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草书中，内森指出，部长首先将会确保取得议会的许可，让政府有足够的自由来处理此事，就像英国议会以前类似的情况一样。内森按维莱尔的计划，与巴林合买了一亿五千万的证券，年利3%。他只提了一个要求，万一事情不如预期进行的顺利，议会让部长大人组织发行一亿短期国库券的话，那么巴林和罗斯柴尔德将能够把国库券兑现成现金并不被迫出卖债券。
内森写道：“巴林和罗氏银行将会鼎力相助、自担风险为法国部长大人效力，如果结果尽如人意的话，那我们将收取第一年的受益作为回报。部长大人一定会力劝银行将年息降到3%，并借钱给债券。
“等到议会重组，国王陛下届时将会向他的臣民和全世界的人告知法国财力的雄厚，以及战争之后让西班牙波旁王族重获王权和人民的热爱……”
如果整个计划顺利实施，一亿五千万债券的年利由5%降到了3%，那法国政府将会省下一大笔钱，同时罗斯柴尔德家族也将从首年节余中获益。
依照内森曾经与英国政府类似的交易经验，维莱尔迅速与两大银行达成一致，并将此事公诸于众。
当议会重组时，法国国王为支持计划执行降低了公共债务的利息。公众对这项计划表示惊讶。债券散落在很多普通群众手中，新闻界轰动，众多投资者认为受到了损失，大多股民都明白从今以后每股只有3法郎的收益而不是5法郎。
但即使如此，证券还是在上涨，分别达到了104和106。所有人都感到来自这些证券的压力，于是一场针对维莱尔的暴动爆发了。事情不断升级，要求政府做出申明这些多出来的资金将会用于补贴前流亡者。奥地利驻巴黎大使文森特发言说这些交易将会给那些银行巨头们带去新的赚取契机，而他们的贪得无厌会让更多国家政府这么做。
计划备受各方指责，其中最严厉的是来自巴黎梅特涅的文章，内容如下：“食利者们已狂怒难遏，但维莱尔一定能平息这场风波，因为再怎么说他还是部长。”
国王为自己不敢在巴黎街道上露面而感到沮丧，他害怕那些小债券持有人的游行队伍。然而，他却始终如一地以损失民众利益为代价支持首相的计划和想法。
在这件事情上，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所扮演的角色恶评不断。乌夫拉尔（Ouvrard）称这是在他记忆里最恶劣的一次。但是，由于他所在党派本身就敌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他的评论也只能有保留地接受。目前还看不出罗斯柴尔德家族是盈利还是损失，因为这个计划只被下议院的少数人所接受，而对于大部分都与债券持有人有着直接的个人利益纽带的上议院来说，在7月3日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的教唆下反对该提议。于是，计划被否决。金斯这次没为他的朋友所罗门说什么好话，或许他想借此向梅特涅表明他并不需要依靠罗斯柴尔德家族。他在1824年6月11日给内阁大臣写了一封信：“在下窃喜维莱尔的金融计划未能通过。这也许能打消那位绅士的嚣张气焰。而且，提议本身充满了不公与残酷；法国很快就会了解到无数平民家庭会因此受害，因为它的立足点完全是站在贵族一边的。并且遭拒对那些联手的银行大户也没什么损害，反而能抑制他们对赚钱的狂热追求。凡事都有个限度，但这几大银行巨头准备超越他们的限度。他们显然对在所有重要国家发生的类似的利润下滑有完整的应对措施。他们能运用各种手段，脱身出法国计划……并且如果我是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我就会在遭受如此失败后带着我的数百万资产退出。”
如果此言属实，那金斯就犯了个大错误。事情才过一半就抽身而出不是罗斯柴尔德人的作风。更何况，如果你细读罗氏兄弟和奥地利政客之间的信件，就知道不能妄下论断，信中透露出罗氏兄弟正被奥地利给予的不正当的支持所鼓励，而这是相左于其他任何一国政府的。
那不勒斯的卡尔·罗斯柴尔德很快发现，在当地仅仅被当作是一个外国势力的代言人是极为不明智的。奥地利的军事占领不可能长久，并且对他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与当地政府搞好关系，因为他倾向于定居于那不勒斯并在此建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五个分支机构。
由于那不勒斯国王及贵族成员常常资金短缺，于是卡尔总是能找到示好的机会。尽管有对奥还款，但他与财政部长梅迪奇（Medici）的长期业务往来使他们的关系日益密切。同时，罗斯柴尔德人不断给奥方施压，表达他们对那不勒斯欠款的担忧，卡尔向梅迪奇断言他将极尽所能减轻那不勒斯的欠款负担。事情很快有了结果；梅迪奇开始检查并批评奥地利为部队维护所呈递的账目报告。菲凯尔蒙现在就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一劳永逸地规定那不勒斯的还款总额及1822年需付清。他说这样一来梅迪奇就不可能有时间如此细致地检查奥方的支出。
在他给维也纳的一份报告中说：“真实的原因是，由于他知道了我们所得到的节余，他想多提条件并且给我们制造麻烦；并且正因罗斯柴尔德把他们带到了维也纳，我们几乎可以从罗斯柴尔德手下与梅迪奇手下的密切接触中假设，梅迪奇势必认识他们，而这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
“最好还是把这个交给部队军需处去处理，就像第一次占领那不勒斯时那样；这样就没人会知道我们报告给维也纳的数据，我们也能从中省下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费用。我们的账目做过手脚，不然我不希望要对它们做辩护。更烦人的是这些会计部的数据还要在没有修订的情况下呈递给一个外国政府。这是最容易让我们暴露的方式。”
远征军可耻地习惯于向那不勒斯索取比实际花费更多的钱但菲凯尔蒙伯爵（Count Ficquelmont）应该为他的疑义获得更多的信用度，他还指出总军需长罗勒（Roller）所递交的高达1300万达卡（ducat）之多的年费要求一部分是出于奥地利对整个那不勒斯的敌对情绪。
国王逐渐被迫承认他不可能长期不召回军队，因为梅迪奇每天都提醒他占领对奥地利产生了多么巨大的负担，而国王对那不勒斯的统治却有限。但是国王却担心会有另一场革命爆发；再加上对自己军队的不信任，他打算征用瑞士军。但由于扩军带来的费用问题，交涉无果而终。
于是国王打算在爱尔兰征军，罗氏兄弟很巧妙地将这一观点灌输给了他。农民生活艰难，处处遭地主压迫，国家发生了大骚动。内森和爱尔兰籍伦敦银行家卡拉汉（Callaghan）进行了交流，卡拉汉也认为英国政府也应该支持征军计划，这能缓解民众不满情绪及贫困因素。内森看到了一石三鸟的机会：通过此事，他能帮英国政府转移麻烦；给那不勒斯提供他们急需的中立军；最后，就是为自己做成一笔成功的买卖。
内森已在英国打好了基础，并让他的兄弟卡尔给那不勒斯国王递交一份写有这些路线的计划书。他把爱尔兰人的信封好，信中内容说的是之前执行计划的困难现在已经消除了，新政府上任。卡拉汉强调说，爱尔兰人口众多，难以让民众身心服帖，这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因而一部分的移民必然是求之不得的了。
卡尔·罗斯柴尔德将信交给梅迪奇部长，向他说明内森的计划。梅迪奇赶忙将这两件事告知国王，此时国王的其中一个愿望才有了一丝着落的希望。
不久之后，斐迪南德国王病倒了，并于1825年2月4日去世。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Ⅰ）继任王位，这位继任者的轻佻和奢侈相比于他的前任更是有过之而不不及，更谈不上做什么一国之君了。在他的统治之下，国家更是每况愈下。他同样也担忧自身安危，1825年决定为那不勒斯征召4个团的瑞士军，爱尔兰计划就此搁浅。此次事变很好的阐明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如何将他们的势力触角伸向各个领域的，找准机会为强势服务，顺便装满自己的腰包。
这个时候詹姆斯正积极地在巴黎为一项新的西班牙贷款合作而交涉着，马德里政府愿为此不惜任何价钱。尽管公务缠身，他还是抽出时间去了一趟法兰克福，1824年7月上旬与所罗门19岁的侄女贝蒂（Betty）完婚。这是他亡父的遗愿——也是这个家族的潜规则——子嗣们无论如何要避免和别的家族人联姻，并且新娘绝不能是基督教徒。
即使在这样一个匆忙的出行中，詹姆斯仍带着他的私人信函和急件，为奥地利大使向在约翰内斯堡的梅特涅亲王转述现在法国的局势。蜜月取消，婚礼后詹姆斯立即赶回了巴黎，卡尔和所罗门也在，继续他们的西班牙谈判。
三兄弟决定派他们其中一人随一位西班牙全权公使到伦敦去找内森，让他力劝巴林家族加入这个项目。罗斯柴尔德兄弟要求西班牙在法国干涉中欠下的7200万也应纳入贷款而西班牙政府对这项提议表示反对。由于罗斯柴尔德无法满足西方所提条件，又没拉到别的巨头支援，最终谈判失败。
1824年9月16日，国王路易十八（King LouisⅩⅧ）去世。他的弟弟、前保守派领导人查理十世（CharlesⅩ）继承了王位。当时他已67岁高龄，坚决执行反革命和完全的宗教排他政策。维莱尔（Vellele）仍在任，因此只要罗斯柴尔德的地位没变，那么法国的政治金融局势就不会变。
在这个期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生意遍地扩张内森在英国成立了一个大型保险公司——联盟保险公司；阿姆斯洛与贝斯曼（Bethmann）、康塔德（Gontard）、布列塔诺（Brentano）合作，准备在法兰克福开个银行，但最后由于参议院的反对没能成功。
随着罗斯柴尔德家族贸易的扩张，他们的信件自然而然也多了起来，重整在欧洲的通讯系统变得很有必要。这还包含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是否需要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邮件进行密切关注。
这点可从一位米兰邮政局长的建议中略见一斑。他给维也纳汇报说：“我经常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每月两到三次从那不勒斯到巴黎，受那不勒斯、罗马和弗洛伦萨（Florence）的委派携带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长的急件。除了这些无足轻重的信件外，他们还递送那不勒斯和罗马议会以及都灵、巴黎、伦敦、马德里、里斯本等地的公使馆员之间的信件，还有形形色色的私人信件。
“这些信使会途经皮亚琴察（Piacenza）。我们在那有奥地利驻军，但由于有埃贝尔上校（Colonel Eberl）的命令，我们不太有可能从个别信使手中拿到信件。检查一定会有所回报，尤其是当我们抓住良机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让皮亚琴察处于奥地利士兵的保护之下，然后就能不动声色地达成目的。”
由于牵涉到外交信函，与大使秘书有关，同时也引起了梅特涅的关注。对于接受此建议他备感为难。这个计划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梅特涅自己常常需要罗斯柴尔德信使的帮助，但另一方面一些重大机密有可能泄露给下属邮政官员。再者，梅特涅自然是十分乐意掌握罗氏兄弟之间的私人信件内容，并对其进行技术上的“处理”。
考虑最终结果如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信使在从巴黎到那不勒斯或从那不勒斯去往巴黎的途中经过伦巴第（Lombardy）时，如果他们所携带信件盖有I.&R.的总领事章就被视为官方信件如果没有任何能证明这一身份标识的话，那就要按规矩处理了。”
维也纳前国家档案馆馆长霍梅尔（Hormayr）因为与约翰大公（Archduke Johann）企图对抗梅特涅和国王携手建立所谓的“高山王国”而被免职。他对通讯篡改可谓了如指掌，并用此给了梅特涅和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猛烈一击。他甚至爆料说梅特涅与所罗门商量好了，等在距维也纳两站地的菲斯查蒙德（Fischamend）就为了劫持一封来自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重要信件，推迟递送两天。
“这样做是为了给操纵股票市场拖延两三天的时间，给首相、兹奇和其他那些盗贼创造成千上万的利润，而他们的头，正是犹太人的国王，德国要塞的看门人罗斯柴尔德。”
就梅特涅与罗斯柴尔德的关系而言，这些充满攻击意味的指控与事实相去甚远，但也不排除其可能性，因为那些邮差收到的过时新闻，确实给证券交易带来了利润。
罗氏银行现在无疑遭到世人的非议，处境艰难。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所享的长时期和平为她从不断积聚的财富投资中获益颇丰。不健全投机逐渐成为趋势，新一轮的通胀在所难免。中南美的共和党将他们自己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看上去那儿有非常理想的农产品和矿业投资机会。
1824年底，伦敦发起了一项狂热运动。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捐款上升至几百万英镑。几乎伦敦所有大银行都加入此次运动；但巴林和罗斯柴尔德认为这不正常，有可能是人为操纵而没有参加。1825年，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南美的采矿业开始萎缩，不管资历再雄厚的企业也遭此厄运，数量惊人。这次危机迅速蔓延，从伦敦扩展到了整个欧洲。统一公债大幅下跌，其他外国公债也纷纷下马。
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威灵顿（Wellington）想起内森曾在比这更危险的处境中给他的信息服务。他向他咨询如何渡过危机，利物浦勋爵（Lord Liverpool）决定采纳他的建议。
内森打算到巴黎去见梅特涅，他在1825年时曾在那里，但鉴于糟糕的经济局势，他不愿离开伦敦，于是写了一封信给梅特涅：
“我应该即日起程去巴黎，向您表达我对阁下这么多年来对罗斯柴尔德家族亲切的如慈父般的关怀之感激情谊。本来我的行程都已安排好了的，但由于这不可预期的事变，我不得不取消。英国债券曾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但现在却迅速下跌，这都归咎于英国在主权会议上的错误推断。于是我被迫在此，以防进一步的下跌，再说政府也不希望我在此时离开。
“希望阁下大人不要误会，能够谅解我被这一紧急情况所扣留……再者，如果债券接连下跌没能得到及时处理的话，那将会迅速蔓延，进而影响到I.&R.奥地利债券。因此，我期盼这里的金融圈能尽早重振旗鼓，此次出行能尽快实现。同时，我请求尊敬的阁下大人能接受我信中表达的感激之情，这都是肺腑之言，我会向全能的主祈福，保佑我们敬爱的国王陛下能长寿安康，阁下大人能百事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