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任何事，都应该预先做好准备，假如事到临头，才开始考虑解决的办法，就会像鲁昭公那样，怎么悔过都没有用了。另一方面，当形势尚未成熟，或自己能力确实不足的时候，就应知难而退，没必要冒险而进，正所谓“觉迷途之未远，知来日之可追”。还不具备穿越险境的能力和素质，退回来也许是最好的办法。退回来之后，努力加强自身各个方面的建设，把自己锻炼得足够强大。在等待中耐心观察，时机总会到来的。
《战国策》里有一则寓言，说的是有两只老虎，因为争吃人肉而打斗起来。管庄子准备去刺杀这两只虎，有人制止他说：“老虎是凶狠的动物，人肉是他最香甜的食物。现在两只老虎为争吃人肉而打斗，一定是一死一伤，你就等着去刺杀那只伤虎吧！这样，你不用花费杀死一只虎的辛苦，实际上却能得到刺杀两只虎的英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但要看准时机，伺机而动，在适当的时候才可大有作为。时机不成熟，就需要修身养性，但此时可从事一些小的作为，以积聚力量，千万不可操之过急。一旦时机到来，就一定要牢牢把握，付诸行动，争取用较小的代价赢得胜利。
战国末期，秦将李信率二十万军队攻打楚国，开始时秦军连克数城，锐不可挡。不久，李信中了楚将项燕伏兵之计，狼狈而逃，秦军损失数万。后来，秦王又起用老将王翦。王翦率领六十万军队，陈兵于楚国边境。王翦专心修筑城池，摆出一派坚壁固守的姿态，两军相持年余。一年后，楚军绷紧的弦早已松懈，将士已无斗志，认为秦军的确防守自保，于是决定东撤。王翦见时机已到，下令追击正在撤退的楚军。秦军将士人人如猛虎下山，只杀得楚军溃不成军。秦军乘胜追击，势不可挡。公元前223年，秦灭楚。王翦之胜，就在于抓住了最佳的进攻时机，一战而胜。而李信之败，主要归因于他不识战机，一味进攻，结果导致功亏一篑，使诸多努力付诸东流。
现代社会中，发财致富可以说是每个人的梦想。下面这个穷渔夫和富渔夫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在致富的过程中，时机有多么的重要。
在海边，生活着一个穷渔夫和一个富渔夫，两人都以打鱼为生。每天傍晚，他们都打回满满的一船鱼，然后把鱼拿到市场上去卖。可是，每次卖鱼，富渔夫总比穷渔夫多卖很多钱。穷渔夫十分不解，就问富渔夫：“我们每次打回来的鱼，数量和质量都差不多，但为什么你每次都能多卖这么多钱呢？”富渔夫听了哈哈大笑，回答说：“我们的鱼是一样，但我们的卖法不一样。你每次把鱼拿到市场上卖，为了卖个好价钱而迟迟不肯出手，最后鱼不新鲜了，只能贱价出售。而我考察了当地很多的餐厅，总能在第一时间内把新鲜的鱼出售给第一流的餐厅，所以能卖个很好的价钱。如果不幸难以脱手的话，我也会尽快半价把它们卖给二流餐馆。我抓住了卖鱼的最好时机，所以才能多挣很多钱啊！”穷渔夫听了，终于明白了自己输在哪里。
两个渔夫所卖的是同样的鱼，可是穷渔夫每次卖的钱都比富渔夫少，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不善于抓住卖鱼的时机。在企业经营中也是如此，一旦商机出现，一定要当机立断，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样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伯纳德·巴鲁克是美国著名的实业家，他在30岁之前就靠经营实业而成为百万富翁了。1898年的7月3日，巴鲁克28岁，那天夜里他与父母一起待在家里。突然广播里传来消息，美国海军在圣地亚哥把西班牙船队消灭了，这意味着美西战争进入尾声，即将结束。听到这个消息，巴鲁克立即意识到，如果自己能够在黎明前赶回伦敦的办公室，就可发一笔大财。因为这天正好是星期天，第二天就是星期一，而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在星期一照例都是关门的，只有伦敦的证券交易所照常营业。当时，小汽车还没有问世，火车在夜间又停止运行。巴鲁克赶到火车站租了一列专车，终于在天亮以前赶到了伦敦，当其他的投资者还在睡梦中的时候，他已经做成了几笔大交易。就这样，巴鲁克一举成功了。巴鲁克能取得这样的成功，是因为他把握了致富的时机，并立即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别人还在睡梦中时，他已占据了先机。
能不能够看到商机是一回事，能不能把握又是另一回事。事业成功的法则，就是看到机会来了以后，立即伸手抓住，采取相应的行动，绝不拖延时间。路是人走出来的，越早一步走这条路，成功的目标就越早一天达到。
善于借力但不依赖
鬼谷子所说的“忤合之道”，绝不是风吹两边倒式的“骑墙”，而是有原则、有立场的行为。
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寓言，说在一片茂密的大森林里，住着许多动物，其中有鸟有兽。有一天，鸟类和兽类因为一个误会，打起架来。刚开始，鸟类占了上风。蝙蝠急忙飞过来，对鸟儿们说：“你们看，我有一双翅膀，所以我是鸟。”于是站到了鸟类这一边。可没过多久，兽类又占了上风。蝙蝠一看，又急忙从鸟类的队伍里跳了出来，对野兽们说：“你们瞧，我有牙齿，所以我是真正的兽啊。”说完又加入了兽类的队伍。后来，鸟类和兽类消除了误会，大家和睦相处。蝙蝠不知该站在哪一方好了。这时大家都看清了蝙蝠两面派的嘴脸，明白了它的欺诈行为。于是，鸟类和兽类都裁定蝙蝠有罪，把它赶出阳光之外。打这以后，蝙蝠总躲藏在黑暗中，不敢露面，到晚上才独自出来。
那些善于变化嘴脸的“人中蝙蝠”，最终也不会有好下场。在历史上，就有很多因两面三刀而落得悲惨结局的例子。战国末期，七雄并立。秦国兵力最强，但齐、楚结盟，秦国无法取胜。秦相张仪带着厚礼拜见楚怀王，说秦国愿意把商於之地六百里送与楚国，只要楚能绝齐之盟，．怀王一听，觉得有利可图。于是不顾大臣的反对，痛快地答应了。后来，怀王派人到齐国，大骂齐王，于是齐国绝楚和秦。这时，怀王派使者找到张仪，说起送商於之地一事。张仪却不认账了。只说当初答应的是自己在商於的封地六里。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在秦、齐两国的夹击之下，楚军大败，秦军尽取楚汉中之地六百里。后来，楚怀王又轻信秦国的话，入秦结盟被扣，终于客死秦国。
联齐抗秦，是楚国能够自保的有效方式，可楚怀王贪慕纵横家张仪允诺的六百里土地，与齐绝交，后又怒而出兵，大败而归，反而丢了六百里土地，在历史上传为笑柄。楚怀王的悲剧，就在于他的立场不坚定，一味攀附强秦。
有时候，若自己的力量柔弱，做不了大事，就应暂时依附于人，借此权宜之时好好培养自己的能力，相机而动。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深明此理，在自己还软弱没有把握的时候，就只是装做懵懂顽童，任由鳌拜把持朝政，处理国家大事。待自己能力达到了且时机成熟了，就一举消灭了鳌拜，夺回了政权。反之，如果康熙一开始就向鳌拜要权，恐怕早就身遭不测了！
在现代商业领域，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合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并不是所有的联合都有好的结果。即使是好的联合，也不是所有的联合方都能获益。只有那些目标坚定、不丧失立场的企业，才能从联合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在西方世界市场上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各国的产品要进军世界市场，首先都要在美国市场“打响”。但是，要在美国市场上出人头地，实在是难上加难。1955年，日本的佳能公司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它与美国一家富有销售经验的贝尔·哈威尔公司合作，以“贝哈·佳能”的商标，把照相机推向美国市场。几年以后，佳能又将其首创的自动电子曝光照相机投放美国市场，在喜新厌旧的消费者中大出风头。佳能则利用这一契机和贝尔·哈威尔公司脱钩，正式以“佳能”的名牌商标，在美国市场上独领风骚。到90年代初，佳能公司年产相机数百万架，约占全日本产量的三分之一，且绝大部分行销世界各地。可见，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商战中，智高一筹的经营者，由于善于有目标性地联合，常可收到“与人分利己得利”的效果。
我国民办企业奥康温州鞋进军国际市场，也走了一条与佳能类似的道路。2003年2月，奥康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与意大利第一品牌GEOX合作。当时国内制鞋业一片哗然，都认为奥康此举是引狼入室，搞不好要被吃掉。协议签订后，GEOX把奥康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使GEOX的造价更加低廉，而奥康则借用GEOX在世界68个国家的销售网络，迅速走向了世界。实践证明，奥康不但没有被GEOX吃掉，反而越战越勇，至今已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分公司，还在温州、广州及意大利米兰设立了三个鞋样设计中心，每年开发出3000多个新品种。可以说，没有当初的合作，就没有奥康的国际化之路。奥康公司通过借用别人现成的技术和销售网络，实现了自己的国际化目标，这是利用有效联合取得成功的绝佳例子。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想把事情办好，有时难免要借助他人之力，但不能过度依赖，正所谓“世无常贵，事无常师”。所以，自己的路，还是要由自己的脚一步步走出来。
成事之谋
在办事时，运用“忤合术”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何时用“趋合”，何时用“背反”，这却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定夺。在具体地运用此术时，还要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要将此术与“飞箝术”联合使用，迂直相间，进退自如，如此这般方可成功办事。
识人辨才度权量能
世间万物，人是最宝贵的。人才资源是人类所有资源中最有价值并且最有决定意义的资源。但是人本身又是极为复杂的，考察人的标准又因人而异，所以，只有摒弃主观标准，长久全面地观察一个人，才能比较真实准确地了解某一个人。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作为领导者，只有对下属的长处和短处了如指掌，明察秋毫，在用人上各用其长，尊重属下的个性，给优秀的属下发挥潜力和特长的机会，让他们放心大胆去干，使得人得其位，位得其人，使属下才能得到认可，如此才会上下一心，达到事业的巅峰。所以鬼谷子讲：“凡度权量能，所以征远来近。”人才各有差异，只要做到各尽其才，就能使其发挥最大的功效。
明代《泾野子》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一个木呆呆的，一个鬼精灵，一个眼瞎，一个驼背，一个瘸腿。这位父亲就让精灵鬼怪的那个儿子去做买卖；让木呆呆老实憨厚的那个儿子去务农；让瞎眼的儿子去算卦；让驼背的儿子搓麻绳；让瘸腿的儿子纺线织布。他这样安排，五个儿子各得其所，都能自给自足，不愁吃穿。这位父亲从这几个孩子的特殊性出发，注意扬长避短，甚至能够巧用短处，变短为长，使几个孩子各尽其“才”。木呆呆的人不容易见异思迁，会踏踏实实地把田种好；腿脚不好的人，行动不便，能安稳地坐在织布机前：鬼灵精怪的人头脑灵活，善于投机取巧；正所谓人才有参差，只要度权量能，就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大厦之材，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君主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凭借匡辅大臣的帮助。故识才求贤为先，任能为重。识人的目的在于用人。“天下治乱，系于用人。”正如刘秉曾向忽必烈建议的“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瞿”。刘邦任用善于辞令的郦食其，使他没费一兵一卒，就降服了齐国全境70多座城池；武则天任用德高望重、才学兼备的狄仁僳，使得旧唐老臣竭力辅佐她；忽必烈任用马可波罗，扩大了元朝在世界上的影响，他还力排众议，破格任用十八岁的安童为宰相，使得元代社会得到长足发展；明太祖朱元璋特别强调随才使用。因刘基、朱升等博治经史，长于谋略，所以朱元璋让他们留在幕府，让他们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胡深等人精通兵法，骁勇善战，朱元璋就任命他们为将军，让他们率兵打仗，征战四方：汪广洋、叶身、章溢等饶有智计、办事周全，朱元璋则将他们派往各地担任行政职务。正是因为这些人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展其才，朱元璋的事业才蒸蒸日上，并最终黄袍加身。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极其注意收罗人才。能否收罗人才，在其德行，但能否认识人才却在于其智识了。所以得人在其德，知人在其智。仅能得人而不能识人，则所得皆庸才；仅能识人而不能得人，则人才皆为他人所用。所以，得人与知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用人上面，却应该以知人为首。无其才而使当其任，必遭挫折；有其才而不使当其任，则必不能久居。无其德而使居其位，则必败之，有其德而不使居其位，则必远遁。如果在征战之时、权力之争时，一旦识人有误，必将惨败。
古人言：“醉之酒以观其性。”不失为一种好方法，酒能使人撤去理性的岗哨，使人毫无负担地显示出在清醒时总是极力掩饰的种种本性。酒可以刺激人的情感，酒后人的或多情、或慷慨、或柔和、或贪婪的本性就会清楚地表现出来。“期之以事而观其信”，这是诸葛亮鉴别人才的重要方法。即要考察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可以采取对所考察的对象，嘱托其办事是否守信用来观察这个人。因为“信用”是人的根本，爱说大话，说空话的人，肯定做不到言必信，行必果。对于这种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怎么能让人放心大胆地来加以任用呢？所以鬼谷子讲：“见内外之辞，知有无之数，决安危之计，定亲疏之事，然后乃权量之，其有隐括，乃可征，乃可求，乃可用。”即要从人说话言语表达和感情的真假来判断他是否真的是可用之才，然后在需要时则可以征召、求取、提拔、重用。
宋真宗时，负责太子调谏和规劝的东宫左渝德鲁宗道为人刚正，遇事敢言，真宗称他为“鲁直”。有一次正好赶上真宗派使者召他入宫时，他的同乡来了，请同乡在小酒馆里喝酒，使者等了很久，他才回来。使者就问他说：“如果皇上怪罪你来晚了，你可怎么说呀？”鲁宗道回答说：“据实相告吧！就说我出去和同乡喝酒去了。”使者说：“那你可能会被治罪的。”鲁宗道说：“和朋友吃饭喝酒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欺君罔上，那么臣子的罪过可就大了。”觐见皇帝时，真宗果然追问为何来晚，使者就把鲁宗道说的话，转告给真宗。真宗就问：“鲁宗道，我召见你，你怎么来晚了呀？”鲁宗道说：“我有朋友从家乡来，我家很穷没法待客，就请他在酒馆吃了顿便饭。耽误了拜见皇帝的时间，这是臣的罪过。”真宗见他说话老实，认为“忠实可大用”，还经常向刘皇后称赞他。后来，真宗驾崩，七岁的仁宗即位，太后（即刘皇后）临朝听政，于是她遵从真宗嘱托，将鲁宗道升为谏议人夫、参知政事。鲁宗道之所以受到真宗的赏识，在于他为人坦城，忠厚老实。鲁宗道经常在朝廷上揭发官员不法行为，因此皇亲同戚都害怕他，因其姓上是“鱼”字，且其为人骨如鱼头，故称他为“鱼头参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