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英”、“雄”？英才偏重于智谋计虑，雄才偏重于勇气胆力。如果要有所成就，必定要具备“英”和“雄”两种素质。有英”而无“雄”，则会有识而无胆；有“雄”而无“英”，则会有胆而无识。“英”、“雄”相比，“英”重于“雄”。切记：“英”、雄”均是偏材，只有兼“英”、“雄”二者才能成为真正的领袖，“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原文
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此其大体之别名也。若校其分数，则互相须，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后乃成。
译文
草木中精华秀异的叫作“英”，野兽中特别优秀的称作“雄”。文武才能出类拔萃的人，取名“英雄”。因此，人伦中才智出众的称作“英”，胆力过人的称作“雄”。这是称谓上的大致区别。如果比较这两种素质的比重，就要相互配合。“英”与“雄”各有二分，相互各取对方一分作为补充，然后才能各有成就。
原文
何以论其然？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体分不同，以多为目。故英雄异名。然皆偏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为相，雄可以为将。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则能长世，高祖、项羽是也。
译文
为什么这么说呢？聪明属于“英”的气质，如果得不到“雄”的胆力，其学说见解就不能够实行。胆力是“雄”的天分，如果得不到“英”的智慧，其事业就没有智慧的保证，就不能够成功。因此，英才出众的人，以他的智慧发现机会，以他的聪明预见事物发展的趋势，凭借“雄”的胆力使其主张得以推行。具有雄杰禀赋的人，以他的胆力慑服众人，以他的勇敢排除困难，凭借“英”的智谋获得成功。然后“英”和“雄”的优势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如果聪明，就应该在事情的开端就开始谋划，但如果不能够识别时机，那么就只能坐而论道，不能有具体的成就。如果有足够的聪明，既能够在开始时就有谋划，也能够识别时机，但在勇力方面不足以付诸行动，如果是这样，就只能够按常规办事，不能够应付突然出现的局面。如果只是胆力过人，但勇气不能够配套并行，这样只可以成为有力气的人。却不能够成为出类拔萃的领先人物。如果只是力气过人，在勇气方面也能够付诸行动，但在判断事物的智慧方面有所欠缺，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先锋，不足以成为将帅。因此，聪明可以从开始就预知未来，智慧足以识别事物的关键，胆力可以决断定夺，然后才能成为英才，张良正是这样的人。气力过人，勇敢足以行事，智谋也足以判断事由，才可以成为雄才，韩信正是这样的人。英和雄的成分在一个人身上表现不相同，以其所占比重的多少来称作英或雄。但是，无论英还是雄，都是偏至之材，只能够担任人臣。所以英可以为丞相，雄可以为将领。如果一个人身兼英才和雄才，就能够成为领袖人物，刘邦、项羽便是如此。
原文
然英之分以多于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分少，则智者去之。故项羽气力盖世，明能合变，而不能听采奇异，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陈平之徒皆亡归。高祖英分多，故群雄服之，英材归之，两得其用。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则英雄多少，能自胜之数也。徒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也。徒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往也。故雄能得雄，不能得英。英能得英，不能得雄。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
译文
然而，英的气质应该多于雄的气质，英的成分不能少。如果英的气质少，有智谋的人就离去，所以项羽力拔山、气盖世，也有顺应时事的明智，却不能够听取采纳不同的意见，有一个范增不用，因此陈平之类的人物都离他而去。高祖身上英的成分多，所以能够招揽群雄，英才也归附他，两种人材都得其所用，因此刘邦能够最后安定天下。英与雄气质的多和少，是决定胜负的先天因素，只有英而没有雄，雄才就不会服从；徒有雄而没有英，有智谋的人就不会归附。所以，雄才可以得到同样的雄才，不能够得到英才。英才可以得到英才，但不能得到雄才。因此，一个人身上兼有英才和雄才，就能够招揽和驾驭英才与雄才。能够支配英才和雄才的人，就能够成就大的功业。
活学活用
开国雄才与固权英才
正所谓创业容易守业难，能开国并不是一定能固权。而固权往往比开国更难更重要。中国的封建王朝真是怪，要么是宦官专权，要么是外戚执政，政权总是在这两个轮子上转，一姓政权要想天长地久，那真是千难万难。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其实非常解放，无不敢想，无不敢干。西方许多国家的王室维持了四五百年甚至一两千年，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人生来就容易做开天辟地的梦，许多人还真的心想事成，否则，中国历史上哪来的那么多的朝代呢？
然而，开国要有“道”。若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权力的转换有这样一条重要的“历史规律”：始作俑者未必成功，后继者才能完成大业。
中国历史上，陈胜、吴广首倡起义，但来势虽猛，却很快被秦军镇压下去，陈胜、吴广也随之身亡。在陈胜、吴广起义的旋风里，项羽、刘邦分别拉起了各自的队伍，在抗击秦军的过程当中，“壮大了人民队伍”，最后灭亡了秦朝。后来楚汉相争，刘邦战胜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在反隋的农民大起义中，翟让、李密领导了瓦岗军，窦建德曾建夏国，杜伏威等人也领导了一支强大的起义军。这三支义军都未得到天下，倒是后来反隋的关陇贵族李渊、李世民父子既镇压了农民起义军，又推倒了隋朝，建立了唐朝。元朝开国也是如此，成吉思汗虽具雄才大略，也只是统一了蒙古各部落，称为大汗，到了其子孙的手里，才灭了金国和南宋，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建立跟汉朝、唐朝的建立极其相似。韩山童、刘福通首举义旗，创建红巾军，声势浩大，元朝为之震动，但不久便败亡了，倒是其部下朱元璋率领义军一部度过难关，获得了发展，既推翻了元朝，又打败了陈友谅的另一支义军，最后建立了明朝。清朝的建立跟元朝十分相似，清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也像成吉思汗一样，只是统一了各个部落，但他虽称清太祖，实未统一全国，真正的清朝的开创者，是他的后代。其实，如果把汉朝看作西汉和东汉两个部分，不仅西汉建国是如此，东汉建国也不例外。西汉末年，绿林、赤眉起义军把王莽的大军打得一败涂地，但最后成功的不是首倡起义的王匡、王凤和樊崇等人，而是随之起义的汉室宗亲、南阳豪强地主刘秀。刘秀后来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攻灭了义军，重建了汉朝，称之为东汉。
如此算来，中国古代竟有一大半王朝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为什么始作俑者很难成功，而后继者却易于成功呢？其实，这并非上天不公，而是改朝换代的一种规律。看透了，其原因也很简单，这就是始作俑者雄气十足。而少英才：一、始作俑者往往只能对旧的王朝作猛然的一击，大多不能持久，起义队伍要经过一个分化重组的过程。二、始作俑者往往不是能够做政治家的人，只能振臂一呼，逞血气之勇，缺少一个淘汰选择的过程，因缺少经验，所以易于败亡。相反后继者有三条优势，其一是旧的王朝已受重创，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易于将其击垮；其二是继承了前人的经验，不必再走前人的弯路：其三是领导者多是从艰苦的斗争中磨练筛选而来，具备了英与雄两种品格。因此，也就易于取得成功了。
那么，开国帝王要做的第一件事和最主要的事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固权。所以，固权乃开国帝王第一义也。
开国皇帝何以比其他后继皇帝更需固权呢？其实道理很简单，一是开国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色人等都有混进开国队伍的可能，如不清理，将来会酿成大祸。其二是开国期间有许多人手握重兵而又威望很高，如不诛杀，则功高震主、才大压主和权大欺主三位一体，将来必成后患。
至于第三点，则要计之长远，为子孙谋划了。关于这一点，朱元璋的“棘杖”之喻可谓意味深长。史载朱元璋要赐死开国功臣李善长时，太子朱标曾向朱元璋进谏说：“皇父诛杀的人太多太滥了，恐怕有伤和气。”朱元璋听了，默无一语。第二天，他又把太子叫来，将一根长满刺的荆棍扔在地下，要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为难之色，朱元璋笑道：“我让你拿着棘杖，你认为棘杖上有刺，怕伤了你的手，若是把棘刺除去，就可以不必担忧了。我现在诛戮功臣，便是替你把刺去掉，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的用意吗？”谁知太子却是一位饱读圣贤之书的书生，听了父亲这话，大不以为然，反而叩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这话明摆着说朱元璋是一个昏暴的君主，朱元璋大怒，当即提起身前的几案击打太子。幸亏太子在惊慌中抛出负子图，使朱元璋忆起了与马皇后背负太子同陈友谅作战的艰难岁月，太子才免遭杀戮。
在中国历史上，为巩固权力而杀人最多的开国皇帝，恐怕非明太祖朱元璋莫属了。朱元璋兴蓝党和胡党大狱，杀人数万，开国功臣诛戮殆尽，确实避免了异姓王的造反，但他算尽心机，却无法避免骨肉相残。燕王朱棣起兵造反，终于夺了建文帝的权，对亲族诛戮之残酷，可谓史无前例。
历史不是一匹驯服的马，像朱元璋那样彻底地杀掉功臣，很难维持长久；像东汉光武帝刘秀那样“以柔治国”，未杀一个开国功臣，而是与之结为姻亲，但裙带的柔情终于抵挡不住旺盛的权欲，还是招致了外戚和宦官专权的巨大弊端；那么舍其两极，取其中间，采取又打又拉，拉、打结合的办法是否可以呢？中国的历代王朝中也做过不少这样的尝试，似乎也不太成功，怎样才能避免杀戮和混乱呢？难道历史就是用鲜血和权力的“棘杖”组成的吗？
智慧金言
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一万古不变的信条，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呢？
进退自如的旷世英才
刘邦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其实，张良的作用远不止此，他决不仅仅是军事家，更重要的是独具慧眼的政治奇才，进退自如的旷世奇才。
曹操曾说：“乱世用其才，治世用其德。”在用人方面，刘邦确有过人之处。开国之初，刘邦曾和韩信等群臣议论过各位将领的才能。刘邦问韩信说：“你看我能不能统率百万大军呢？”韩信说：“不能。”刘邦又问：“能否统率十万军队呢？”韩信说：“不能。”刘邦生气地说：“依你说，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能带一万就不错了！”刘邦反问道：“那么，你能带多少兵呢？”韩信毫不客气地回答说：“至于我么，越多越好。”刘邦既不解又气愤地问：“既然这样，为什么我做皇帝，你只能做将军呢？”韩信回答说：“陛下虽不善将兵，却善将将。”刘邦自己也曾总结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不如张良；输粮草、保供给，治国安民，不如萧何；亲临前线，挥兵杀敌，不如韩信：但其长处就在于善于“将将”。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极其注意收罗人材，能否收罗住人材，在其有无德行，但能否认识人材，却在于其智识了。所以，得人在其德，知人在其智。仅能得人而不能识人，则所得皆庸才；只能识人而不能得人，则人才皆为他人所用。所以，得人与知人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在用人上面，却以知人为首。元其才而使当其任，必遭摧折；有其才而不使当其任，则必不能久居。无其德而使居其位，则必败亡；有其德而不使居其位，则必远遁。若在征战之事、权力之争中，一旦知人有误，必有大祸，这样的例子，也就不必再举了。
真正的智者决不是那些拘泥于教条的人，而是那些善于与世推移的人。然而，要想与世推移，又谈何容易，那是必须有才识的。汉朝的张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楚、汉相争时期，刘邦曾被困在荥阳，他为了争取各方的支持，让郦食其为他出谋划策，计谋一出，立刻遭到了张良的坚决反对，他就是从社会发展、形势变迁和人事转化三方面来分析和确定当时的策略的。可以说，刘邦之所以能够胜利，全在于张良的这一分析和预测，否则，必败于项羽之手。今天看来，这场在政治预测方面的交战犹自惊心动魄。
张良身体经常有病，从来没有单独带领过军队，而是作为出谋划策的大臣，经常随从汉王。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项王把汉王重重包围在荥阳城里，汉王忧心如焚，与郦食其商议怎样去削弱楚国的力量。
郦食其说：“过去商汤讨伐夏桀时，封夏桀的后代于杞；周武王诛杀殷纣王时，封殷纣王的后代于宋。现今秦朝残虐无道，用杀伐灭亡了六国，使六国后代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陛下您如果重新拥立六国的后代为王，这些人必然会争着拥戴陛下您的大德大义，情愿做为您的臣子和姬妾。大德大义风行于各诸侯王那里，您就可以西南称霸，楚国也必定整肃衣冠，毕恭毕敬来朝谒您。”
汉王说：“很好。赶快催促刻六国王印，先生出发分封时就可以带印前往了。”郦食其的这番话，即使在现代读者看来，似乎也觉得合情合理，但经张良一分析，我们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如果按郦食其的话去做，那就大势去矣！
郦食其还没有走，张良从外边来谒见汉王。汉王正在吃饭，说：“门客中有人给我献上一个削弱楚国力量的计策。”就详细具体地把郦食其的计策告诉了张良，说：“子房，你看怎样？”
张良说：“是谁给陛下出这样的计策？陛下的事业完了。”
张良、韩信、萧何被成为“汉初三杰”。然观张良之智，远在其他“二杰”之上。韩信为吕雉擒杀，自不待言，就是萧何，也是小心翼翼，要不时地想个办法，作点姿态，甚至有些是自污的事情，以去除刘邦的疑心。惟有张良，功盖韩、萧，而从不担心疑忌问题。更有意味的是，张良早年刺杀秦始皇，后来追随刘邦灭秦兴汉，晚年却闭门学道，从赤松子云游天下，实是进退自如的旷世奇材，实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一人。
汉王说：“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