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知青中的老大哥，人家都成双成对的，他还是个“王老五”。宣传队（原文工团）的刘指导员对他说：“你都二十七八了，该考虑个人问题了，你看上了谁，我给你去说。”陈恒只是笑笑，其实他心有所向，但不知人家有没有这个意思。基建连有个69届的北京小姑娘叫王东花，在小学校当老师，常来找陈恒学五线谱和乐理。她很聪明、热情，对陈老师很崇拜。经过陈恒的精心指导，东花进步很快，后来当上了音乐老师。有一天，刘指导员给他送来了一张电影票，让他一定去看。进了俱乐部，他竟和王东花挨着，他明白了领导的用意。电影叫什么名，老陈当时根本就没记住，这个刁小三当时就琢磨怎么“抢人”了。
看完电影，陈恒约东花在夜色中散步。走了半天，她低着头，什么也不说。他们走到十字路口的几个高压线的电缆滚子下，陈恒停住了脚步对东花说：“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我的父亲已经死了，我跟继父生活，他家很穷。”这是那个时代的惯例，要想处朋友必须先交待自己的家庭背景。当时东花小声地说：“我得写信问问我爸。”陈恒看出来了，她同意了，还要征求家里的意见。
陈恒苦等了一个多月，东花的父亲终于来信了，没想到东花的爸爸，那位朴实的木匠坚决反对女儿嫁给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他大概怕影响女儿一生的前途，甚至可能影响他出国施工--他在一个国营公司工作，经常有出国施工的机会，工人们都想安排自己，而出国政审，要查祖宗三代的。老木匠给东花写了信，还给她的指导员写了信，坚决不许女儿和陈恒搞对象，信中还说了“他癞蛤蟆要吃天鹅肉”的话。
在掌声中长大的陈恒，这一次自尊心大伤，他和未来的岳父较上了劲，他发誓，我非东花不娶。过去都是东花跑到他这儿学音乐，这之后，他往基建连小学校跑得更勤了，他和东花总有说不完的话，夜深人静时，从那小屋传出的歌声和笑声让战友们羡慕。不巧，这时连里发生了“大案”--副连长在厕所里发现了避孕套，陈恒成了主要怀疑对象。连队干部很严肃地找他谈话，可他咬得很死：“我虽然爱东花，但决没干过格的事。不信你们可以到医院检查！”连里又找东花谈，领导说，如果不交待问题就要把她从教师队伍中开除。她只是低着头一个劲地哭，领导说，你还要不要前途了？最后她只得承认和陈恒发生了“男女关系”问题，其实当时她并不明白“男女关系”和“性关系”的区别。
领导又找陈恒谈话：“王东花都承认了，你还硬挺着？”当时老陈很生东花的气，怎么能自毁声誉！转念一想，我不如“将计就计”，你父亲不是反对我们结婚吗？这回“生米做成了熟饭”，看你怎么办！最后陈恒也“招了”，承认自己和东花“发生了关系”并一再说：“她年纪小不懂事，责任由我负！”
上级为了杀一儆百，还是给陈恒一个团内警告处分，被下放到基建连的采石场改造。那位老木匠后悔莫及，马上来信同意他们结婚，1971年元旦，他们在团里办了登记手续。全团知青大悦--“刁小三就是行，还把那朵花抢到手了！”他们之中还有另一种传说“是刁小三先招的，这是他的一计！”其实谁先招的无所谓，反正他们是夫妻了。
在那个残雪未退的春天，东花跟着陈恒上山了，正好大山里的采石场有几个孩子没法上学，连里派东花去办了个小学，又当校长又当老师。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陈恒还唱了起来：“歌声飞遍平原山岗，万顷麦翻金浪……”可惜那山上只出石头，不能种麦子。陈恒的任务就是采石头。开山放炮，抡锤砸石，对于一个文弱书生来说，是十分艰苦的劳动，更和音乐创作不搭界。但陈恒很快乐，因为和自己最爱的人在一起。化雪之后，他们自己动手盖房，从山中采下松树为梁，板加泥为墙，房上盖草为顶，屋里的家具，那是老陈的手艺。他们还在门前开了一片园田，种菜种花，种瓜种豆，菜绿花红，藤蔓爬上蓠芭，花香飘满山间。那时陈恒白日山上炼筋骨，晚上灯下话桑麻。他们的小家时有歌声琴声相伴，精茶淡饭也香甜。那一年冬天，他们的儿子也在大山里出生，陈恒给他起名“南南”，纪念父母下乡的地方“南横林子”，也纪念孩子和他们共同度过的艰难岁月。
一年后，陈恒又被调回团宣传队，领导不可能让一位音乐天才打一辈子石头。东花也跟着回到团部当老师。下山的时候，陈恒更是一路奔跑一路歌了。有了更深厚的生活积累，陈恒创作的东西更厚重了。可惜兵团已转为农场，宣传队也面临解体。陈恒随新来的场党委书记下连蹲点，他边劳动边创作节目，连队的战斗口号他都能谱成歌，教给大家唱。他领着两个宣传队的小学员自编节目，还搞了一次演出。也许老陈的作用让党委书记感动了，他不但没解散宣传队，还让老陈当上了管业务的队长。
这时随着知青的大返城，宣传队的许多骨干都走了，陈恒又带出了一批农场子弟，能吹能唱能编能导的都有。1979年，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陈恒也和王东花一起返城了。这时，他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奋斗了15年，他付出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才华，他得到了什么？只有一顶残破的“知青”的帽子！一想到这儿，陈恒很伤感。
人才拥挤的京城并不缺少一个知青作曲家，34岁的陈恒坐在交道口街道办事处走廊的长椅上，他的胸中还不时涌出《兵团战士爱边疆》的旋律。但是激情并不能变成全家人的口粮，他需要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几个月后，热心的办事处的干部告诉他，交通局要招收司机，你可不能说自己34岁了。他兴高采烈去报了名，领回考试复习提纲，早上跑到北海公园的濠襥涧去背题。那里是当年皇帝钓鱼的地方，他考初中时就在那儿背的题，结果考上了区里最好的5中，这次他又考了最高分--98分，再加上他在兵团时就会开拖拉机，很顺利地被录用了，成了北京长途汽车公司的一名司机。教学经验丰富的东花却因学历太低难以就业，后来以家属的身份也到了汽车公司，先当炊事员，又当上了售票员，一直干到退休。
曲折艰险的盘山公路，竟像五线谱一样优雅。陈恒开着大客车在上面奔驰，心里却一点涌不出音乐的旋律。全车的几十条性命，都握在他手上，每时每刻他都提心吊胆。他跑从密云到河北尉县这一段路，要过三道山、四道梁，路在云中飘，车在险中行。那时车况都不太好，在发生危险时，他们最后的一招是用车向内擦山，而不能向外翻到山涧里。多少次死里逃生，往事不堪回首。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像车轮一样飞转，甩掉的都是烦恼。继父难以包容他们一家，借居在岳父单位的又小又破的旧房里，东花总是和他吵架，都是些小事，这满地鸡毛的日子，真不如当时住在大山里舒坦。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的日子越过越难。开了十年的大客车，还当过车队的副队长，他竟没有分到一间房。那时，连一间房都挣不来的男人，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
还好孩子在苦难中长大了，他们的婚姻却走到了尽头。老陈很伤心，他觉得对不起和自己患难与共的东花，可他又没有能力满足她。他只好解放了她，也解放了自己。有时羁留在外地的小客栈，无聊中陈恒也拉起二胡，都是《江河水》和《病中吟》这样忧伤的曲子。刚进山当司机时，他还写过诗，给郭小林送去，后来无诗意的生活，让他失去了诗情，也停止了歌声。
后来老陈又调到了一个国营汽车公司，又开了十年出租车，房子还是没有分到，生活也不如意。和东花离婚后曾和一位医生结婚，感情很好可又离了，可能为了保住自己私建的房子--女方有房子，他就没有留下私建房的理由。北京的高楼大厦比雨后的蘑菇还多，可没有一处他的安身之处，他自己动手在二环外的一个大杂院盖了一间，只为动迁时能得到照顾。一个把青春扔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回到北京又奋斗了二十年，没有自己的房子，兜里的票子也少得可怜。唯一让他欣慰的是儿子，在艰难中长大的南南很有出息，在一家大公司当白领，已结婚成家，日子过得不错。这个北大荒老知青的孩子，还算享受到了父辈创造的幸福。
那一代老知青，他们没有时间叹息，甚至不会抱怨。他们付出很多，但那是为了理想，燃烧的青春是他们引以为自豪的生命火炬。点着了自己，照亮了大地。在58岁时，陈恒决定要上音乐学院读书。这是他一生的夙愿，还因为他经常想起两个人的话，一是总政的冉红大姐，她说：“你的声音条件真好，应该学声乐。”还有指挥家秋里说：“你合声还有问题，有机会应该学一学。”现在终于等到了机会，他考取了2002届中国音乐学院成教部的音乐教育专业，全班16个同学，多数是专业演员或音乐老师，只有他一个出租司机，自然年纪也是最大。三年的时间，每一个晚上和双休日的白天，满身劳累和风尘的他把出租车停在学院门口，然后走进天籁之声，走进让他最快乐和幸福的艺术天堂。他像树林中的鸟儿一样尽情歌唱，他像蓝天上的天使一样自由地飞翔。
三年后，当他拿到毕业证书时，竟热泪满面。那天他开着出租车沿着灯火辉煌的长安街奔跑，他觉得从来没有这样舒畅和快乐过！
现在已经退休的陈恒又回到了他热爱的音乐世界，在“九三”合唱团、“金色时光”合唱团、“金辉”男声合唱团、“手拉手”合唱团都有他的位置，他有时领唱，有时指挥，有时还作曲。陈恒说，当自己穿上一身黑色的燕尾服，站在灯光灿烂的舞台上，随着钢琴的旋律，发出自己的肺腑之声时，他感到一种最高的尊严和幸福，一切苦难和烦恼都化为乌有。
特别令他高兴的是，当年那位领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小姑娘刘惠芳竟和自己一起站在合唱台上。
当然，老陈和刘惠芳已不再是花朵，而成了老枝。他们为共和国承受的苦难太多了，可是他们仍然年轻，那老枝上又绽出新的花蕾。陈恒从他的书包里为我拿出他作词作曲的新歌《北京，你好！》对着曲谱他深情地唱了起来。他让我流泪了，真是因为他过去和现在，对祖国爱的都是那样深沉--
“我迎着太阳，迎着春风，
快乐地向前跑！
我穿过花园，穿过楼宇，穿过林阴道，
工地上塔吊雄伟高耸入云宵，
北京你挥着汗水向我微笑，
北京，你好！北京，你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