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章中，刘邵专门讨论了才能问题。首先，刘邵指出才能只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并无大小之分，就好像用来煮牛的大鼎同样可以烹鸡。才能虽无大小之分，却各有不同，不同才能相应适宜担任不同的职务。因此，继前面将人才总体分为三大类之后，此处将人才分为八种，所谓“八才”。其次，着重探讨才与能的关系。刘邵认为，能力出于才质，各种才质限度不同。再次，刘邵还主张“量能授官”，使各个职位由适合的人担任，否则官失其位，便适得其反。
原文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夫能之为言，已定之称。岂有能大而不能小乎？
译文
有人说，人的才能中，有的只能派大用场，不能派小用场，就好像能煮一头牛的大鼎不可以用来烹鸡一样。我认为这种说法概念模糊。就才能而言，其内容与名称已经固定，怎么会有只能派大用场不能派小用场的道理？
原文
凡所谓能大而不能小，其语出于性有宽急。性有宽急，故宜有大小。宽弘之人，宜为郡国，使下得施其功，而总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事办于己。然则郡之与县，异体之大小者也。以实理宽急论辨之，则当言大小异宜，不当言能大不能小也。若夫鸡之与牛，亦异体之小大也。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犊，则岂不能烹鸡乎？故能治大郡，则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论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独大小之谓也。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有自任之能，有立法使人从之之能，有消息辩护之能，有德教师人之能。有行事使人谴让之能，有司察纠摘之能，有权奇之能，有威猛之能。
译文
所谓能大用而不能小用的提法，根源在于人有两种不同的性格：宽弘大量和急躁狭隘。性格既然有宽弘与急躁之分，那么具有这两种不同性格的人，各自所适宜的工作也相应地有大小之分。心胸宽广弘大的人，适宜治理郡国，使下级充分施展自身的才能，通过群策群力，成就他的事业。性格急躁、爱耍小心眼的人，适宜治理百里小县，不管大事小事他们都亲自办理。但是郡和县的不同，仅仅是区域范围大小的不同而已，从治理对象和性情宽急的不同这两方面来分辨，则应该说有的才能适宜治大的不适宜治小的，或适宜治小的不适宜治大的。而不应当说能力有大小之分，就像鸡和牛也只是身体的大小不同而已，所以用来烹饪的鼎也相应地有大小之分。难道用来烹牛的鼎就不可以用来烹鸡吗？因此，能够治理大郡的人，当然也能管理小地方。由此推论，人才各有其优势，仅用“大”、“小”两字不能概括。人才禀赋不同，能力方面各有差异，有的人洁身自好，善于加强自身修养；有的人擅长设立法规，让人们去遵从；有的人善于周旋调停，处理事务；有的人能进行道德教化，为人师表；有的人巡使一方，可以监督别人办事；有的人明察是非，能够纠正偏失；有的人办事机敏，会出奇制胜；有的人则威武勇猛。
原文
夫能出于才。才不同量。才能既殊，任政亦异。是故自任之能，清节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任，为国则矫直之政。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公正之政。计策之能，术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则三孤之任，为国则变化之政。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冢宰之佐，为国则谐合之政。行事之能，谴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寇之任，为国则督责之政。权奇之能，伎俩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司空之任，为国则艺事之政。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师氏之佐，为国则刻削之政。威猛之能，豪杰之材也。故在朝也，则将帅之任，为国则严厉之政。
译文
能力出于才质，各种才质限度不同。既然人的才能各有不同，那么他们所适宜担任的官职也就有差异。因此，洁身自好，经常加强自身修养的人，就属于“清节家”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他就能担任冢宰的职务，治理国家往往推行矫枉的政治。擅长设立法规，有错必纠，驱人们服从的人，属于“法家”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他就能担任司寇这种职务，治理国家往往推行依法办事的政治。公正无私，长于机智权谋的人，属于“术家”这种人才。如果在朝为官，他就能担任三公的职务，治理国家则推行灵活多变的政治。交际广泛的人，属于有智慧、有见识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可以辅佐冢宰，治理国家时则施行谐合内政外交的政治。可以巡使一方，办事能力较强的人，属于能贬恶扬善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他就会担任司寇的职务，可以明辨事非，治理国家则推行督察职责的政治。办事机敏，具有出奇制胜的才能的人，属于有技术、有手艺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会担任司空的职务，治理国家时就会大力发展各种工艺技术。具有监察司法能力的人，属于能够评定人物好坏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会辅佐师氏，治理国家就倾向于推行苛刻严明的政策。威武勇猛的人，属于豪迈杰出的人才。如果在朝为官，就会担任将帅，治理国家时就会推行严厉果断的政策。
原文
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故长于办一官，而短于为一国。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又国有俗化，民有剧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是以王化之政宜于统大，以之治小，则迂。辨护之政宜于治烦，以之治易，则无易。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矫抗之政宜于治侈，以之治弊，则残。谐和之政宜于治新，以之治旧，则虚。公刻之政宜于纠奸，以之治边，则失众。威猛之政宜于讨乱，以之治善，则暴。伎俩之政宜于治富，以之治贫，则劳而下困。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审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至于国体之人，能言能行，故为众材之隽也。
译文
凡是才能有所偏重的人，都只具备一种好的品质和才能。因此，只能胜任某一方面的工作，治理整个国家就不是他们所能做到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担任一个官职，犹如用一种味道调和五种滋味；而从事一国之政，则好比用“无味”去包容五味。而且在一个国家中，陋俗与文明并存，百姓也有和顺与强悍的区别。人才的能力又各有不同，所施行的措施也有得失。这就要求君主的统治政策要适宜国家的要求。如果用这种政策来治理小的地方，它就会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用来周旋调停、办理事务的政策适宜于治理繁乱的局面，而用它来治理简单容易的问题，反而显得不容易了；侧重于权术的政策适宜于天下有难的局面，若用它来治理世道太平时的国家，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使它变得平淡无奇了；用于矫枉修正的政策适宜于治理国家混乱侈靡的世道，而用它解决国家衰亡时遇到的问题，就会败坏灭亡；苛刻严明的政策适宜于察别奸诈拍马的人，用它来治理边境，就会失去民众的拥护；威武勇猛的人制定的政策适宜于讨伐动乱，而用它来治理安分守己的百姓，就会造成滥施残暴的后果；注重发展各种技术工艺的政策适宜于在国家富足时采用，而在国家贫困时采用，就会劳而无功使百姓困顿。因此，根据才能授予官职时，要审慎。凡属于以上几种才能的人，都是有偏材的人，因此这些人有的会说却不会做，有的会做却不会说。至于国家栋梁这种人，既能说也能做，因此是众材中最优秀的。
原文
人君之能，异于此。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能不同，故能希众材也。
译文
君主的才能却与此不同。臣僚的才能表现在能够亲自做好具体的事情，君主的才能则表现在善于用人；臣僚的才能在于能言善辩，君主的才能在于能听取不同的意见；臣僚的才能在于执行命令，君主的才能在于能够赏善罚恶。君主与臣僚所具备的才能不同，所以只有君主才能够统治和支配不同的人才。
解析
在前面四章中，刘邵介绍了识人的方法及识人的重要性。识人的目的是为了用人，但如果用人不当，不仅达不到识人的目的，而且还会造成更大的人才浪费。因此，在这一章中，刘邵专门讨论了才能问题。首先，刘邵指出才能只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并无大小之分，就好像用来煮牛的大鼎同样可以烹鸡。才能虽无大小之分，却各有不同，不同才能相应适宜担任不同的职务。因此，继前面将人才总体分为三大类之后，此处将人才分为八种，所谓“八才’。
其次，着重探讨才与能的关系。刘邵认为，能力出于才质，各种才质限度不同。既然人的才能各有不同，那么他们所适宜担任的官职也就有差异。与前面十二材的划分着重于十二种相应的职业不同，此处“八才”着力论述才与能的关系。因此，“八才”与“八能”紧密相连。这些都为了论证“才无大小，各有其优势”的道理。
再次，刘邵还主张“量能授官”，使各个职位由适合的人担任，否则官失其位，便适得其反。比如“策术之政宜于治难，以之治平则无奇”。由此而论，“八才”皆属人臣之任，最高领导人的才能在于统治和支配不同的人才。
古人在人才使用、官职安排方面主张要“量能授官”，目的在于避免造成用人不当的局面。《荀子·君道》就说：“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这是刘邵讨论才能的目的所在。
活学活用
王化之政宜大不宜小
王化之政，也就是以德行教化为主的政治，提倡以德为主的人，属于清节家之流的人才，他们适合做全面的统辖工作，而不适合到基层去做琐碎的具体事务性工作，否则就显得迂阔而不切实际。
人们笑读书人的“迂”，大概是因为他们满脑子理论和知识，却不通事务。以丰富、浪漫的知识情结面对严酷、现实的社会，如果不能迅速调节这对矛盾，自然是要“迂”的了。
比如吕尚，是国体栋梁之材，但初时颠沛流离，处处不顺，大概就因为以之治小则迂的缘故。做生意，嫌不到钱，娶个老婆，又看不起他，以平常人而言，实在是个无能的男人了，在这个时候，有几人能知他的王化材干呢？
姜太公
吕尚，姓姜，名尚，字子牙。他是炎帝之后，先世为贵族，传至吕尚，家道中落。他的祖先在虞夏之际协助大禹治理水患有功，受封于吕，这一支就以吕为氏。
吕尚生不逢时，历尽沧桑，致使一生染上浓厚的传奇色彩。
有人说，吕尚因家徒四壁，穷困潦倒，被妻子抛弃，曾在商朝都城朝歌以屠牛为业，又肉臭不售；钓鱼于棘津，偏偏鱼不食饵；织席贩卖，也销不出去；种地所得，不能抵偿所下的种子；捕鱼所得，不能抵偿鱼网的价钱。诸如此类的故事，在战国、秦、汉流传颇广，屡见记载。
传，吕尚垂钓，三日三夜竟无鱼上钩。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不禁忿然，欲脱衣免冠，入水求鱼。这时，一农人走来，对吕尚说：“先生改日再钓，定有所获。但心绪务宁，钓丝必细，鱼饵务香，投杆必轻。”吕尚遵嘱，果然连获大鱼。他细细揣摩成功诀窍，终于悟出一番深奥的道理：巧投诱饵，坐待时机，放长线，钓大鱼。于是，他心安理得，决心静观世变，待机而行。
且说周姬昌平日国事缠身，殚精竭虑，一日顿生闲情逸致，出猎来到杳无人迹的硒溪。姬昌出猎前，曾问卜占卦，卦辞云：“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乃系霸王之辅佐。”于是，欣然出猎，果然遇一七旬老翁——此人正是吕尚。
姬昌、吕尚不期而遇，且心有灵犀，遂促膝而谈。吕尚纵论天下大势，字字珠玑，如悬河泻水。言及治国要领，吕尚将运思已久的“三常之说”和盘托出，“君以举贤为常，官以任贤为常，士以敬贤为常……”
三常之说，一言以蔽之，立国从政务必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以期富国强兵。在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奴隶社会里，敢于用尊贤代替亲戚，即表明了吕尚的远见卓识，又显示了他过人的政治胆略。姬昌越听越喜，说道：“我先君太公预言，‘当有圣人至周，周才得以兴盛。’您就是那位圣人吧？”随后，姬昌把吕尚扶上车辇，一起回宫，拥为智囊，并尊称吕尚为“太公望”。
这时，怀经天纬地之材的吕尚，虽至垂暮之年，但求门报国，壮心未已，义无反顾地归附周文王，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反纣灭商的洪流中，终成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
智慧金言
因家道中落，吕尚不得已去屠失钓鱼、贩席种地，但没有一样能干得出色的。相反，他往往还会白忙一场。因为吕尚本是王化之才，适合操纵大局，不适合从事琐碎的工作。所以，如果你识别出某人有王化之才，一定要量材而用，千万不能浪费人才。
刘墉治理繁要地区
刘墉第一次掌握地方实权，实在是没有任何使用权力的经验，但他非常精明地利用了自己祖上在这里为官时创造的业绩和声望，很快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大办实事，锻炼自己用权的能力，受到乾隆的格外注意。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在父亲刘统勋的同事吏部尚书傅森、梁诗正等人的极力推荐下，刘墉被授为山西太原知府。
山西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东连直隶，西邻陕西，南接河南，北与莫北相接，是京师西南部的重要屏障。太原府地处山西中部四通之地，更是重中之重，因此，这里的地方官也比别的地方官任务繁重。
刘家曾有许多人在山西做官，做出过重要政绩，在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留下了很好的形象。刘墉的堂祖父刘果曾担任太原推官，在任期内曾捐出自己的俸禄整修文庙，设立义学，兴修太原、榆次等地的水利，并废除了当地的好讼陋习，受到百姓的称赞。刘墉的祖父刘荣，于康熙四十三年出任平阳知府，周恤灾民，修葺文庙，重建试院，纂修三十四县志，善政不可胜举。后升为江西按察使，百姓含泪相送。刘墉的父亲刘统勋，曾于乾隆二十二年到山西查办过布政使蒋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到山西查办过将军保德侵帑案，留下了很好的声誉。
刘墉第一次出任地方主官，没有独立管理地方的经历，忽然间被派到这块繁难之地，担负起总管一方的重任，心中也没有底。而且他的祖上曾在这块土地上做出过政绩，在当地百姓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要不给刘家抹黑，也不是件容的易事！
更重要的是，刘墉初次担任地方官，必须给皇上留下个能干的印象，才能为自己以后的仕途升迁奠定基础。如果皇上不满意，他的大好前程可能就此断送，所以，他从上任开始，就下定决心认真办事。
刘墉接到吏部知会后便进宫向乾隆辞行，随后便踏上了西去的旅程。
为了突出自己的清廉形象，同时也是激励自己，刘墉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走马上任前要大换行头，而是破衣破帽，一身朴素地踏上了征途。
太原府因种种原因已积累一大批疑难案件，其中不少案件已积压多年。刘墉到任不久，就将数十件案件审理一清，因此受到官绅百姓的一致称赞。
山西本来是非常贫瘠的地方，财政收入不多，却地居交通要道，清代用兵西域多经此地，前后骚扰数十年，费用颇多。加上官吏贪污，各地府库空虚，根本无法应付地方上的不时之需。刘墉到任后就注意此事，先后筹措资金购谷两万余石，储入府仓，大大方便了官员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