认是个幸运者，能在乱世成长进而成熟，使他对外界洞若观火，一如他自己所的那样：“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对他日后创立大历史观有着莫大的帮助。
戎装马革：军校及抗战时光
1936年，18岁的黄仁宇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并度过了一年快乐而充实的大学生活。如果不出意外，大学4年的光阴都将以这种方式度过，并在此间留下最为美好的回忆。如所有年轻而不甘寂寞的大学生一样，血气方刚的黄仁宇也以自己的方式憧憬着美好的生活。然而第二年夏天，北京卢沟桥的一阵强盛打破了所有人的好梦。从这一天起，每个人的人生都将因为抗战而发生改变。
有志青年都报名参军去保家卫国了，黄仁宇开始坐立不安，他也希望自己能像那些奔赴前线的同学一样，传奇军装扛起枪，但是他不能违抗父亲的意思。父亲要求他不要放弃学业，好好念下去。在黄震白看来，这场战争虽然会导致很多人家破人亡，但并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贸然投身行伍未免不妥，何况，黄家已经有两个儿子参军了。
正在黄仁宇犹豫不决之间，时间已到了8月28日，这一天，出于形势上的考虑，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3所大学在长沙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黄仁宇也就自然地留在了学校。
安定的学校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一个月后，南京城破，武汉告急。长沙的局势也已到危急时刻。此时的长沙临大已乱作一团，大家都在忙着搬运自己的行李，还有学校的教具。教育部已下达命令，让长沙临大紧急迁往云南昆明。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在学校准备撤离长沙时，黄仁宇改变了去昆明的决定，他找到父亲，说自己还是想参军。黄震白沉思再三，告诉儿子，参军可以，但必须考入军校，以正式军官身份进入军界。1938年7月，黄仁宇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央军校原在南京，后迁于成都。黄仁宇从考试地汉口到成都的路途可谓充满了一波三折。先是接到命令到宜昌待命，结果这一待命“待”了足足3个月。踏上去成都的路途时，已经年关将至。
黄仁宇考入的是中央军校第16期，于1939年1月1日开学，1940年12月25日毕业。中央军校建校之初学制并无定规，自第8期开始制度化，定学制为3年。第1年为入伍生教育，之后实行为期两年的正式学生教育，成绩合格毕业后分配至各部队任见习官半年，随后即可以少尉军官补用。战争为特殊时期，因此学制缩短为两年。
在黄仁宇看来，军校的训练，有时充满了禅宗的意蕴。有时一名教官会伸出一只手在我们前方，测试学员是否眨眼，同时，另一名教官藏在他们的身后，出其不意地伸出两只手指，掐住某人的后颈，看他绷紧的身体是否会像袋鼠一样，用脚趾头往前跳。如果是，就表示他仍需练习。
在军校鼓噪乏味的训练中能时常出现这样有意思的教官和教程，倒也是不错的。教官强调的专心一致，不受外在干扰也成为黄仁宇日后坚持的学问原则。
军校毕业后，按规定黄仁宇需到基层部队见习半年，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和一个叫田海男的人直接奔赴前线，他自己也成了一名正式的排长。有如此待遇，黄仁宇要感谢一个人的帮助，那就是田海男的父亲田汉。黄仁宇与田汉相识于1938年的春天。那段时日，黄仁宇没去昆明，而是为寻找投考军校的机会留在了长沙。为了补贴家用，也为了长长世面，黄仁宇去当时影响力极大的《抗战日报》应聘工作，结果求职成功，成了这份爱国报纸的编辑，因为这个机缘，他又与在同一报社的廖沫沙相识。两人是同乡，又实际上主持着报社的日常编辑工作，寝则同床，食则同桌，关系特别的好。除了工作关系，同样出身于军人家庭，也使两人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
两年后，黄仁宇从排长升为代理连长，不过在国军基层单位普遍不满员的建制下，黄仁宇的连长实际上也只是一个加强排职位。他的只有36个士兵的连队隶属于国军第14师，驻防地为云南边界，当时为与日军对峙的最前线。边界之地，交通闭塞，后勤不足，使黄仁宇觉得自己身处古代。虽然第14师一度拥有国军当中“最精良的武器，配装最新的步兵装备、德国头盔、防毒面具、帐篷等等”，但所处的环境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在黄仁宇看来，他们的生活是盟军是不可能理解的。因为“在美国，从华盛顿的政府到乡村地带，有许多的联系，如公路网、法庭制度、银行、电台、报纸、执法单位、民间团体、包括趸售及零售贸易在内的商业服务等。”
就在他焦急地等待能岁部队痛击日军，立功受勋时，一个噩耗传来：父亲去世了。
因为邮路不畅，父亲的死讯花了整整一个月才传到黄仁宇的手中。黄仁宇请了长假回家乡奔丧，回来后，他已不能去野战服部服役，被调到司令部从事文书的工作。这样的工作或许对他的特长来说有了用武之地，但机关单板无聊缺乏生气的生活与工作内容让他感到深深的不适。窗外的炮声隆隆与窗内的死水一潭形成鲜明的对比，黄仁宇始终在寻找机会，有朝一日能从上战场。
1943年2月，由缅甸撤退至印度的新22师、新38师，以及由国内空运而开的新30师组成新一军，首任军长为郑洞国。黄仁宇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和他（郑洞国）在重庆的旅舍客房见他，谈了数分钟。在我们飞往印度时，我被派到他的营区当参谋，官拜上尉。”就这样，黄仁宇再一次亲临炮火横飞的战场。
黄仁宇在这支军队里待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他亲眼目的了中国将领与美国的史迪威的冲突，前者因没有对部队的实际指挥权而恼怒，而美国人在多数事情上的我行我素，丝毫不顾及中国人感受的做法，也使他们很难获得中国人的全面信任与配合。黄仁宇日后的回忆录里留下了许多有关此类的记录。对他来说，这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并没有任何不愉快的记忆。
我们可以将这段话理解为他在炮火与文字间找到了极好的平衡点。因为在艰苦的战火岁月中，他也不忘用手中的笔及自己的写作才能将战场上所发生的一切记录下来，登载于各大报纸上。年轻气盛，加上为了写最独家的报告，黄仁宇多次不顾生命危险出没于寸草不生的险要地带。1944年，黄仁宇在缅甸密支那负伤，生命几近垂危，好在终极渡过难关，因此获颁海陆空军一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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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但这仅就生活本身而言，在情感方面，却犹如汹涌的波涛，接连两次冲击了他尚未成熟的胸膛。因此，这两段感情也就无疾而终，成为生命中的插曲。其间，他也曾想重返校园，但是此事因诸多原因而没有成功。
解放战争爆发后，黄仁宇被调到东北任保安司令部的少校参谋。1946年6月，黄仁宇得到一个消息，政府要举行去美国军校留学的选拔考试，在沈阳有一次初选。黄仁宇顺利通过了这次初选，随即去南京参加复试。复试的结果令他十分高兴，他与其他15人将被送到美国陆军参谋大学进行为期9个月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