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是我的亲大姐。她的容貌太普通了，一张农村脸，走在大街的人群里，刹那间会消失，如满街摆放着的青菜萝卜。但，只要是赶集的时候，一个手脚勤快说话利落生意红火的中年妇女会让你不由自主地靠近她的菜摊买她的菜。
集市上闹哄哄，像张旭的狂草。大姐的菜摊只是局部的一个字而已。菜摊是固定的，一个月要15元钱的地皮税。菜摊很小，长不足2米。因为是地摊，大姐半天都得蹲着，或者站着。在这个不足三平米的空间里，大姐吆喝着自己的日子。大姐的摊子一直都拾掇得干干净净。小青菜一捆捆码得整整齐齐，土豆一个个洗得清清爽爽，葱蒜一根根摘得条条干干。每一样蔬菜都是大姐的孩子，他们喜气洋洋地招揽着来去的鞋子。大姐的菜摊就像她的人，一幕眼的简约而朴质。菜摊上没有什么“重量级”的大菜，只是从小贩子的肩担上，手推车里搜索来的家常菜。正是这些普通的便宜的小菜，温热着村庄的炊烟。
一次，我办事路过大姐的菜摊，远远地就听见大姐清脆的吆喝声：“大哥，下班了，来看看新摘的豆荚！炒肉丝可香嘞！”“大娘，您老的牙不好，这面糊糊的香瓜最赶您口。”大姐热乎乎的称呼拴住了一双双眼睛。豆粒大的摊子被围得严严实实。我上去帮忙。只见大姐称秤的秤杆尾巴翘得老高。交钱时，买家还会伸手拿一个饶头。大姐像没看见一样，并不恼。罢市后，我说：“你这样做生意，太傻，钱赚不多。”大姐看着我，笑着说：“我的摊子小，本钱少，缺斤少两只能断了手脚，堵了后路。谁不图个实实在在，明明白白呢？生意都是回头客。他们尝到甜头还会来的。”
那次大姐在我面前细数一日的盈亏。散落在桌上的最大面值只有十元，多数是五元，还有一元和五角的硬币。钱揉捏着，杂乱地汇集在一起，无声却情深地记录着大姐一上午的忙碌。我说：“大姐，你这样辛苦地忙，就挣这么点，太亏了。”大姐说：“农忙季节一等生意，过年过节二等生意，暑假寒假三等生意，平常日子一般生意。这些生意经你不懂。现在不好，总有好的时候。”
我怎么不懂，兑菜需早起，越早越能兑到好货，兑到好货才能有差价。其实，大姐赚来的那些皱巴钱，一张张都是大姐风里来雨里去的艰辛。有时候我上街，大姐只要看见，总把她摊子上最好的菜拾满我的菜篮，我不要，大姐就会恼。大姐不容易，姐夫长年漂泊在外，一分钱也没见往家里寄。外甥倒是心疼大姐，但在外打工只能糊上自己的口。眼看着儿子二十漏了头，正是说媳妇的好时候，但，钱没有钱，房没有房。大姐每次见到我，总是唉声叹气。说自己命苦，但她又不相信命运。一次和大姐谈天，她说：“我不会哭了。眼泪已经没有了。”我知道这是她要强，害怕别人小瞧了她。她的压力大着呢。自己的男人指望不上，一切都靠自己支撑着。一个女人把持着家的兴衰。
大姐自行车上摇晃的那个菜筐，变戏法似的生出一枚枚硬邦邦的钢镚儿，让大姐的生活增添了一份份期待。大姐准备过两年盖房子，菜摊聚集了一点钱，虽然还垒不起房子，但毕竟有了打算。生活有盼头，才有奔头，有了奔头，才会有好日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