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和平崛起，这是关系到亿万中国人民的头等大事。纵观古今中外，不论是封建王朝时期，中国各朝各代的开国盛世，还是英国的强盗式崛起，美国的古惑仔式崛起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21世纪中国崛起之路还很长。中国崛起需要突破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瓶颈，同时还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障，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有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的软实力。
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把脉
1992年，一位美国记者出版了《中国崛起》一书，首次提出了中国即将崛起的论断。1996年，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一书中预言中国必将成世界强国。在国内，学者阎学通较早提出崛起。1997年，他在名为《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的文章中探讨了中国崛起的问题。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正式提出和平崛起的新概念。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座谈会上提出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领导人的谈话引起了国内政界和学术界对和平崛起的广泛讨论，和平崛起被视做中国的外交新理念。与此同时，国际社会亦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广为关注。
中国和平崛起发展道路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越后起大国传统的崛起之路，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掠夺资源、争霸或称霸，而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内需，改革创新，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在与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更不是相背离的历史进程中，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独立自主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促进国际社会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总目标。正因如此，中国对内寻求和谐，对外寻求和平。中国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会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胡锦涛主席2005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新的世纪为人类社会发展展现了光明前景。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世界所有国家紧密团结起来，才能真正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位，以和为最高价值。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以和为贵”、宽和处世，从而创造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孔子的弟子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孔子的原话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上《子路》)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其意思是，保持和谐而不结党营私，行为庄重而不与他人争执，善于团结别人而不搞小团体，才称得上君子。春秋时代齐晏子也强调和与同的区别，他以君臣关系为例说：“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这称为和，如果“君所谓可”，臣亦曰可；“君所谓否”，臣亦曰否，那就是同，而不是和了。晏子说：“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老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从历史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许多显赫一世、威震四海的大国，都依靠武力扩张、侵略掠夺、殖民奴役起家，无一不是用剑与火开辟了通向帝国的道路。国家靠战争崛起，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并埋下各民族与各国家之间关系动荡的祸根。结果，表面强大和繁荣的帝国往往不久便成了历史的匆匆过客，应验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速焉”的古话。二战结束宣告了“战争崛起论”的历史性终结。战后，日、德和其他欧洲大国和平发展的成功，从反面证明，“和平崛起”方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中国人民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强调亲仁善邻、和而不同。在近代历史上，中国屡遭外来势力入侵和奴役，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弥足珍贵，中国人民历来酷爱和平，渴望和平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象征。有着“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价值取向。鼎盛时期的中国，如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乾隆盛世，多实行睦邻友好的政策。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更是记载了先辈们孜孜追求和平发展的历史轨迹。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不同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中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生产力水平显着提高，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显着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国际影响与日俱增。同时，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加入世贸组织使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进人新阶段，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已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中国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道路上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新世纪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中国“和平崛起”的方略，顺应了时代的主题。全球化带来了全球性相互依赖的加强。经济全球化把愈来愈多的国家联结为利益共同体；经贸投资和跨国公司的活动，使各大国之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局面。这种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将是世界和平的一个基础。在这种形势下，和平崛起的条件和机遇已经出现，和平崛起便成了世界各大国实现强国战略的可能选择。
历史比较表明，中国没有非和平（强行)崛起的客观环境。历史大国崛起，如西班牙、英国、德国、美国的崛起有很多共同点，这些西式崛起都是零和崛起。西式崛起有其特点，如殖民扩张、商业扩张、市场争夺、追逐海洋霸权等。据中国学者辛向阳的研究，西班牙崛起的模式是海权加殖民扩张，荷兰模式是海权加殖民扩张加暴利的商业贸易，英国模式是海权加殖民扩张加暴利的商业贸易加工业革命，美国模式是海权加殖民扩张加暴利的商业贸易加工业革命加技术创新加软实力。对照以上模式，中国不可能殖民扩张，不可能进行暴利的商业贸易，也不可能建立海上霸权。中国只能融入现存国际社会并逐渐改善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反过来说，在全球化时代和核时代，非和平崛起的代价也太大。总之，时代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所以中国的崛起不会是战争崛起的传统模式，而是一条和平崛起的新路。
从现实来看，中国只能并且正在逐渐地融入和改善现存的国际体系而不是挑战这一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中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非常有限，人口负担过重，不具备挑战世界、强力崛起的物质条件。第二，与历史上不同，当今的国际制度、国际机制和国际法对大国行为的约束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必然受它们的制约和规范。中国对当今的国际体系，更多的是融入，通过参与其中发挥影响并对国际体系的缺失进行必要而负责任的改良、补充或完善。第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利益逐渐与国际社会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中国自身利益的实现越来越需要通过国际社会来实现。从现实来看，中国在过去20年的融入已经造就了以大多数国民为主体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际社会虽然不完美，但中国从中受益不少。依此推理，中国不可能强行地去推翻或者挑战自己从中受益的体系。第四，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一个国家必须具备高度的软实力，如历史上的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和现在的美国。而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显然较欠缺。以上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必然会选择和平地崛起。
从主观意图和战略文化来看，中国没有打破现今世界体系权力分配状况的意图和战略文化。研究表明，挑战国家在主观意图上还有两个显着特点。其一，挑战国家具有长期的扩张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在知识界、政界都成为普遍流行的思想。其二，挑战国家一般是不满现状的国家。以上两点，中国都不具备。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也说：不能用俄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崛起类推中国的崛起，中国没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重商主义、军国主义的思想体系，没有天授民族扩张和领土扩张的命运论，也没有文明传播的使命。相反，中国强调平等、国家主权和联合国宪章的权威。从战略文化的角度看，近20年以来，中国的战略文化明显朝合作型战略文化转化。1979年以前，中国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70年代末，邓小平初步提出世界大战可以延缓的想法；1992年，中共12大明确指出世界和平是可能的；1995年，中国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到1997年，明确指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至此，中国的战略文化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最近几年，中国又提出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样性、和为贵、和而不同等诸多外交新理念和政策。
封建王朝的中国崛起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张养浩
和世界上其他人类一样，中国古代社会也经历了从氏族、部落、联盟、城邦、封建到帝国的过程。传说中的女娲，就是母系氏族社会的时代；伏羲是父系氏族社会；炎黄是部落时代；尧舜禹是联盟时代；夏商是城邦时代；周是封建时代；秦汉以后，则进入帝国时代。
如果说夏商周是中国的童年时代的话，那么春秋战国时期就是中国的青春期，中国在这短短的500年时间里完成了从纯真到成熟的启蒙阶段。当春秋战国在金戈铁马中结束时，中国已经长大成人。从此以后2000多年，虽然中国充满了岁月沧桑，但只是马齿徒增，再也没有长过个子——“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如果说有变化的话，那么如今中国连最后一丝朝气也终于磨灭掉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朝气蓬勃的黄金时代，对于老气横秋的中国来说，那是一段永远也无法忘怀青翠欲滴的青春岁月。春秋战国是中国政治的起点，氏族部落从此时此刻开始，向国家阶段迈进。500年时间，中国由200多个封建城邦最后融合为7个大邦国：齐、楚、燕、韩、赵、魏、秦。7个诸侯国构成世界，叫做“天下”，这就是中国的世界。在当时的这个世界上，最牛的不是国王诸侯，而是学者和商人。
春秋战国始于文字在民间的滥觞。在此之前，学在官府；从此之后，学在民间。孔子、孟子、墨子、老子、荀子、庄子、孙子、李悝、管子、韩非子，等等，百家争鸣的学者们着书立说，广收弟子，知识在批判和碰撞中传播蔓延。各个诸侯国的国王纷纷礼贤下士，对学者奉若神明。从运筹帷幄的军事家到治国安邦的政治家，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最终演变为人才的竞争：楚才晋用，朝秦暮楚，礼贤下士等等，这些古老的成语正是一个启蒙时代的历史记录。
春秋战国也是一个商人的时代。猗顿、范蠡、子贡、吕不韦等等，横跨7大国的商人势力成为一股强大的国际势力，他们富可敌国，翻云覆雨，甚至可以决定一国的兴衰起落。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正是吕不韦的精明策划，成就了一个帝国的西方兴起。
启蒙运动中的学者让·德·比埃伊曾说：“所有的帝国和统治都可以在战争中找到自己的起源。”帝国常常与军事强权密不可分。帝国主义与军事主义同流合污，形成军人至上的军国主义，以屠杀和军事征服制造了帝国奇迹般的崛起。
学者与商人是文明时代的英雄，也是帝国时代的牺牲品。每一个帝国都是用学者和商人的鲜血和尸骨铸成的。红色的血与白色的骨，这是任何一个帝国崛起的不二法门。从冷酷到疯狂，这又是任何一个帝国崩溃的唯一轨迹。《左传》中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短命和疯狂是帝国最大的弱点，没有一个帝国不以维持其政治寿命为最高追求。对帝国来说，不存在什么民众的福祉。灭亡的威胁是帝国时刻都无法摆脱的焦虑和诅咒。就像《罗马帝国兴衰史》的伟大作者吉本，面对罗马废墟所感叹的那样：“好景总是不久长”。商人吕不韦临死前留下一部《吕氏春秋》，其中有一句话：“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
秦帝国
2300年前，秦帝国就是沿着战争这条洒满鲜血的道路崛起的。秦帝国重新给战争下了定义，战争不再是为了荣誉和胜负，而是为了杀戮。“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秦帝国就是在鲜血中诞生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对秦始皇的征服战争做了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按照秦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不留俘虏。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8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8万；前307年，破宜阳，斩首6万；前301年，败楚于重丘，斩首2万；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斩首3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24万；前280年，攻赵，斩首2万；前275年，破韩军，斩首4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15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45万；前256年，攻韩，斩首4万；又攻赵，斩首9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10万……杀一人是罪犯，杀无数人就是英雄，这就是所谓的“英雄”。
帝国建立以后，焚书坑儒消灭了自由学者（游士），收缴天下兵器铸成12铜人，并将各国富商数万户迁到咸阳。韩非子之死象征着自由思想者的灭亡，吕不韦之死象征着商人势力的消灭。阿房宫工程浩浩荡荡上马了，万里长城工程浩浩荡荡上马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万人，穿三泉。”公元210年，李斯负责的骊山陵墓已经挖得很深了，连火也点不着了，凿时只听见空空的声音，好像到了地底一样。不知自己死期已到的秦始皇下令“再旁行三百丈乃至”。秦始皇很快就如愿以偿，将自己埋在了三泉之下的地狱里。
无数的白骨垒砌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秦帝国，转眼间，它就陷入了一个“指鹿为马”的举国疯狂之中。征服天下用了15年，然后在短短15年之后，秦帝国就崩溃了。
大义凛然的孟子尝言：“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以“始皇帝”命名的狂人嬴政一生，蓄妃嫔媵嫱无数，生子嗣无数，竟然被灭族绝种。在“天下苦秦久矣”的天怒人怨中，连帝国的文臣武将也悉数沦为帝国殉葬品。“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剽掠其人，倚叠如山”。梦幻一般的阿房宫在“楚人一怒”中化作“可怜焦土”。这就是中华第一帝国超豪华的葬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