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鲜的政权建设让美国政府和李承晚集团深感不安。美国开始扩大对南朝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积极地训练、武装南朝鲜的军队。1948年8月24日，美国和南朝鲜订立美韩暂行军事协定，建立一支由美国军事顾问控制的南朝鲜军队。随着南朝鲜军队的扩建和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李承晚集团意欲“北进统一”、“收复失地”，甚至公开叫嚣“可以在三天之内占领平壤”，并频繁向“三八线”以北的地区发动攻击。
但是，李承晚集团在1950年五月份的大选中遭受惨败。到了6月7日，金日成发起了一场要求以普选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声势浩大的运动，李承晚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让美国方面非常焦虑，因为在美国称霸世界的计划中，朝鲜半岛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价值，可以作为控制亚洲的前哨基地和跳板。为此，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布雷德利和总统特使杜勒斯三人以讨论“对日和约”为借口，匆忙聚首东京，与麦克阿瑟磋商朝鲜问题。杜勒斯随即飞往南朝鲜，在韩国的国民会议上保证，为了支持李承晚集团，美国将予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
1950年6月25日的凌晨四时，朝鲜内战正式爆发。联合国在当天紧急召开了安全理事会的紧急会议，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美国的提案。这个非法提案要求朝鲜撤回“三八线”以北，双方立即停火。这项提案也成了日后美国武装干涉朝鲜的借口。
6月26日，杜鲁门总统下令美国海军和空军支援南部朝鲜的军队，并授权麦克阿瑟动用麾下的地面部队，美国陆海空三军由此全面介入了朝鲜战争。但到了6月28日，金日成领导的朝鲜人民军已经攻占了汉城，并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占领了朝鲜南部90%的领土和92%的人口。美军第24步兵师被歼灭，美军只能和韩国政府退守釜山。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要求各成员国组成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成立统一的司令部，且授权使用了联合国的蓝色旗帜。至此，朝鲜战争的性质已从内战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战争。9月15日，麦克阿瑟调集军队发动反攻，从仁川港展开两栖登陆作战，与退守釜山的美军和韩国军队遥相呼应，并展开了大举反攻，腹背受敌的朝鲜人民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被迫撤回北部，美军也乘机侵入“三八线”以北的地区。
10月7日，美国聚集了15个国家，共同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实际上，参战的其他各国只是象征性地派遣占少量军队，其总数只占全部兵力的9%。10月21日，美军攻占平壤，继续向鸭绿江沿岸开进，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
11月2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了1951年的5月21日，志愿军共歼敌19万人，将美军成功赶回了“三八线”一带，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争的形势，战局在“三八线”附近僵持了下来。
1951年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经过两年多曲折的谈判之后，1953年7月27日，参战双方终于在板门店签订了停战协议，结束了朝鲜战争。
从艾奇逊到杜勒斯
1953年，艾森豪威尔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并在就职不久之后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的“反共”立场的动摇，因为在艾森豪威尔手下还有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说到杜勒斯，还要先说说他的前任，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艾奇逊。他曾参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拟定，1945年后成为一名坚定的反共分子。对共产党的反对情绪直接影响了艾奇逊所制定的外交政策。在反对立场的驱使之下，艾奇逊发表了一篇文章，既表明了美国的态度，也促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形成。
然而，与日后的接任者杜勒斯相比，艾奇逊的反对态度不过是星星之火，而杜勒斯则让这星星之火烧成了燎原之势。杜勒斯认为艾奇逊不够强硬和彻底，因而在当政过程中，加大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力度，并不断地在国内煽动反对情绪。杜勒斯曾介入朝鲜问题的谈判，而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他态度强硬，坚决不与共产党人握手合作。杜勒斯激进的情绪，也直接导致他当政期间“麦卡锡主义”的尘嚣直上。
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敌视近乎疯狂，他拒绝与苏联谈判、妥协，秉承着与共产主义战斗的坚强意志。在美国的外交历史上，像杜勒斯这样顽固不化的激进分子并不多见。
从政之后，杜勒斯的野心开始日益膨胀。杜勒斯担心“共产主义”会占领那些资源丰富的中东国家，进而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在杜勒斯心中，让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国家的意愿要比艾奇逊更为强烈。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并非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之上，他不认同杜勒斯所实施的近乎侵略的手段。
艾森豪威尔有自己的治国方针，他认为发展本国经济要比直接对“共产主义”宣战更为有效，只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外交手段和军事实力相结合才能够彻底地制约共产主义的发展，而单纯的暴力手段不但不符合美国的民主精神，更不可能取得胜利。于是，艾森豪威尔开始了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大力削弱了杜鲁门时期快速增长的军事费用，尤其是加大了对陆军军费的削减力度。
虽然杜勒斯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强硬，意图运用军事手段来压迫社会主义国家，但陆军已然不能够为之所用，于是他的铁腕只能靠核武器来支撑。杜勒斯加大了美国研发核武器的力度，让核弹拥有更高的精密度，以期达到让原子弹等核武器在常规战争中运用的目的。
杜勒斯希望核力量能够震慑信仰共产主义的国家。此外，杜勒斯还提出了一个预言，认为就算不能在第一时间遏制中国的发展，也要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人的身上，这样的预言更加剧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面对国务卿所推行的铁腕手段，艾森豪威尔没有盲从，而是遵循了杜鲁门的“遏制”政策，没有采取战争的方式去贸然“和平解放”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使自己的政策能够贯彻下去，艾森豪威尔在总统权力这一问题上立场强硬，没有向国务卿妥协，并与国会积极配合，最终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杜勒斯。
美国促成“东南亚条约组织”
虽然艾森豪威尔成功打压了“反共分子”杜勒斯，但是反共的氛围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弥漫。
1954年9月8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根据该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也同时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实质是一个旨在镇压该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军事政治集团，而美国是这个组织的积极推动者。可以说，这一条约实际上是在“杜鲁门主义”主导之下所签订的反共国际集体防务条约。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既有西方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英国等，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比较强大；也有一些亲近西方的东南亚国家，如泰国、菲律宾，等等。而像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南部等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则由于日内瓦会议的规定而没有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也因各种利益关系而受到该组织的军事保护。
美国、英国等国家之所以要签订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牵制亚洲的共产主义势力，防止其势力范围向东南亚扩展。东南亚条约组织以防范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为主要目标，在东南亚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军事、经济、科学研究、文化等方面都有完备的行动章程。
部长级理事会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成员国的外交部长组成，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议。在军事方面，军事顾问会议是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最高军事咨询机构，由亚洲成员国的总参谋长和西方国家在远东地区的武装部队司令组成军事，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军事顾问会议之下又设立了军事计划处，主要负责制订军事计划，并对军事行动实施组织。
东南亚条约组织曾被美国设想为东南亚地区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的机构，可以像“北约”一样，由美国来协调成员国的军队，并为组织内的成员国提供军事援助。在东南亚地区，该组织的成员国确实举行过很多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不过由于成员国之间的争执与分歧，该组织并没有真正地进行过共同作战。
构成阻碍的争执与分歧具体表现为英国和法国明确反对干涉东南亚国家的内战问题，反对在老挝等国执行军事行动。但是美国还是指使组织内的一些成员国在“印度支那战争”的后期侵略了越南南部地区、并发起了对于老挝和柬埔寨的战争。美国意在将法国的势力从越南南部和老挝排挤出去，这引起了法国的强烈不满，而被侵略的柬埔寨等国也感到愤怒。因此，不久之后，柬埔寨便拒绝接受该组织的军事保护，法国也不再正式派代表参加每年例行的部长级理事会议。
尽管在军事行动的问题上，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但东南亚条约组织毕竟拥有好几个实力雄厚的成员国，这让该组织成立后便成为了一股强劲的军事势力，对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构成了潜在的威胁。美国一直希望借助东南亚条约组织干涉越南的内战，但因英国和法国的反对而没有成功。失去了组织上的支持和协助，美国便以东南亚条约组织参与国的会籍作为掩护和借口，捏造了大量理由，以方便展开对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干涉，强行介入越南的内战之中。
美国和澳大利亚是积极参与越南事宜的两个国家。美国派遣了不少兵力直接到越南战场，澳大利亚也派出皇家澳洲空军的一支部队，直接参与越南战争，向美国空军提供保护。因此，美国和澳大利亚被称为“盟国”。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对印度支那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军事干涉，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则对这种野蛮的行为无能为力。东南亚组织没有设立一个接受统一指挥的军队，因此无法有效判定某些成员国的军事行为是否合理，这是该组织和“北约”之间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随着成员国之间的意见分歧日趋显着，东南亚条约组织也已经潜伏下了最后解散的危险。至七十年代初，经过了孟加拉国解放战争，孟加拉国独立后，巴基斯坦不满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处理方式，在1973年正式退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到了1975年，法国停止了对该组织的财政供应，不再为其提供任何经济援助。最终，在1976年6月30日，东南亚条约组织正式解散。
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看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成立是美国在与亚洲有关的外交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美国国内，对该组织的批评之声始终不绝于耳。史学家们也都认为，1954年签订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是一份失败的合约。尽管东南亚条约组织遭到了不少的争议与批评，但也产生了一些正面的影响，如该组织对成员国国家的文化交流搭建了有效的平台等。
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主要活动，并不局限于联合演习和战争。除了进行联合军训之外，该组织的成员国对改善当地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投入了不少的精力。1959年，作为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第一位秘书长，波特·沙拉辛在泰国创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工程学研究生学院”，即今天的亚洲理工学院。该学院以培养高级工程师为办学目的，自创办以来，优秀人才辈出，如今已成为很多国家、地区政府与国际组织资助的亚洲最大的国际性研究生院之一。
东南亚条约组织还赞助了泰国曼谷的教师发展中心和泰国军事技术训练学校，并为落户泰国的工匠训练专科学校提供了成熟的训练计划以及先进的训练器材。除此之外，东南亚条约组织对于成员国国家文学事业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该组织设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文学家协会，用以促进、资助成员国国家的文学发展，奖励成员国国家的优秀作家。
1959年，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曼谷设立了第一家研究霍乱病的实验室。不久之后，东南亚条约组织又在孟加拉的达卡设立了第二家研究霍乱病的研究室，而就是这家位于达卡的研究室，后来发展成了一家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霍乱研究实验室，即现在的孟加拉国际腹泻疾病研究中心。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文化、教育、医学和经济等层面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被后来的学者们评价为该组织最成功的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