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朝和来自北京的这帮战友，是在半夜下的火车。面对黑黝黝的大山和山下那个孤零零的小站，他们真有些惶恐。然后胶轮拖拉机拉着他们穿过黑暗，落脚在一个鸡鸣狗叫的小村子。他们住进了四面漏风的空房子，不一会儿，传来了隔壁女生嘤嘤的哭声。在哭声中，一路劳顿的孩子们渐渐睡去了，进入了他们在北大荒的第一个梦乡。
完达山下，可能是祖国最早见到阳光的地方。延朝推开房门，眼前的景色把他惊呆了：黛青色的远山，在雾蒙蒙中起伏跌宕、层次分明。山下的树林五彩缤纷，显示着秋色的斑斓。那近在眼前的白桦林的叶子是金黄色的，婷婷玉立的树干上竟眨动着注视着他的眼睛。红色的拖拉机爬过曲线柔美的田野，微风中田野涌动着橙黄色的波浪。
“太棒了！这简直就是一幅俄罗斯油画，典型的展览画派的作品。”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延朝发出了由衷的赞叹。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和同学们意气风发地跑到北大荒，正是时候，也正是地方。
1969年秋天，当北京已涌动起上山下乡的热潮时，延朝正跟着勒尚谊教授在房山县搞教改。作为文化部所属院校的学生，他们没有下乡的指标。可他们激情燃烧地写了血书，学校想拦也拦不住。高年级的那一帮去了内蒙大草原，其中就有后来写了《狼图腾》的姜戎。他们这一帮就跑到了黑龙江，他们不是来画画的，而是来准备打仗的。那时，珍宝岛已经开战了，他们和内蒙那帮同学的告别语是：“咱们在莫斯科见！”
延朝被分配到8511农场（40团）的一个农业连队，他第一次崭露头角是绘制了一张对岸苏军的军事布署图，因此他被调到了师里作训科，专画军事地图。后来兵团组建了以军事训练为主要任务的63团，位置在佳木斯附近汤原县的山沟里。延朝又被调去，这回离参战的目标很近了。可惜他连枪都没摸着，被安排到团俱乐部放电影，还兼着美工，团部满墙的红色大标语和标准的领袖像都是他的作品。平时，他总是赶着马车拉着放映机到连队放电影，一路上跋山涉水，眼前的景色像展开的画卷，和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风光十分相似。他琢磨着那色彩和光线的丰富，到了一个个寂静的小村落，面对生动的人物和场景，他情不自禁地拿出写生本，兴奋地画起速描。
北大荒真是画家最好的学校，延朝的艺术才能显露无遗。他又被调到佳木斯的兵团美术学习班深造，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几乎被“一网打进”，来自全国各大城市中学生中的美术人才也都在其中。在老一代北大荒画家的指导下，他们的业务能力大有提高，在全国美术院校都停办的时候，兵团俱乐部那栋旧楼成了少有的专业课堂。现在中国画坛上的许多名家都是这个班的学员，如冯远、李滨、陈宜明、沈加蔚、赵小沫、王美芳等。这时，学油画的延朝迷上了北大荒版画，那宏阔的构图、鲜明的色彩和浓郁的地域特色，也融进了他的新作。他和老画家廖有楷先生创作的《节日之夜》成了那个时期北大荒版画的经典，画面是夜晚晒场的劳动场面，那被扬上夜空的麦子，如礼花一样缤纷落下，礼花下是一张张笑脸。这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浪漫。
出了名的延朝的生活一点不浪漫，他又回到了汤原大山里的军营，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俱乐部里。除了下连队放电影，就自己画画。没想到孤独寂寞的他也惹出了风波。一个天津艺术学院毕业生常来和他聊天，他们的共同语言很多，有时太晚了就住在他这里。有一天，这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突然被抓起来了，说是就在延朝的住处他强暴了一个上海女知青！后来他被判了刑，送到了劳改农场，延朝和他的“斐多菲俱乐部”因此受到批评。其实那个时候浪漫被丑化为罪恶的事情真是不少。
可是，再严寒的风暴也拦不住春天的到来，到了恋爱的季节，风华正茂的知青谁不想追求幸福。当时，一个营宣传队的北京小姑娘很喜欢英俊硬朗又满身艺术气质的延朝，他也看过她在台上青春靓丽的形象，早已心向往之。这时他们常有书信往来，而且那信也越来越厚。颇为敏感的文化干事向宣传股长做了汇告，股长马上找延朝谈话：“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延朝说：“绝对没有！”“那为什么总有人给你写信？”“那是交流学习体会的。”这一点，延朝并没有说谎，那时知青写的恋爱信也都是谈政治谈理想的。最后，股长教导他：“你正年轻，很有才华，可别因为谈恋爱耽误了前途！”延朝一个劲儿地点头。
从此他收敛春心，埋头画画，再也不敢给恋人写信了。有一次，那女孩来团里办事，他们走了个对面，他把头一转，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她。二十年后在北京的一次战友聚会上，他又碰到了她，她问：“为什么你见到我连话都不说，扭头就走？”延朝苦笑着，无言以对。他曾深深地伤害了一个少女的心。
初恋受挫的延朝谢绝了爱情，连团首长给他介绍对象他都不见。1974年，北京来兵团招教师，延朝应召回城了。说实在的，他是不愿意离开这片他钟情的山水的，那是他心中最美的画卷。到现在他还认为，当画家的没到过北大荒那是一种缺憾。他被分配到了海淀区教育局，因为画得好，被派到少年宫当美术老师。在北大荒已经小有名气的延朝，回到北京教小孩子画画，许多同仁为他惋惜，可他很高兴和单纯的孩子们在一起。他当年就是在他们那样大时开始学画的。“童子功”是最重要的，他教课十分认真，他的学生有好几个后来成了中国美术界的新派代表人物。在教学的同时，他没有停止创作，在北京的许多画展上经常有他的作品。那时，他很忙，虽然已是大龄青年，还是谢绝爱情。
有一天，突然一个美术爱好者找上门来，是一位女士，穿着朴素，但很有风采。她说在北京美术馆看到过一幅油画，想拜访一下作者。那幅画名为《国家大事》，画着一群孩子写大字报、参加大批判的画面，纯属应景之作，并不是延朝用心的作品。延朝觉得她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来了。
还是那位女士确认了他：“你不是美院附中的延朝吗？忘了当年我们到承德串联？”
“对，对，想起来了！”延朝想起来了，那是1967年的事，他们班的六七个同学途步串联，走到承德方向，看到路对面也走着三个小女生，大概十四五岁，也都背着行李，打着红旗，边走边唱。后来两支队伍合二为一了，他们一起走到一个铜矿，在那里和工人一起“革命”，他们又是演出，又是画画。一个月后，大家都有些难舍难分了，但回北京后就各奔各校了。后来这个叫小玉的姑娘还到附中来找过那几个女生，和延朝只是点点头而已。
这回，热爱画画的小玉在美展上看到了延朝的画，便又想起了一起串联的美院附中那个腼腆的大男孩，一看正是她想见的人。算是老朋友了，他们无话不说。原来小玉也下乡了，在山西插队，现在被抽到大巴山里的一家军工厂当工人。但小玉的处境并不好，因为是走资派子女，还有海外关系，连军工车间的门都不让她进。每次探家，她常泡在美术馆。就这样，两个受过伤的心连在了一起，两个飘泊的老知青的手拉在了一起。
真是富有戏剧性，一幅《国家大事》的油画，成就了两个年轻人的终身大事。经过半年的鸿雁传书，两个人开始谈婚论嫁了。可是他们的婚事受到延朝的家人和同事的反对，家人说，你好不容易返城了，为啥非找一个外地的知青？同事说，少年宫什么漂亮的姑娘没有，非找外地的？延朝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也是知青！
1981年，他们结婚了。新房是他们自己盖的，就在少年宫院里。单位的大龄青年多，本人无力解决，开明的领导允许他们自己动手。两个小屋只有十多平方米，又在外面接了一个厨房，日子就过起来了。新婚之夜，他们竟泪流满面，他们被双方的激情所感动，又为即将长久的分离而忧伤。要把小玉从大山中的军工厂调进北京，比登上喜马拉雅山还难。婚假还没结束，他们就为小玉的调转奔忙，先跑人事局，又跑劳动局，办事人员都冷若冰霜。延朝还跑到小玉工作的厂子求情，可人家说：“刚结婚就想往一块调，你们做好十年两地分居的准备吧！”他们的话让两人心都凉了。
说起当年那些缺少人性的政策和个别人事干部的冷漠，老延还义愤填膺。明白人给他们出主意：“要打点有权的人。”说来让人脸红，他们连送礼的钱都拿不出来。那时，小玉每月工资30多元，延朝比她多10元钱，过日子已经追襟见肘了。每月的最后几天还要等延朝给报社画插图挣钱来贴补家用，有时稿费晚寄来几天，小玉都要督促延朝给报社打电话。而他宁可饿着，也不打这个电话。实在没办法，他们还是找亲属凑了500元，买了好烟好酒，可延朝在屋里转来转去，就是走不出家门。小玉看着延朝为难的样子说：“我就是死在大山里，也不让你送礼！”说着，她流泪了，延朝的心比刀割都难受。
刚从干校回来的岳父母也想帮孩子们一把，可他们一边感叹自己“官越当越小、权越来越小”，一边劝他们“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延朝和小玉两地生活两年之后，在美国的叔叔向小玉伸出了援手，他为小玉办了到美国留学的手续。那天，小玉办完签证从使馆回来，并没显出高兴。延朝说：“咱们庆贺一下吧！”他找来几个朋友，买了几瓶啤酒，喝着喝着小玉就哭起来：“我不明白，为什么回北京比上美国还要难……这是为什么？”在首都机场，她通过海关走进国际通道时，回头看着延朝，满眼都是泪水。只要这时延朝说一句“你是不是可以不走”，她立刻就会跑回来扑到他的怀里。可这时，延朝什么也没说，只是和她挥手再见。他终于如释重负，因为她终于有了可去的地方，而自己没有能力让她回到自己的身边！
后来的事，延朝没有和我细说。刚到美国时，小玉的信很多，求学的艰难，打工的艰辛，夜晚的孤独寂寞，节假日的难熬……每封信都能拧出泪水。延朝拼死地加班、教课、卖画，把用心血挣来的钱再换成美元给小玉寄去。然而小玉的信还是越来越少，越来越薄了。每到除夕之夜，延朝总要给她打一个越洋电话，那是他最激动的时刻，如同每次她从大山里回来，他们幸福地相拥总有说不完的话。可现在每次她的话很少，很淡。而每一次，延朝都能为她找到理由，她的生活压力太大了，没有多少打电话的钱，她的性格变了……
在第八个除夕之前，小玉给延朝寄来了离婚协议书，她说：“八年了，时间太长了，我不能再拖累你了！我对不起你了……”小玉的父亲陪着延朝到法院办了和小玉离婚的手续，那天他有些麻木了，说不清是悲伤，还是解脱。过春节了，延朝到小玉家安慰她年迈的父母，他们说，小玉在美国没有成家，也没有稳定的工作……小玉的妹妹拿给他小玉当年画的一幅小油画，画面是一群孩子，手拉着手，在公园的小桥上走过。画面是那样的纯洁、清静。延朝拿着这幅画走了，那天风很冷，一路上，他的泪水都没有干。八年留守的苦水，滴落在北京早春的路上。他不知道该把这满腹的忧怨洒向何方。
后来的故事，老延就讲得更简单了。他说，两年后，我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小萍，是个邮局的中层干部，也是北大荒返城的老知青，还在农业连当过排长，当年特能干，什么苦都吃过，不过还很年轻漂亮。我说你们这帮画家都爱找美女，他笑了。老延说，她错过了恋爱的季节，都三十多岁了，又不嫌弃我这个“二锅头”，我们很快就结婚了。迟来的婚恋，他们过得有滋有味。她喜欢让他画画，她是第一个观众，总是说：“好，好！真像，真像！”
不过她有点“洁癖”，每天进家门之前必须让他把所有衣服换掉，内衣天天洗。老延很受用。也许没赶上丰收的季节，他们没有孩子，他们都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孩子，互相珍爱，形影相随。小萍当年干活累出了腰疼病，老延是她贴身的按摩师。老延有心脏病，小萍更是精心照料。那次延朝犯病，要不是小萍处置得当，及时送医院抢救，他早就到另一个世界了。
现在已经退休的老两口，每天晚上都出去散步，看到他们在小树林里相依相携的身影，让年轻人羡慕不已。有一次，小萍指着路边的农民工说，他们干的活，我都干过。还有一次到外地旅游，走到一片麦田，小萍跑到地里，借过一把镰刀就割起来。他说，小萍和我一样是个很怀旧的人。
作为一位知名的画家，老延这一辈子不知看过多少风景，可他更在意人生的风景。作为经历丰富的一代人，他画过浪漫，也画过苦难，在忆苦思甜中有很多体验。
他说正准备画一幅油画，题为《1968--我们》，画面的背景是北大荒的一个小火车站，画面的中心是一群刚下火车的知青，他们面对荒原，有的激动，有的茫然，有的惊愕……我和郭小林建议，他还应该再画一幅《1979--我们》，也是在这个小火车站，还是这帮知青，背对着丰收的原野，准备登车返城的那一幕。
我和小林一再对延朝说，这两幅画上一定要有一个背着画夹的男青年和一个像铁姑娘式的女青年。那模特，就是你和小萍了。
老延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