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断裂确实给社会的精神心理造成强大的压力，这不管是在早期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强大冲击。还是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当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不断地使用“天翻地覆”的变迁来描述现代化的伟大成果时，并没有想到人类在精神心理方面经历的巨大考验。吉尔·德留兹和费利克斯·居塔里在其影响卓著的《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一书中，详尽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危机。作为一部继承拉康而又反拉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天书，德留兹和居塔里看到资本主义的内在分裂，其根源就在于欲望构成了社会生产的全部基础和动力。在他们看来，社会生产在确定的条件下纯粹是而且仅仅是欲望生产本身。欲望是通过原初压制和在妄想、奇效、独立的序列中被否弃的东西的回复来实现自己的历程的。欲望生产在德留兹和居塔里的论述中，并不是一个否定的概念，欲望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真正人道的本原的无意识表现。他们认为重要的是应当向人们证明欲望的意义和力量，揭示它直接介入生活和改造生活的能力。尽管庞大的社会压力对欲望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现实终归是欲望生产的产物。
德留兹和居塔里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精神分裂症的能量和负荷的积累。资本主义利用它所有的巨大的压制力量来承受这个能量或负荷的积累，而这个能量或负荷的积累继续充当资本主义的限度。他们写道：“因为资本主义坚持不懈地抵制、坚持不懈地约束这个内在倾向，而与此同时，又让这个倾向信马由缰；在要达到它的限度的同时，它又不断地寻求避免到达这个限度。资本主义设立或恢复各种各样残留的与人造的、虚构的或象征的地域，借此试图尽其所能来重新编码、重新引导那些根据抽象量被界定的人们。事物回归或重现：国家、民族、家庭都不例外。”这一切使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成为对一度被信奉的任何事物的混乱概括。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欲望，又限制欲望，使欲望始终处于不满足的焦虑状态。
在某种意义上，德留兹和居塔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可以看成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所寻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治疗，也就是解放人的欲望，使欲望无意识地介入社会。他们还提出“积极的逃逸”这种观念，他们寄望于革命的艺术有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精神分裂症。尽管德留兹和居塔里对资本主义精神分裂的诊断颇为有力，但其治疗却未见得可行。但他们确实看到现代性以来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存在的巨大的内在分裂状况，思想、艺术与人的自我意识一直在努力弥合这种分裂。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找到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却让人们积极面对现代性的所有后果。这一切也促使我们把现代以来的文学艺术，既看做现代性的产物，又看成是对现代性进行重新编码的能动形式。这当然不是说在现代性的语境中，所有的艺术都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而是从现代性的维度去看待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与生命个体构成的互动关系。
作为一个反现代性的理论家，福科也看到现代艺术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讨论时指出的那样，当人们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时代时，福科更乐于把它看成一种态度。现代性的态度在福科的理解中是充满着内在冲突和变异的。现代性的态度始终与“反现代性的态度”相联。福科选择波德莱尔--他的现代性意识被广泛认可为十九世纪最敏锐的意识之一--作为他阐释艺术与现代性的互动关系的例证。
当波德莱尔意识到现代性时代的飞逝感觉时，他正是通过艺术的眼光使飞逝转化为永恒。很显然，福科认为波德莱尔的现代性态度，或者说波德莱尔艺术地处理现代性的方式，也就是把飞逝留存住。当现代性的飞逝存留于艺术中时，艺术在飞逝的瞬间夺回永恒。福科指出：“对于现代性的态度而言，现时的崇高价值是与这样一种绝望的渴望无法分开的：想象它，把它想成与它本身不同的东西，不是用摧毁它的方法来改变它，而是通过把握它自身的状态来改变它。”在福科看来，波德莱尔们的现代性是一种实践，在这种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真实的极度关切与一种自由的实践相冲突。福科特别强调这处自由的实践对现实既尊重又违背。如果联系波德莱尔的例子，可以看出，福科设想艺术与飞逝变化的现在可以区别开来。艺术当然也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凝固的客观之物，而是对变化的断裂的现在的一种把握和创造。
在福科矛盾而又晦涩的表述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他设想有一种艺术的态度可以表达现代性的态度，就是面对变化的现在创造自身的一种态度。它既把身从变化的现在中逃离出来，又不是一种固定的静止不变的自我。这个现代性没有在他自己的存在中解放人，它迫使他去面对生产自己的任务。在福科一贯的反人道主义的思想中，他在这里也面临着一种关于艺术创造主体的自由这样的人文主义难题。福科也出入意料地在这里如此明确地谈到各式各样的人道主义，与其说“人道主义”这种思想值得怀疑，不如说是与启蒙相连接的那些人道主义虚假软弱。福科强调了一种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性进行批判的精神气质，而他所暖昧地认可的波德莱尔的艺术气质，也属于这种精神气质。在福科的思想深处，还是存有一种不与历史妥协的艺术的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艺术也就具有了一种不被历史化，而能不断重新创造反思现代性的主体自己。它就如同福科的系谱学方法一样，它试图为自由的未经定义的工作寻找一种尽可能深远的新的原动力。
这些论述远不是为现代性体系中的文学艺术的性质和功能定义，只是提示了一种重新思考的可能性。处在现代性历史语境中的文学艺术，是如何建构现代性而又损毁现代性，并且恰恰是在那些严厉地批判和超越中建构了现代性最有力的根基的？正如罗朗·巴特所说的那样：“革命在它想要摧毁的东西内获得它想具有的东西的形象……文学的写作既具有历史的异化又具有历史的梦想。”在现代性的框架内来重新思考文学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以及文学的自主性的审美意义，它确实显露出相当复杂的相互缠绕的关系模式。
四、文学的现代性
研究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理论含量异常丰富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过清理了一些前提，提示了一些理论的可能性。当代文学研究如何从过去的简单明了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解放出来，从二十世纪这种较为宏观的背景去展开探讨，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现代性为我们的探讨打开了一个缺口，如何进入这个领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尽管自从九十年代以来，国内讨论现代性的文章和著作都不在少数，但在文学研究方面，还只是一个表面化的问题。迄今为止，人们主要关注五·四启蒙文学表达的现代性主题问题，至于中国的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展开方式，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它所隐含的更复杂的美学意义等等，这些更为具体和多样化的问题还少有涉猎。我们的这个课题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主题去接近这条线索，这些探讨是初步的，也是富有建设性的。
城市化无疑是现代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现象。李洁非从近现代中国的城市变迁人手，来理解现代中国文学产生的根源和动力，他的探讨无疑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李洁非认为，那些“通商口岸”作为帝国主义打人中华帝国的一个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楔子，也是中国新经济和新文化的发源地。正是在这些口岸，中国的现代性的经济和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建立，同时，现代性的中国文学得以产生和传播。李洁非论述说，对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来说，与城市文明的关系，不单单是其完成从古典向现代转型的杠杆，也是交织着诸种矛盾的一个巨大的焦点。从“五四”至“新时期”，围绕这层关系，中国文学数次经历价值观念、题材、体裁、语言和形式技巧上的反复，直至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这反映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文学转型的难度和文化特殊性。对于李洁非来说，城市文明是这样一个现代性轴心：当城市文明处于活跃、重心抬高时，文学转型的力度和速度也随之增强，当城市文明被抑制、重心降低时，文学转型的势头就趋缓甚至向复旧的方向回落。李洁非深入分析了城市空间如何作为转型后的中国文学传播生产的场所，在这里建构起一整套的现代认知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由此表明，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已经完全跨越和告别了以往旧有历史，进入到一个现代性的时代。可以看得出来，李洁非的探讨带有很强的社会学研究色彩，这在他本人的研究生涯中，也可以说一次大胆的尝试和突破。李洁非素以审美感觉的精细独到著称，虽然他大量运用了社会学的材料和方法，但他对文学的那种敏感性并未被压制，可以看到他把对文学作品的细读与历史的宏观分析恰当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徐坤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文学研究方面一直有着独特眼光和思路。她在《现代性与女性写作》一章中的探讨，就显示出她独到的眼光。徐坤看到，二十世纪的文化演进中，女性是在与现代性的遭遇中日益觉醒的。现代性之于女性的过程，就是女性自我从非理性到理性的探求过程。徐坤的深刻之处在于，她分析了女性作品的现代性包含的双重自我认同倾向：在中国传统话语与男性权力规约中，重薪凸现其“性别”的文化意义；在全球化语境中力图获得“本土化”指认，确证自我的民族身份，那么她们在求解过程中，必然既依存于既定的文化现实又不断在新旧文化、东西方文明冲突中接受挑战和考验。徐坤在这里的论述力图揭示二十世纪女性写作的历史关联。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女性个性解放，到八九十年代的女性身体修辞学，徐坤清理出一条清晰而生动的线索。
白烨执笔的第三章《压力下的生长》，探讨十七年的文学与政治构成的复杂关系。一方面，政治使十七年的文学越来越趋向于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文学却始终以它自身的方式承继文学的传统。白烨试图表明：十七年的文学所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中国现代性的文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它并不在中国现代性历史之外，也不是它的例外表现，它就是一种典型的或者说过激的现代性。确实，文学从未像这个时期一样，与政治发生如此紧密的关系，政治是如此需要文学，以至于把文学当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成齿轮和螺丝钉。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这个时期一样，文学界被各种政治运动所充满。尽管说，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沿着文学革命的道路一步步走向革命文学，文学成为民族--国家解放的伟大寓言。文学带有如此强的政治色彩，正是文学的现代性标志，也只有中国这样急切完成现代性转型的民族--国家，才如此迫切调动一切思想文化资源，为进入现代性的历史作加速运动。然而，不管怎么说，十七的文学依然是一种文学，依然被我们的文学史认可为文学，那就说明它的文学性依然存在。
依然在作为这种事物的主导特征决定着它的本质。在这里，政治性/文学性构成的历史关系，显示了现代性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特殊含义。这种理论视角当然不是贬抑或为十七年文学进行翻案，而是进入到历史实际过程，去触及现代性文学（或者说文学的现代性）矛盾、复杂及丰富之所在。
孟繁华近年来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和媒体权力机制的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他在本书完成的章节《文学制度与大众文学生产》，是其阶段性成果，探讨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立的历史过程，由此分析了文学制度建立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只有在现代性的纲领下，一个社会的文学制度才会以如此严密完整的方式展开历史实践，孟繁华探讨了建国后中国特殊的历史时期，是如何迫切需要全面动员社会的文化资源，培养人们新的感觉方式，最大限度地使民众具有认知新时代能力。孟文的意义在于，他揭示了社会主义传媒是如何成功地支配了民众的情绪，并且能打动民众，他特别分析了民族化形式所起的作用。确实，像中国社会主义文学这种激进的现代性形式，它却最大可能地汲取传统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因此，使革命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生产的同时，也与个人的情感记忆建立起关联。盂繁华对现代传媒始终保持一种警惕的批判性，我注意到他关于全球化与美国化的阐述。在我看来，这二者依然存在差异。另外，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其内在多种可能性似乎也有待于分析。总之，孟繁华的分析具有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以他的敏锐正面阐述了现代性体系中社会主义文学制度的历史形成和文化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