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塔迪代表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的金融利益的要求已告知竞标者，各条件都应被严格审视，而罗氏的投标不应予以考虑。他强调：“这是国库第一次能有如此多的竞标者，很可喜。这种情况以后还会有，如果我们向他们证明对于过期投标我们不予接受，那么将来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更大收益。但如果现在我们为眼前利益而不这么做的话，那以后我们可能就没机会组织真正的竞标了。”最后，关于对拉菲特的个人异议，施塔迪伯爵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无视他投标者的身份，即使假如罗斯柴尔德中标了，这也仅仅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偶然事件。
由于无法达成统一意见，会议最终无果而终。最终决定权落在了国王身上，梅特涅最终占上风。国王向委员会发言如下：
“关于该发行1200或2000万债券的问题，起决定因素应该是现今的总体政治局势，而这该请教梅特涅。现在重定一个截止日期，误者概不予以考虑。”
一年快过去时，又一笔大额对奥贷款签订。1823年4月直至1824年底，财政赤字估计已高达3500万荷兰盾。现又决定追加发行3000万债款。包括罗氏银行在内的四大银行联手用现金支付，收到金额3600万，其中5%是以硬币支付的公司债券，还有每股82荷兰盾。
当奥地利面临重重困难时，她的攻击性外交政策——尤其是广受英国批评的对那不勒斯的扩张——让人们相信奥地利一定财力十足，不然无法满足其四处扩张的需要。英国议会反对党时不时指责内阁无能，说他们连奥地利在革命战争之前的借债都无法讨回。
在英国津贴体系生效之前，奥地利向英国两度借债，价值622万英镑的债款一次是为资助各活动开销，二次是为全力支持对拿破仑的战争，后者被隐藏幕后。1822年在维罗纳会议时期，为了增加收入，债务已上涨了2350万英镑。为支付贷款，奥地利参加了亚琛（Aix-la-Chapelle）会议，但梅特涅拒绝支付，并且所有的谈判均无效。施塔迪明确表示，如果英国坚持己见那将会造成奥地利的财政崩溃，而复苏之路将会十分艰辛。
当梅特涅在维罗纳执行与英相左的政策时，威灵顿再次向大臣提醒他们仍需要还债。但他说的并不是所有加总的巨额数目，并且准备免除利息，即使是仅仅支付4000万也可以。尽管意味着4000万荷兰盾的公约硬币，但奥地利居然拿出来了，这着实让施塔迪吃了一惊。
梅特涅发觉是他的政策促成的这一结果，他正试图与奉命处理此事的英国行政官罗伯特·戈登先生（Sir Robert Gordon）达成协议。无数提议被考虑和否决。最终梅特涅支付了总价值3000万的荷兰盾，每股5%的公司债券发行价，包括大约200万英镑的所有权贬值金。他随后向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求助，请他让他的弟弟内森影响英国政府。所罗门立即给内森写了一封密信。
信中写道：“英国部长还未对此提议做出任何回应……英国很有可能不会立刻无条件接受奥地利政府的还款，而是这样那样地提出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无论将会有怎样的回复，我不认为奥政府会改变最初的支付额……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就请立即发行此数目的债券，不然称职且高效英明的奥地利政府将会遭受严重的信用危机。
“你既然是个商人，就会妥当地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就不再赘言了。我所说的都是受命于梅特涅亲王阁下，这仅仅是告诉你现在的大体局势。（由于没有官方任务）你有可能会私下与财政部大臣商讨此事，确保英国相信这些款额是公正合理的。你既效命于英政府，我就相信你能完满完成此任务，证明自己的能干并能恰当处理此事，展示你的聪慧和谨慎。我希望你能给我带来好消息……”
内森随即就与银行家巴林和里德·欧文（Reid-Irving）搭上线，联系英国政府，并成功说服英方接受2500万的债款，而不是最初的那么多，谈判最终决定奥地利支付3000万弗罗林币（florin），其中5%的现金公司债券，按发行价大概会增值总价的82.37%。施塔迪同意上述三银行提供的债款，1823年10月31日，所罗门回复给梅特涅：
“仁慈的总理大人！
十分荣幸我能向阁下传达好消息，经过不懈努力在下终于取得成功，我与伦敦的同僚联手，以3000万荷兰盾和5%的金属债券达成交易。我一直信守对您的承诺，也很高兴能给拖延如此之久的问题做个了结，愿帝国政府满意。
我的同僚还特别嘱咐我问问国王，您是否能在国库大大受益的情况下给我们2-3%的认购金。念及政府的公正及忠信，如能列为考虑，我将备感恩泽。然而我的效劳和热忱能对国家造福，创造如此多的储蓄，我本人也十分乐意于不要求更多的报酬。近来我与施塔迪伯爵阁下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很高兴能让伯爵满意，得到他仁慈的青睐。
阁下大人无疑会以你一贯仁慈高贵的态度赞扬我对皇国做出的贡献，恕我直言，我相信仁慈的阁下一定会考虑我的小小要求。我期待与您面谈。我迫不及待地想再次见到大人并向您表达我的问候……”
然而三大银行巨头对奥地利的公共证券投机却如日中天。他们的期望都在谈判上得到了满足，早在1824年1月时证券就已显示出了强劲的上涨势头。
事情结论传到了弗朗西斯国王那里，并建议嘉奖奥地利中介人库贝克（Kubeck）先生，兹奇伯爵希望利用此机会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得到皇室的赏识。他在备忘录上记录下来，虽然这些银行已完成对债款的认购，这也确实大大提高了奥地利在伦敦证券交易市场的信用度，但是我请求国王批准他们在其中的获利，尤其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应为他们在交易中的出色表现受到表彰。对奥地利证券的这一要求使上次的贷款定了一个5%的奖金，在信贷成功的同时，这些银行也让英国政府获得满意。于是兹奇打算加上以下这句：“我们认可伦敦银行业所做的努力，使得奥地利的公众信任度大大提升。”
然而，巴伦·冯·雷德勒（Baron von Lederer）补充说，在他看来，英国安排提供贷款的业务只是由于有利的环境所形成；而且，正如英国报纸公布的证券价格一样，各银行已经实现了不少的获利。
不过，弗朗西斯国王重笔一挥，满意地认可了兹奇伯爵的提议。整笔交易被认为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生意史上利益最为丰厚的。债券不断上涨，1824年平均价为93点，到了1825年上升到了94点。显而易见，罗氏兄弟以82.67认购的公司证券让他们实现盈利3000万荷兰盾。现已无法估计确切利润，但根据纽曼（Neumann）的记载看来，在4月之初财富累积就已达1，824，600英镑。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的“自得之情”及大度地拒绝了认购金或所谓的“津贴”一事就是情理之中的了。
显而易见，当维也纳为所罗门带来了如此多笔大生意后，所罗门自然会更钟情于这座城市了。尽管对外国犹太人有所限制，但他的亲戚们仍打算在此定居。其中之一是所罗门的一个叫安东·史纳皮（Anton Schnapper）的表弟，他与罗氏银行在维也纳的负责人威廉·冯·维特斯坦（William von Wertheimstein）的女儿结婚，威廉是已为皇室特许的私人批发商。
通过所罗门的帮助，安东获准觐见国王，请求特许和经商许可。虽然国王答应此事，但迟迟未见正式许可书的下达，迫不及待的年轻人再次呈递申请，但这次是以书信的方式。
他写道：“国王大人，此签名文件下所列的需求来自于百万承蒙您仁慈和正义的幸运儿。我出生于法兰克福，并拥有敬爱的双亲，我的母亲也姓罗斯柴尔德。我在声明显赫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银行里做了数年的助手，学会了如何做一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
“我十分希望能作为一位批发商人在这座城市安居，并与此城的特许商人威廉善良纯洁的女儿喜结连理。我请求得到您的特许及作为批发商人的授权书，我的所有合作商都已默认了，但考虑到合法性，特此请您予以批准。希望仁慈的陛下同意这一不足为道的请求，那么我和我家人会为您无尽的恩泽日日祈福，愿万能的上帝保佑您及家人。”
史纳皮去递送时却发现他的第一份申请仍原封不动地放在国王的办公室里。他写信给所罗门道：“你一次又一次地慷慨承诺说要助我一臂之力，看在血缘和情谊的份上，我希望这次你能真正把我的事放在心上。”
所罗门信守诺言，他很得体地请求梅特涅简短地向马丁（Martin）陈述此份申请的重要意义，马丁是国王最重要的私人秘书，他的进言能让国王签字。
梅特涅位高权重，他一出手事情立马解决。
施塔迪继续聘请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处理重要的金融事务。1824年2月，罗氏银行使一份价值200老荷兰盾的证券升值到1000万荷兰盾，并从中赚取2.5%的佣金，就是说每100新荷兰盾中得到5%即200荷兰盾股权。所罗门很想将总值提升到2000万，但受条件所限，他们无法降低旧债，在整个计划中这被当作是最高机密保守着。霍夫拉特·利德尔（Hofrat von Lederer）很怀疑罗斯柴尔德是否能如此轻易地将这笔生意做到2000万。
他是对的。1825年2月，罗斯柴尔德家族请求允许将债务从1000万减少到700万。与此同时，旧的证券股价疯涨，最终银行失利。当然罗斯柴尔德也不可能每笔生意都赚钱；但当生意失败，蒙受损失时，罗氏兄弟却能将损失减少到最小，却对此缄口不言。包括奥地利之外的生意在内，数目总是在不断扩大，而且他们的触角也伸到了欧洲以外的地方。
1821年巴西也在葡萄牙国王的要求下颁布了宪法，并被裁决与母国分离，国王的儿子唐·佩德罗（Don Pedro）宣告成为当地的立宪国王。此事是在英国的支持下进行的，但同时也触犯了东部保守派的利益，尤其是梅特涅。
当时罗氏四兄弟都是在梅特涅的旗下的——但詹姆斯私下却偶尔冒险与西班牙自由党人来往——内森需要与自由的英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于是1824年时，巴西无法满足伦敦另一家银行的要求，而内森却以收购巴西债务的方式大大取悦了英国政府，1829年他又与巴西签订了80万英镑的贷款。这使得巴西重整财务，而内森却没遇到任何金融问题。
但是这些贷款无疑会激起保守派的愤怒，他们不断给五兄弟制造麻烦。在本质上几兄弟意见一致，他们没有打算倾向于任何一个政治路线，因为他们懂得顺应时局。但对于处在梅特涅势力范围内的罗斯柴尔德人来说，尤其是在威尼斯的罗斯柴尔德，不得不装作全权支持梅特涅体制下的保守党派。但却加大了他们为内森圆场或改变人们对内森所做事情看法的难度，这常常让他们陷入尴尬局面。
此时，罗斯柴尔德家发生了一件大事。5月13日，所罗门·罗斯柴尔德忐忑不安地去拜访金斯，告诉他他刚得到的施塔迪伯爵在家中风的消息。这样一位严于律己、孜孜不倦的人，这样一位雄心勃勃、对工作勤勉献身的人，将职位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他比任何一个人都高效地为国家做着贡献，这几年来工作上的紧张与压力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伯爵在中风两日后去世，工作由纳达斯蒂伯爵（Count Nadasdy）接替。
这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来说是一大损失，他们之所以能来维也纳全都是托施塔迪伯爵的福。虽然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里他对罗氏兄弟越来越警惕；但他们与奥地利财政有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像他所想的那样，新来的部长根本无法摆脱他们，即使私下对犹太暴发户深存怀疑和偏见的梅特涅来说也不曾想过要这么做。
再者，金斯和罗斯柴尔德们时刻都在预防严重误解的产生。就像金斯记录的一样，这一时期罗斯柴尔德不仅经常出入梅特涅的办公室，而且常与亲王共同进餐；所罗门的盛宴有30或更多的人出席，而与席者都是部长、大使及贵族等。
所罗门大宴宾客，扩展人脉，学到了不少经商之道。
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中心之地在法国。法国前保皇派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并没有忘记在远征西班牙时罗斯柴尔德家族所给予的财力支持。这让法国有了财力靠山，同时他本人也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支援中获益。当时法国要付至少一亿九千七百万的公共债务。维莱尔打算通过将在1824年2月17日已达平均水平的利息从5%降到比如说3%的水平，以减轻这个难以负担的债务。这样一来，他预计每年将有约3400万的利息节余。维莱尔构画好蓝图，然后给了在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一份详细的议案。
部长表示，除了对西战争的花费外，他能够让自己收支平衡而不需要有别的贷款。他写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完全可以利用英国及整个欧洲公共证券升值的契机，实现我们由5%到4%，甚至是3%债务转变的目的。”
维莱尔邀詹姆斯加入，而同时又不会影响法国的信用度。他决定应该这样做：转换不少于一亿五千万的债务，承担5%利息，并且向认购者发行同样数量的债券，每75荷兰盾3%的债券。部长同时还希望3%的债券也能很快增值并且允许认购商们在转受了负担着一亿五千万年利的债券后的第一年可以带息储蓄。
詹姆斯马上将法国财政部长的这笔大买卖通知给了他在伦敦的弟弟内森。所有的罗氏兄弟，尤其是詹姆斯，都心照不宣地认为内森有最好的金融头脑，他与英国政府的关系也无疑让他成为兄弟中最为有影响力的一个。财政部长不仅将他的计划用书信寄给詹姆斯，并好几次与他进行了私人谈论，很快，在1824年3月的2、3、4号的讨论之后，詹姆斯派他的私人信使前往伦敦去找内森。内森咨询银行家巴林后，3月6日给了詹姆斯回复：
“我尊敬的兄长……巴林和我都很乐意为法国政府的降息计划效劳，而且既然事事都已考虑周全，结果就不用担心了。但同时，财政部长一定要全力配合我们，不要出现什么差错。
“显而易见的是，现在证券价格操纵在那些总是走运的投机商人手上，而且他们还会借此再捞一笔。但这些人却没实力帮助财政部长完成这样一个长期的任务，除非有声名显赫的大资本家比如巴林（Baron）和罗斯柴尔德先生的支持。现将我的一份准备给部长大人的计划草书给你过目，这件事的成功对国家和政府都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