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消除认识上的误区。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媒体基本上是单一的党报党刊和政府办的媒体，只要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基本可以做到“舆论一律”。而现在，我们不仅有以党员干部为主要对象的党报党刊，更有以广大市民为主的都市类报刊，还有为广大青年和知识界偏爱的网络媒体，以及更为普及的大众手机媒体等。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提高认识，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和多种媒体出现的新变化。
第二，牢固树立民本意识。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工作中要坚持执政为民，突发事件中要坚持以人为本，关键时刻要尽心尽职，这是正确有效引导舆论的基础和保证。做到了这一点，即使遇到天灾人祸、突发事件，也根本用不着为正确引导舆论劳心费神，更不用去挖空心思封堵媒体。对媒体越开放、越透明，舆论氛围就越有利。否则，谁都无法正确处理与现代传媒的关系。
“5·12”汶川大地震突如其来，令人猝不及防。如此巨大的灾害，如此巨大的伤亡，如此巨大的损失，如此惨烈的场面，很快就报道了出来，在第一时间向全国和国际社会进行了披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和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多种媒体派出前方记者在灾区多角度、全方位、客观、真实的现场报道，实时地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灾区各级党委、政府，带领人民奋力救人救灾的真实场面，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弘扬了中国对人类普世性价值的尊重，塑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凝聚了坚韧顽强的民族力量，震撼了整个国际社会，感动了世界各国，为抗震救灾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汶川大地震的报道，可以说是新闻报道坚持以人为本的成功范例。
第三，坚决摒弃封堵思想。媒体管理以疏为主，是形势发展的必然选择。实事求是地讲，就是想堵，也堵不住。如今，媒体报道的时间界限、空间界限、属性界限等，都被打破了，对于一些新闻资源和媒体事件，根本无法封堵。因此在引导舆论上，要多疏少堵。要根据各地部门实际情况，建立新闻发言人和新闻通报制度，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及时发布准确权威的信息，变被动为主动，就能先人为主，确保更准、更快、更好地引导舆论。中国早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古训，各级领导干部在今天的媒体管理和舆论引导上也应该借之、鉴之。
第四，及时抢占舆论先机。针对媒体宣传面临的新形势和媒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在舆论的引导上，首先要快，要及时。事件发生后，不能等有了最终结果再报道，要边处理边报道。传播学认为，要纠正一条错误的新闻，至少要花七倍的力量。所以，我们一再强调新闻的“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的重要性。这就是新闻规律，各级领导干部应该重视。
第五，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在开放的网络媒体中，任何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接受者和发布者，这就加大了党和政府对舆论引导的难度。适应网络的特点，不断提高网上舆论引导能力和水平，是新时期宣传思想工作对互联网宣传提出的新要求。一是建立信息披露机制，防范舆论危机传播。坚持从“网上来”到“网上去”，建立网上新闻发言人制度，适时组织网上信息发布，满足人们对公共信息的需求。特别是要增强对突发事件的舆论把握能力和引导能力，抢占舆论引导先机和主动，最大限度地压缩小道消息、政治谣言和攻击性言论在网上的传播空间。二是针对网上强大的炒作力量，建立与之匹配的正面引导力量。培育一支政治素质高、有影响力的网上评论队伍，积极组织评论员参与网上跟帖和讨论，号召广大领导干部参与网评，扩大网上主流声音，增强正面控制力；注重培养“意见领袖”，增强网上权威声音的力量，通过有号召力的正面言论孤立非主流言论。三是引导群众通过网络有序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根据网上宣传形势的需要，利用网络的互动功能组织在线交流、网上访谈、网上讨论等活动，引导网民发言讨论，把网民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方向。四是科学设置网上宣传议程，围绕时政新闻热点和网上热点难点问题，适时发表政策解读文章与正面评论，主动引导网上舆论热点。
第六，建立高效的新闻发布机制。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新闻发言人机制是避免媒体炒作、消除谣言、引导舆论、树立政府形象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建立高效的新闻发布机制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主要领导干部应直接推动各部门通力协作，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确保新闻发布工作规范有序。二是及时回答民众所关注的问题，遵循新闻规律建立科学的工作机制，确保新闻发布工作透明、高效。三是加强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配置新闻发布会必需的各项硬件设施，体现新闻发布的亲和力和权威性。在建立新闻发布机制时要十分重视对新闻发言人的选拔、培训。
第七，提高应对负面报道的能力。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舆论宣传过程中，需要保持合理适度与相对平衡，充分发挥正反两方面报道的功效，为我所用。保持适量、适度的负面报道，对于改进工作、遏制不正之风、加强对权力规范运作等，会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也是新闻媒体功能的体现。所以，对一些符合事实真相出于改进工作为目的的监督报道要虚心接受。如果出现了明显歪曲事实、扩大事态、造成恶劣影响的报道，就应当采取一些措施，消除其负面影响。通过与媒体人员的交流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有说服力的新闻稿，真正做到让事实讲话，受众也可以接受。一些批评报道播发后多多少少会对负责具体工作的领导干部造成一定的影响。此时，一味指责媒体，敌视记者，很可能会对自身形象造成更大的损害。最好的办法是，静下心来查找问题努力改进工作，与媒体合作；必要时，可与媒体协调，通过媒体，挽回形象。
※知识延伸
官员开博客
很多人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网络上写日记，然后与众多网友一起分享，这就是博客(英文名Blog或Weblog)。
如今，写博客已经成为时尚，不仅各类明星追捧，普通百姓也乐此不疲，纷纷通过写博客来展示自己，或与他人交流沟通。与时俱进，近年一些官员也开起了博客。“涉官无小事。”网友说得好，明星开博没人说，草根开博也没人说，官员开博则引来各方纷纷评说。有人说，这是在作秀。更多的人说，这是一个低成本、零距离、更直接的官民互动交流平台。官民沟通新“桥梁”从政府建立网站、人大代表公开邮箱、官员上网和网民互动，到官员开博客，网络正成为——官民沟通新“桥梁”。
第一个投身网络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指出：“我近5年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上百件建议和议案中，有相当多来自网友的建议和启发。”据他所述，这一系列集结了民间感情和智慧的建议包括——“关于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应免费的再建议”、“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建议”、“关于制定《乙肝病毒携带者合法权益保护法》的建议”等。
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带头，宿迁81名官员开博客，访问量达76万人次。山西省政协常委、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在其个人博客中发表公开信，欲借互联网这一新型平台，向广大网民征集有利于山西发展的真知灼见。官员开博之历数高官
越来越多的高级官员直接在网上开设博客，如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江苏省宿迁市委书记张新实、河北省邯郸市委书记孙瑞彬、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副市长王树清、河南省郑州市物价局局长陈军安、辽宁省沈阳市环保局局长李超、北京市海淀副区长于军等不少政府官员都加入了“开博”行列。他们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更新，点击率也很高，网友留言积极、互动良好。外界普遍认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政府一民间”新互动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政治文明的元素。
不同的博客，其命运也不同。“电子民主”并不仅指“电子政务”。完善政府部门网站的功能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官员博客的意义。官员“开博”，可以以执政者的身份，结合自己的思考，进一步向公众宣传政策，这也是官员博客应当发挥的职能。
官员开博是好是坏，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可否认，在官民沟通渠道还不完全畅通、网络舆论导向良莠不齐的背景下，官员开博无疑是一种网络时代全新的信息沟通机制和利益表达机制，不仅有利于官员与百姓的沟通，也有利于引导一个地区的网络主流舆论。我们不可抹杀官员开博的种种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期待官员博客在内容、形式、要求及地位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其实，无论博客也好，政府网站也好，“市长热线”也好，都只是一种工具，能不能收到实效，需要有人正确地运用它，看开设者是否真心服务民众，这才是最关键的。
“互联网执政”并不足以支撑起一套行之有效、一以贯之的规则。近年来汹涌于网络上的公共事件表明，互联网与其说是观点平台，不如说是博弈工具，它一次次见证了原本可以在法院解决的问题，却不得不首先经过一场场轰轰烈烈的“媒体审判”或者“互联网审判”才能推动；原本可以在日常行政中解决的问题，却要通过互联网上风起云涌的声讨“定纷止争”。不难发现，在中国互联网担负了“不可承受之重”。
或许，网民无节制地赞美官员开博更在于给现在的官场陋习投一张反对票。如果民众能够顺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且官员同样善于倾听，相信中国当下的转型进程会简单得多。与此同时，民意如果是真实的，对于官员来说，言语表达就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行动才是执政老真实的母语。一句话，民众要多说，政府要多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