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量巧破谜局
银广夏是1999年、2000年的第一大牛股，从股价到业绩，均创下了令人炫目的纪录：1999年，银广夏的每股盈利0.51元；股价则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动，一路狂升，至2000年4月19日涨至35.83元。次日实施了优厚的分红方案10转赠10后，即进入填权行情，于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全年上涨440%，高居深沪两市第二。
更令人惊喜的是，该公司股价高昂、股本扩张的同时，公司的业绩也是飞速增长，到2000年年报披露的业绩再创“奇迹”，在股本扩大一倍的基础上，每股收益攀升至0.827元。
银广夏当时对利润飞涨的解释是：该公司的“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让公司业绩优异。
银广夏从德国进口了“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1999年7月，第一条500立升×3的生产线在银广夏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广夏试车并投入生产。根据银广夏公告，天津广夏在1999年度、2000年度向德国诚信公司出口萃取产品达5610万马克（约2.2亿元人民币）、1.8亿马克（约7.2亿元人民币）。天津广夏因此在1999年创造的利润占银广夏的75%以上，2000年更几乎囊括了银广夏的全部利润。
银广夏又在芜湖和银川投资设立了两条1500立升×3和一条3500立升×3的萃取生产线。并自称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萃取基地”，前景似乎十分光明。
2001年3月1日，银广夏发布公告，称与德国诚信公司签订连续三年总金额为60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仅仅依此合同推算，2001年银广夏每股收益就将达到2—3元。
也就是在如此灿烂的业绩预期下，公司股价一路上扬、强劲异常。
当时市场人士均对银广夏的优良业绩陶醉不已，一直将其树立为两市的绩优样本股。
但《财经》杂志2001年8月的一组稿件，将银广夏的造假行为彻底曝光，“银广夏陷阱”让整个股市大为惊悚。
《财经》经调查确切获知，银广夏从1999年开始在市场上散布的“利润神话”全系子虚乌有的编造，据公司自称其出口额在2000年达1.8亿马克，而事实上仅为3万美元；其签下60亿元合同的德国买家据称为一家百年老店，事实上却是注册资金仅5万马克的小型贸易公司；其据称出口创汇创利的“超临界萃取产品”，在产量产品和价格上均被专家证实不具可能性。
《财经》在天津海关查到了最关键的证据：天津广夏1999年度出口额仅480万美元，2000年度更是只有3万美元。这表明其所宣称的1999年出口5610万马克、2000年出口1.8亿马克的说法纯为编造，从而证明，银广夏在过去两年间创造的“巨额利润”神话，完全是一个骗局。
消息曝光后，银广夏连续15个跌停，股价从三十多元一路暴跌到了五六元一线，其中众多机构、主力损失惨重。
但有一位精明的投资人早在市场极度追捧银广夏时，就已经从喧嚣声中察觉出了其中的陷阱，他就是后来被称为股市绝顶高手的赵丹阳。此时的赵丹阳已经在注册于香港的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工作。赵丹阳的投资理念是注重公司质量。
银广夏此次利润造假，爆出惊人骗局，有着雄厚投资研究实力的大成基金对于夸张的业绩增长数据没有调查核实，最终被银广夏所蒙骗。而赵丹阳是怎么察觉银广夏骗局的呢？他可没有去海关查银广夏的报关单，江湖传言他在调研的过程中，没有单纯依赖银广夏提供的数据，而是直接查看了银广夏天津工厂的耗电量，发现每月用电额度仅为上百度，从而识破了骗局，避免了损失。
不仅民营企业面对商战、面对竞争时，要不按常规出牌，大国企有时候也是。但这样的时刻，这些国企人面临的考验其实更大，因为按常规出牌，不会犯错误。而超越常规出牌，就算成功了，还有可能被扣上一个行为违规的帽子，如果失败了，更是万劫不复……但商场变数无穷，哪有那样多商机都可以按程序发牌呢？
王军的当机立断
中国中信集团公司（原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家公司在商界几乎是家喻户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由国家前副主席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的。中信集团的业务主要集中在金融、实业和其他服务业领域。截至2009年底，中信集团的总资产为21538亿元；当年净利润为282亿元，是巨无霸级别的大企业。
这样的大公司，早年间也发生过一起不按常规出牌的大商战。
1993年王军出任中信总经理，那一阵是王军的艰难日子，偌大一个中信公司，账面上只有现金200万元。后来，王军曾对外披露，这200万元“意味着总公司大概能够维持一个半月的工资发放。”
王军开始发愁，偌大一个公司交到自己手里，那么多人要发工资要吃饭……多种因素让王军“吃不下，睡不着了”。他开始失眠，睡觉就“主要靠安眠药”，他说：“大概世界上能找到的安眠药我都吃过。”
王军想的办法，一是准备找下属富裕的子公司借钱，二是加紧整合公司的业务。结果还是第二套方案使王军重新有了现金流，从而渡过了难关。
1995年，王军年满54岁，正式成为中信年富力强的董事长，也是中信继荣毅仁、魏鸣一之后的第三任董事长。王军不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很多事情都是由班子讨论决定，但他曾对媒体、外界坦陈了自己的一次“独断专行”，在《南方人物周刊》还有知名媒体评论人王伟群的《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一书都曾经写到过这个故事。
综合各界对此事件的报道，这次商战不简单啊……
在香港富豪李嘉诚、郭鹤年的协助下，到1991年，中信香港公司完成了对香港上市公司“泰富发展”的收购，收购结束后，公司也被更名为“中信泰富”，此时的股价约为1.3港元，资产约40亿港元。此后，中信集团依托中信泰富展开了一连串的大并购，1992年2月，中信泰富以“蛇吞象”的高超技巧，将香港老牌企业“恒昌”纳入囊中，通过此次收购，中信泰富的每股净值从收购前的1.32港元上升到1.83港元，总市值从64亿港元上升到95亿港元。随后几年，中信泰富先后又并购了香港电讯12%的股权、江苏发电厂56%的股权……
有资料显示，中信泰富1990年的净资产不过7亿港元，到1995年时，净资产已经攀升到了266亿港元，5年翻了30多倍。
与此同时，中信泰富的股价也是一路陡升，到1996年下半年，中信泰富迅速跨过35港元，直逼40港元大关。
1996年，王军向国务院前副总理朱镕基汇报中信公司的情况，他简短而明确地说：“中信的问题是资本金不足，负债率太高。”
朱镕基也十分干脆地表示，国家不会给中信一分钱，就这样回绝了王军的念想。当朱副总理追问王军打算如何解决时，王军回答：“考虑卖一些资产。”副总理听罢说，这是商业行为，他不会干涉。王军不再详细解释自己的计划，告辞出来了。
当王军向朱镕基提出“考虑卖一些资产”，来补充资本金的时候，他脑海里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方案——将中信公司在中信泰富的部分权益变现，向荣智健及其中信泰富管理层转让这部分股权。
《艰难的辉煌——中信30年之路》一书对这笔交易过程描写得细致到位：
得知王军同意出让股权的信息，荣智健大喜过望，中信泰富势头正旺，他一直渴望能有机会扩大其个人在泰富的权益。他即刻派出总经理范鸿龄飞赴北京。
12月26日中午，范鸿龄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直到这个时候，王军才把总经理秦晓、副总经理常振明和财务部负责人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向他们通报此事。王军说，这事已经定了，你们去商量具体条款吧，范鸿龄已经到北京了。
秦晓不安地问：国务院同意了吗？
王军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做了就做了，能收回来100亿元，我们资本金不足的大问题就解决了。”
王军深知这是一个一定要被追究责任的天大事情，他决定自己来承担一切后果，于是他作出了在董事长任上的“唯一一次独断专行”。
两个小时后，秦晓等人将谈妥的细则交与王军，王军浏览后即刻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1996年的12月26日，但是王军专门叮嘱秦晓：留在纸面上的签字日期改为1996年12月31日。
七年后，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王军：“为什么在26日签的时候要签成31日呢？”
王军丝毫不遮掩自己当时的用心：“我们国家有很多规定，而且我们是一家国有企业，如果这么大的资产出让的话，需要有很多的报批手续，也有可能国家的有关行政领导机构让我们停止这笔交易。如果说（此次转让协议）公布了以后却停止交易，在香港就属于犯法行为了，要承担很大的法律责任；在国内你又必须执行政府的这些规定。在12月31日下午，大家都准备过年的时候公布一下，等到过完年，可能淡漠一点，反应就不会那么强烈了。”
12月26日下午，王军签字后对范鸿龄说：“你必须在12月31日下午将协议递交到联交所，切不可上午递。”
王军试图打一个时间的擦边球，“正好过年，公布的时候没人注意，（国务院）想找我麻烦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王军不是没有过教训。“收购亚洲卫星，写了一个报告，当时的股价才7港元，报告折腾了好几次，批下来已经是5个月以后了，股价已经到了15港元。”
此次要卖股权，现在的价格33港元，如果再打报告、再折腾几个月，批下来的时候，股价怕只剩下十几港元了，18%股权的含金量可能就要缩水2/3。这是商业机密，绝不能再泄露。为此，王军宁肯冒着撤职查办的危险，也要擅自行动一回。
王军的算盘打得很好。但是，兴奋不已的荣智健还是没能遵守诺言。12月31日上午，他兴冲冲地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与中信总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第二天就是1997年的新年了，整个北京都沉浸在香港即将回归的热烈氛围之中。上午，王军得知消息已经透露出去，他暗暗叫苦，祈祷着北京方面最好没有人关注到此事。
但是到了中午，总经理秦晓桌上的电话就响了起来，电话来自国务院——“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没有通报？”
他赶紧向王军汇报。
王军说：“反正朱副总理有过说法，同意我们出让资产补充（资本金）。”
秦晓于是答复对方：“朱镕基副总理同意了……”
王军一听要坏事，赶紧致电朱镕基，称“秦晓在胡说八道”，但电话里百般解释也没能说通。
后来，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周正庆找王军调查此事。王军依然气势不减地说：“做买卖哪有说股票不能卖啊，我缺钱怎么办？”
此次股权转让，王军收回了108亿港元！这帮他解了大围。
但更要命的是，中信泰富的股价继续上涨了。签字的时候每股32元左右，正式出让时的股价却是38元左右，中信泰富18%的股权为6亿股，每股差了6元钱，国有资产就有30多亿的流失。而且，随后股价还涨到了58元，这一下就差出去了100多亿港元，于是这件事情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国有资产最大的一次流失”。
尽管当初王军做好了被撤职的准备，也有中央高层找他谈话，但结果王军并没有被撤职。
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几乎所有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银行倒闭，金融业崩溃，导致整个经济瘫痪。但此时对于中信来说，刚刚到手的108亿港元简直成了王军的定海神针。王军连连称幸。后来他说：“这些年没有发生支付危机，这笔钱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这108亿元的话，遇到亚洲金融风暴，我们可能会向国家伸手，但是有了这108亿元，我们没向国家伸手要钱。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中信嘉华银行、中信泰富资金上的支持，这笔交易起了很大作用。”
2004年，王军受邀在上海举行的沃顿商学院同学会上发言：“经济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给中信带来重大的影响。中信未雨绸缪，及时考虑到经济当中隐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一旦危机到来，公司就要做最坏的打算。因此，我们开始调整日常资本项下的开支，并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运作。当1997年6月泰国银行发生危机苗头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钱留下来了，保证了我们的生存和发展。1997年底金融危机严重危及香港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前处理了银行的问题，使中信公司顺利渡过了香港股市危机和银行危机。正是这样有勇气、有调整和有策略的动作，中信才顶住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商战之道：
看看这些招数，王石成功甩脱一批放像机，背后一批同行倒了下去；俞老师自己练习三十个签名，这才有了新东方的故事；而依靠着5000名民工的违规排队拿号，唐家兄弟才获得了启动的资本……呵呵。
阴招、高招、正道、诡道……大家自有品评，商海无情人有情，活下来，真不容易。通晓商战之道、洞察商战之术，但临危急时刻，无诡道能否脱身？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无诡道者，兵必败；皆诡道者，兵亦必败。得失寸心啊。
各位在日常商战、为人之时，如想玩点诡道，还望牢记、体会《孙子兵法》中的另一句话“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守正为正道，出奇之术只能用于奇时。无奇者，不可胜；但只行奇术，忘了商战之道、忘了商战之术者，必败于奇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