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总是感到，这真是一部奇书——细屑的凡俗生活，一经他的描摹便都有了诗性和禅机：再艰难的境遇，他也能剔沥出生的大悦；再清苦的日子，他也能酝酿出透骨的温馨——生活简直就是一部可读之书，一首可吟之诗。
不禁让人陷入沉思：一个人到底需要什么？
沉下心来想一想，其实人的需求很少也很基本——生民需温饱，士子求安妥。
温饱是肉身的本能，安妥是灵魂的归宿；虽在生民与士子之间有诸如官人、商贾等不同身份的个例在，其所求亦颇个异，但终是二种需求的杂糅与变种，未逃其左右耳。
生民的耕作与劳顿，是求温饱；其温饱得以基本实现之后，仍拼命奔波，无非是在衣食之外，积攒一些钱财。他们并不是为了钱而活着，而是为了温饱得以维持，他们有不尽的温饱之虞。所以，要使生民从肉体的生活崛升到灵魂生活的层面，需要从根本上解除这种温饱之虞。这就需要使生民极大程度地富裕起来。这是政治家和统治者思考问题的立足点。只有生民的生活渐渐地从生欲转到灵欲，社会才真正走向进步，人类才真正走向文明。
所以生民追求自身富裕，是一件无须指摘的事。在社会未给予其足够的生存保障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富裕，是一种生命的自尊、生命的必然，亦是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切实的贡献。
再说士子。士子是人类文化积累的承接者；这种承接，使他们过于深刻地认知了人类生活的本质：肉体生活的终极，其实就是灵魂的安妥。所以，一些士子便自觉地放弃了肉体满足的追求过程，直奔灵魂的栖息之地。他们便表现出对世俗的物质生活的鄙弃与不屑。这不是清高与孤傲，而是对生命能源的保护，是对生命能量的节俭。
人类的生活经验证明：人的肉体，具有惊人的承受能力，而人的精神和心灵却是极为脆弱的；肉体的残损，有时可以化为生的意志与耐力，而灵魂的残损却往往使人走向绝望。所谓痛苦与幸福、失落与满足、富有与贫穷，都没有绝对的标准，而是一种相对的概念：都是人类内心的一种感觉。感觉幸福便幸福，感觉美好便美好；换言之，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己心温暖，则世间温暖。
所以，最容易满足的，是人的肉体；最难对付的，是人的心。一个满面泪光的俄儿，几粒糖果，可以使其破涕为笑；一个内心死寂的老者，那韶光迸射的束束春花，亦会被视为蔓草丛丛。
所以，与其为喂养肚腹而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而不如径自喂养心灵，寻一个怡然之境。至此，不由得要想到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在出家之前，是名扬四海的风流才子，兼擅书法、篆刻，绘画、音乐、戏剧与诗文；他所创作的歌曲，是当时的流行歌曲，几乎家喻户晓；他在日本发起话剧社，亲自饰演茶花女，系中国话剧事业的开山鼻祖……他有旁人不可企及的声名，有享受不尽的世俗快乐。所以，他不是“走投无路，遁人空门”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正如他的俗界弟子丰子恺所言，人的生活可分为三层：一层是物质生活，就是衣食；二层是精神生活，就是艺术；三层是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弘一法师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所以他不满足于一二层的生活，不断攀缘，终于做成了旷世的佛界大师。
如果说“佛界大师”这样的称号，还尚属世俗的声名，尚不为据；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他出家后的生活形态——他出家凡二十四年，他的被子、衣物还是出家前置办的，补了又补，一把洋伞则用了三十年。所属察房，除了一桌一橱一床，别无他物；二十四年里，均以衣服代枕。他持斋甚严，每日早午二餐，过午不食，饭菜极简。有官员请他赴宴，他回字条日：“为僧只合住山谷，国士宴中甚不宜。”他致力于律典的整理，写出《四分律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等重要著作……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超拔于肉身之外的灵魂生活的圣者。
我看到一幅弘一法师的涅繁照片。耶涅檠之态，让人心灵为之震动不已：他身着旧衣裤，赤足，头枕右臂侧卧，面容安详；身下是单薄的木板床，床下是破旧的草鞋，此外了无一物。整幅照片，看上去是那么素朴、纯真、自然，没有丝毫与苦难和死亡争斗的痕迹。其人之死，恰似巅峦中的一块岫石，虽然死了，却仍是一片风景；死与不死，已无界限；来也从容，去也从容；灵魂在这躯体里安息着，一点也不急于离去，因为，离去不离去，亦了无界限。
弘一法师出家前是当然的士子，那么，他的楷模，堪可为士之圭臬：并非要士子都远离凡尘，而是在万丈红尘之中，执著于灵魂世界的修炼，不怨不艾，不浮不躁，固守心性，永不失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