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手段，它为中国持续的社会革命建立了合法性的历史前提，为现实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形象的依据。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就是政治的派生物。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在现代性之外，或是对现代性的悖反；它应该被看成现代性的一种形式，它是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很难从已有的全球化经验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找到根据，因而，文学艺术提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存在的总是有理由的。文学的历史化及其变异当然包含着很多的历史必然性因素。经典的历史叙事明显是适应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它反复讲述革命历史的起源，塑造革命历史英雄人物，建立统一的美学规范。在冷战时期严酷的政治环境中，文学成为论证社会主义革命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的有效工具，成为展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辅助手段；同时也创造了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形象，激励中国民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文学建构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历史必然要随着意识形态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历史的元叙事实际就是意识形态的元叙事，历史观念就是意识形态观念的投影，当特定的起决定作用的意识形态发生变更时，历史观念（以及历史元叙事）也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
九十年代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也深刻影响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尽管中国始终走着自己的路，但它不可避免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国际政治文化思潮必然投射在中国的意识形态结构体系中，使得原有的强制性的思想观念和表象体系发生变化，这也必然使历史元叙事的统一模式发生变异。历史的解魅化，同样也是历史的潜文本与主体辩证互动的结果。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时间，始终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动，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步走向多元化，从而使文学的非历史化（历史解魅化）趋势得以形成。
确实，这种转向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和表面化的，也不意味着八十年代后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就进入一个脱序的阶段。历史化的内在变异，显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特质。不理解这一点，就不能正确评价和把握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发生的那些剧烈变革。非历史化趋势当然反映了一部分具有历史敏感性的青年作家所做出的探索，但同时也表现了历史内在的变革需求。不管是从先锋派还是晚生代，或是其他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作家那里，在脱离宏大历史叙事的艺术转变过程中，开掘出当代中国文学崭新的艺术经验。这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理解：
1.改写经典的历史叙事而发掘出不同的反思性体系。例如，苏童的《罂粟之家》这类作品，他也写了经典历史叙事的那些故事和人物，但其中隐含的意义改变了，它使那种历史境遇中的人物关系和命运变得更加丰富而有张力。
2.有意逃离宏大的历史叙事，从而使青年一代作家刻意寻求新的表意策略，这使小说的叙事方法变得多样化。正是经典性的历史叙事模式不再起决定性的支配作用，中国小说才在艺术表现方面显示了应有的高度、复杂性和难度。
3.回避统一观念的文学叙事，不得不在个人化经验方面下功夫，这使中国文学有可能开掘个人性话语。
4.感性经验、游戏式的和反讽性的风格，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文学从沉重的历史感下解脱出来。
5.历史元叙事的解体，使年轻一代作家的崛起变得不可遏止，他们直接面对中国社会最新的发展动向，写出个人的真切感受。这些没有规范没有约束的写作，乐于提供没有本质的生活表象，促使年轻一代作家面对当代中国社会新的发展动向作出表达。尽管他们对这些新的社会现象还缺乏应有的穿透力，但他们的这种狂欢式的书写无疑是历史元叙事解体才有的收获。
非历史化确实使年轻一代的中国作家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一个“平面化狂欢”时代。“平面化狂欢”表明当代文学叙事不再承受历史元叙事的压力，但也因此使人对其缺乏思想深度和力度感到不满足。年轻一代的写作从历史压力底下解脱出来之后，一味追寻个人经验和感性直观的表意方法，确实缩减了文学表达的内涵。这使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写作陷入二难境地：从历史压力中解脱出来的写作并不意味着找到一劳永逸的出路。所谓晚生代、新生代或更年轻的写作群体，他们的写作依然经常招致怀疑。因为，历史并没有终结，特别像中国这样的传统深远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坚持走着自己的路，它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历史。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尽管现代性已经走到尽头，但现代性依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这二者构成的张力确实使当代中国的现代性处于一种极其矛盾的境地。
我们之所以说现代性走到尽头，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那些价值观念、社会理想和目标，在中国始终面临挑战，面临被改写和歪曲的窘境。现代性一直在“延搁”完成，当人们认识到还有那么多的现代性思想资源没有被使用时，却发现现代性已经力不从心，当代社会似乎脱离现代性的轨迹向着不同的方向行进。就从思想文化方面来说，后现代的各种思想理论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后现代社会的各种现象和现实愿望也在当代社会中产生影响。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混合，使得当代中国社会现实异常复杂矛盾，所谓的多元化格局，并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多元，而是多个层面的混淆、无序、交叉和错位。现代性走到了尽头，它却依然反反复复地延搁出场。
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格局中，中国在政治经济方面将处于强势阶段，这会强化它在文化方面的历史/民族认同感。很显然，在二十一世纪如何重新建构中国的民族一国家历史（元叙事），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当然，意识形态要么是全能的，要么是无用的。这就需要通过思想文化的有序发展来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因此，21世纪的中国文学，很可能会趋于重新建构一种历史化叙事。尽管这种历史叙事不可能是在原来的革命历史元叙事的基础上加以重复，但它会以更富有文化蕴含的反思性的思想体系为前导，给中国文学提供深刻而有活力的精神资源。当然，更进一步地说，重新历史化也不可能建立总体性的思想倾向和审美准则，它只能是文学共同体中存留的一种思想，一种坚硬的抵抗力量。准确地说，这种重新历史化可能应该称之为“后历史化”，它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中国更彻底地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中所表现出的历史反思。很显然，在这种反思中，反思的主体不再是真正的历史主体，文学群体的边缘化，使得文学反思主体是以边缘化群落的立场位置来表达自身的历史境遇，来抵御历史化的全面消失。反思并不是面对真实的历史--面对历史实际的消失说话，而是对缺席的历史说话。
当然，当代中国消费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潮流与文学可能建构的历史认同相矛盾，这使历史叙事的重构呈现更为复杂的状况。例如，那些试图重新寻求思想冲力的文学写作所呈现出的矛盾，就预示着当代中国文学在现阶段的困境及可能性。
当代小说确实已经失去了单纯性，它那种含混的多元化因素似乎在铸造一种新品质的文学。但就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断裂的痕迹还过于分明：这主要是指从传统严肃文学向消费主义文化转向的幅度过于迅速，文学的主导趋势过于靠拢消费主义时尚。也许，文学这种最古旧的文化类型，它的力量所在，并不体现在那些最迅速简单明了追逐潮流的行动者，可能是那些观望者、眺望者和眷恋者能把握更为充分复杂的历史变异。
也就是说，具有这种复杂性特质的文学艺术，正是那些有内在丰富性，以非历史化的方式触及到历史深度--也就是在非历史化与重新历史化的冲突之间，从而表现了较大的精神跨度的作品。这当然是极少数的作品才具有这种表现力。荆歌、熊正良、东西们的写作，在有意识地抗拒历史变异的层面上，他们试图连接传统的精神价值；而在无意识地落入感性描写的圈套后，却又适应了当代审美趣味；在这一意义上，他们的艺术表现力为当代文学叙事可能向它所最欠缺的二种美学要素方面--厚重和锐利拓展，做出了有效的贡献。当然，这里所说的“厚重”和“锐利”也是相对的，因为当代文学从总体上看显得轻薄和圆滑，而荆歌、熊正良们的文学叙事，则是显示出某种个性化的力量。
当代文学确实被消费主义文化所吸引而向着感性化的方向转化，这也许并不意味着当代文学就从此走向穷途末路。现实确实具有不可超越性，当代消费主义审美霸权之所以能够发挥支配性的作用，这显然具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从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的文学，逃离历史深度之后，它也需要在感性和感官刺激的层面获得休整。
那些怀抱着传统记忆的写作，尽管那些深重的主题，被消费主义的历史之手分裂，只存留部分的因素在起作用，恰恰是这有限的部分，包含着非历史化与重新历史化的张力，造成了细微的差别--它与传统经典文学，与消费主义的流行文化，与其他霸权文化--构成细微的差别，这才是它独行其是的另类道路。真正的勇气、真正的理想、真正的力量不是天马行空，无所羁绊，而是在与现实各种力量的冲突较量中，在百般的磨损中，依然一息尚存，那才是真正可贵的质地，那才是历史--经非历史化/后历史化的过程--得以存留延续的真正的根茎。
（撰稿：陈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