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太太和他一样，喜欢那种朋友在一起的随意和自然的空气，有时，她在一旁默默地倾听我们谈话，有时就轻盈地离开我们去照顾孩子。有老师辈的客人在场，他们之间讲话显然比较少了，但是光凭眼睛就配合得很默契。当子坚下厨时，她忙着她的家务，子坚有什么需要，她会像受到感应似的，走过去协助，太太下厨的时候，也是一样，子坚能在漫不经心之间自如地分心照料。在这样的家庭里作客，主人没有过分的忙乱，客人却能在进入的那一刻，就能解除拘束，享受到亲切、自由、自如之感。
这种亲切自如的空气，使我这个身在异乡的人，忘却了许多漂泊之感。尤其是，有一天晚上，我从岭南学院宿舍带上门出来，不小心把钥匙丢在房间里了，正是星期日，找不到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住旅馆连护照都没有。幸而口袋里还有他家的电话号码。我不过是急病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没想到他竟立刻邀请我到他家小住。夜深了，我道路不熟，他就在皇后大道的转弯角等我。等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手里还抱着孩子。在他妻子面前，我不免感到十二万分的歉意，但是她和他一样脸上表现出的不仅是助人为乐，而且有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感。直到第二天，离去的时候，我很难说出流行的客套话语，在当时，就是我这个算是能说会道的人，也感到语言是太缺乏表达力了。
亦师亦友——说起来容易，可是要把那种感觉说出来是很困难的。
无言者的智慧
第一次和许少钦接触，他说话木木讷讷的，每说一句话，都要想一阵，停顿的时间那么长，等得我都替他着急了，可他的表情还是很平淡，我看不出他内心有什么丰富的活动，难道他内心竟是一片空白？幸亏我不太相信当代流行的在语言之外没有思想的学说，但面临农场濒临倒闭，三个月发不出工资，工人都静坐示威了，他还是这样，一句话让人等半天。
高原反应，生理上还没有完全调整过来，领导就要求他在两个月之内把工资发下去。他不否认有暂短的动摇，但很快镇定了下来：与其苦熬，不如苦干；宁愿掉肉，也不掉队。他从帐本上看到，有二百多万元拆借贷款要不回来。他责问会计：为什么拿着金饭碗讨饭？答曰：现在的世道是欠帐的是爷爷，要债的是孙子。派了人去讨债，甚至动用了法律手段，不但钱要不回来，反而赔了出差的路费和开销。他卖了自己的吉普车，仍然是杯水车薪。他不说话，躺在破旧的机器房里，思想像雅鲁藏布江的波涛一样翻腾了几天。终于一个点子成熟了。
他找来了五个人组成了讨债小组。一个是老工人，两个中年妇女，一个小孩子，由一个工会副主席带领。一律穿着藏装，去到邻省一个市。先到市领导那里挂号，说明，此番来讨债，既是理直气壮，也是出于万不得己。他还吩咐：除了工会主席，一律只说藏语。到了为欠债单位担保的银行，毫不客气地与行长同吃、同住。行长上班，他们就追着他谈还款，行长有事，就守在办公室外，行长下班，跟着他回家，行长住房间，他们就睡客厅。
他交待，不吵不闹，理直气壮。对方讲道理，就以礼相待，对方不讲道理，要吵要闹，让小孩去，要哭要骂，妇女们上，要打架，就让老人站出来，老人不要说被推倒，就是被摸一下，就往市领导机关抬。
要协调就由工会主席出面。
我不由得赞叹，这样的绝招、怪点子也只有闽南人才想得出。谁说，语言以外没有思想？语言木钠的人，思想并不比口若悬河的人差。
正是这样的绝招弄得这个县的银行行长受不了啦。终于派人到农场找到他，起初还趾高气昂。他却装作很神秘的样子对来人说，你不要吵吵嚷嚷，让职工听到了，就不是五个人，而是五十个，甚至是五百个人跑到你们那里去吃饭。
对我说完这些，他有点得意，但他那年青的脸上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
我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叫做内秀。有了这两个字，对于以后他的一番作为就不足为奇了。他把在西藏本来是野生的松茸变成高档出口商品。这种松茸，在日本是最上等的营养品。据科学资料，在原子弹轰炸以后的不毛之地上，最先长出来的就是这种松茸。在西藏市场上，只要几十元钱一斤，到了成都就变成了几百，运到日本，就是几千。关键是必需在采集之后三天之内运抵日本，至于他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我望着他那张思想多于表情的脸，一点也不觉得这对于他是多么大的难题。
这个故事也许有人觉得一点也不幽默，但是，我还是觉得从冷幽默的角度来看，还是很相当高明的。
钱又不是抢来的
朋友告诉我，她的太太去街上为自己和女儿买衣服。转来转去，终于用三百多元，为自己买到了一件衣服，但是孩子却始终没有什么合适的。为了补偿孩子的心理上的不足，就带孩子到一家餐馆去吃了一顿肯德鸡。
在回家的路上，发现一家商店里，有一件孩子很合适的上装。就花了三百多元买了下来，孩子自然很是开心，因为不但得到了衣服，而且又吃了一顿。而太太却心里一直不平衡，觉得这一顿肯德鸡完全是浪费。
在场的一个朋友告诉他，在用钱的问题上，女人和男人确有不同的逻辑。比如，星期天上街，要不要乘的士，往往要争议一番。孩子自然是主张乘，丈夫是坚决的支持者，而太太却坚持乘公共汽车。后来只因星期天公共汽车太挤，只好乘了的士。
等到逛完了街，要回家了，争议又起。
孩子和丈夫仍然主张乘出租车，太太却坚决不同意，说：
你们这些人，钱好像是抢来的。
孩于仍然闹着要乘的士；丈夫同情孩子的要求。太太有点火了：
要乘的你们去乘好了，我一个人去乘公共汽车。
最后自然是太太大获全胜。
孩子很不高兴。而丈夫却很高兴，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从这里他深深体会到，虽然生活在一起十多年，经常有些小冲突，总弄不清为什么，现在终于明白了：男人和女人在花钱上的逻辑是不同的。用自己挣来的钱去乘的士，在男人看来是正常的。在女人看来是荒唐的。只有不花力气抢来的钱才可以贪生任情浪费。
我说，如果是我的话，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就从她的口袋里偷走一百块钱。等到归来的时候，证明自己的正确，朋友说，那种事情是不能干的，一旦干了，太太起码一天心情不好，没有事情也要发脾气，把整个家庭空气搅得沉闷异常。起码要有一天以上的日子不好过。
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这是对男人的智慧的严峻的考验。
朋友说：他的妙法是，正要去乘公共汽车的时候，突然，手捂胸口，什么话也不说，太太问他怎么了。他还是不说，一味作痛苦状。最后是太太慌了，连忙叫出租车，上医院。等到上了出租车以后，他才喘了一口气，说，好一点了。
妻子这时也松了一口气：哦，吓死我了。你平时好好的，怎么今天这个样子？
丈夫说：天天上班都是挤公共汽车，一见公共汽车就发神经性心脏病。
妻子说那以后还是少乘这种车。就是多花一点钱，乘出租车。
丈夫说钱又不是抢来的丈夫微笑，妻子打了他一拳，也笑起来。
地震之夜
九月二十一日台湾地震影响所及，在福州的大学校园里，一度引起惊慌。
我本睡得迷迷糊糊的，隐隐约约感觉到窗子外面呼呼的响声，以为是汽车。奇怪的是，不像往日呼晡而过，似乎是一直赖在窗前，发出单调的呻吟，引得玻璃痛苦地颤动。女儿已经醒来了。说是地震。我赖在床上不动。女儿在阳台上观察，楼下绿化带上已经有三五成群的人在走动。偌大一个居民区，住着上千人，这一点人，显然是少数。邻居从阳台上传过话来，把门打开。地震要真来了，墙壁变形，门就打不开了。
心里多少有点恐怖，但是，身为家长，起码要有处变不惊的修养。脸上要保持平静，不能有丝毫多余的表情。想躺着不动，楼梯间嘈杂脚步声越来越热闹。遂和女儿、太太一起走下楼去。虽然力求步履平稳，但免不了失去节奏。
新村门口，早有一伙人聚集在那里。
一个无师自通的地震理论家在高谈阔论。其实讲的都是常识性的废话。我坐在看门的工人的床上，身下不时感到有微微的余震，站着的人肯定没有感觉，理论家显然越来越起劲。围绕着他的人越多，他的神采就越是飞扬。人群中不时发出了笑声。
虽然在一个新村里住，人们难得见面，不免互相寒暄一番。一个当年的学生，这几年下海，发了一把。他太太拉着我，说你不是说他失踪了吗？我给你揪了回来。那家伙脸胖了一圈。慢悠悠地说：不用发通辑令吧？我说要发通辑令也无效了，阁下的脸痴肥了一圈，下巴多了两层，拿着照片都对不上号。夫妻俩个都笑了起来。来了些小孩子，有一个背着书包。有人就嘲笑他了：书包顶什么用？没有吃的也得饿死。小孩子就惭愧起来。另外一个孩子就自豪地叫起来我有吃的。是一盒月饼。又有人笑起来。还有个小孩子什么也不带，就抱一个毛绒绒的大白兔，问他：没有吃的，又没有书包，毛绒白兔顶什么用？孩子光是傻笑。
余震渐渐消失了，大家准备回家，那边又哄笑起来。原来是一个研究生的故事。刚才乱轰轰的，把她吵醒了。她从床上坐起来，问什么事，告诉她是地震。她一听松了口气：我还以为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说罢倒头便睡，至今未醒。
这故事大概已经说了五遍，每一遍都引起由衷的轰笑。
这个场景，在后来，反反复复地讲述，每一次，都增添一些愚蠢的、可爱的细节。
庙里的猪头和夏娃
当了三十八年的教书匠，最有味道的休闲，不是看风景，不是逛公园，而是和多年不见的学生聊天，尤其是在出差的期间。电话铃不断响起，一个又一个不速之客满脸是真诚的惊喜，让你心灵深层那沉睡记忆享受到复活的欢乐。一刹那，十多年的时间间隔顿时消逝，往事变成了眼前的现实，年青的感觉很快扩散到全身的每一个毛孔。
那满是中年沧桑的脸上恢复了往日永远没有正经的调皮鬼的表情；那洋溢着成熟的智慧的女博士突然变成了当年那美丽的傻丫头。而在校期间以发表精致的牢骚而自得的家伙，在走向生活的过程中，牢骚发得越是精彩，苦头越是吃足；本来早已变得老成了，此刻为什么又信口开河起来？他故意夸张了往日可笑。那是为了我呢，还是为了那正好也在场的他当年所崇拜的校花？那在桌上抓紧时间吃水果的孩子，是哪里冒出来的？早在他的父母舂心萌动的时候，我是第一个知情者。文化革命时期，高等教育部有明文：大学生不能谈恋爱。还是有抵抗不了人性的的亚当来到我宿舍，悄悄对班上的夏娃评头品足。消息走漏，不但没有带来严重后果，反而使得沟通的程序变得直截了当。当班主任反复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时候，男孩子的胆怯和女孩子的大无畏恰成对照。那传颂一时的名言还记得吗？
我就是要谈恋爱，你怎么样？这样的姑娘如今已经是一所中学权威。
大家都开怀大笑了，在笑声中，一起享受青春的的回忆。
只有一个人例外，他把微笑深藏在木然的表情背后。这引起了大家一致的声讨嚷着叫他放下平时当领导的臭架子。而他却平静地说广我和你们不一样，我在任何时候都是倾听、倾听，而你们却可以自由地、潇洒地嘻笑。
为了报复他，我把当年的故事端了出来：他怀着自卑感，来自边远地区，在同学们分析着班上的女夏娃的时候，他悠然的名言是别痴心狂想了，那些都是庙里的猪头——有了主的。这句话广为流传。没有想到偏偏有一个庙里的猪头愿意成为他的夏娃；这是班上一位高材生，能歌善舞。她一看到他脸就发红。以为他是很高傲的，不敢造次，居然胆怯地托了他一个老乡来，试探军情。而他还以为是这位老乡要捉弄他，唯恐上当，请了我去作最后的决策。我把他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银样躐枪头。于是，从他脸上冒出了庙里的猪头的喜洋洋的红色。双方第一次单独相处，他竟然忘了准备了多日的浪漫的抒情，第一句话竟是：
你是不是要让我到你们那个家去做女婿？
故事使得大家笑得弯了腰，岔了气。他终于忍俊不住，脸上先是泛出了红色，只是，仍然蹩着，越蹩越红，直到带上庙里猪头的颜色，才笑了出来。
他终于忘记了他的领导身分，忘掉了他的所谓倾听原则，在滔滔不绝地补充起当年愚蠢的细节时，他恢复了青春的感觉。
